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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救济总署在苏联的活动结束后，苏联政府逮捕了几百名曾在美国救济总署各地区分部工作过的俄国人，指控他们为了华盛顿的利益和金钱从事反革命间谍活动。苏维埃方面称这些被逮捕的人早就处于国家政治保安局的监视之下，只是对其逮捕推迟到救济总署的工作结束之后。逮捕美国救济总署从前的俄方雇员引起胡佛的强烈愤慨。《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后来曾就此事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写道：“一开始我理解他的愤怒，但很显然，在美国救济总署雇佣的8万人中有不少滥用自己的地位从事国家政治保安局认定的犯罪行为。”[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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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承认，并非所有的美国救济总署工作人员的行为都与其在俄国的崇高使命相符。在克里木，当地的居民特别是鞑靼居民对美国救济总署工作人员的印象欠佳。因为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美国救济总署工作人员还要求苏维埃方面为其提供别墅，他们不愿用普通的碟子吃饭，想喝陈年的葡萄酒和香槟。[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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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圣诞前夕，美国救济总署的一些工作人员试图通过走私将珍宝、皮毛和艺术名画偷运出境。由于这些物品在苏维埃海关通常要征收很高的出口关税，所以他们把这些物品与美国救济总署的外交邮件放在一个箱子里，严重违反了苏维埃海关法律。苏维埃方面曾当着美国救济总署在俄国的副总负责人克文的面打开箱子，结果证实了美国救济总署工作人员从事走私活动的猜测。经过调查，克文很快开除了其手下的5名工作人员。苏维埃政权利用这一事件指责在俄国的美国人“贪财”、“是阶级异己分子”。在《消息报》上还出现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他们如此援助！》。文章中说，走私事件是“文明”的美国人在“不文明”的俄国行为的典型事例。对于《消息报》这篇评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兰杰尔在秘密报告中曾遗憾地指出：“在《消息报》发表有关走私的报道后，我们与美国救济总署的关系开始急剧恶化。”[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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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救灾工作的深入和形势的发展，苏维埃政府与美国救济总署在援助的目标上也发生了分歧。到1922年秋，俄国各地的灾情得到了缓解。苏维埃政府此时最关心的是如何恢复经济，而不是单纯地给饥民提供援助。用加米涅夫的话说，对于布尔什维克党来说首要的任务是改良耕地、改造运输系统，最大限度地减少粮食歉收现象再次发生的可能性，而不是单纯地养活一些孩子，使他们不至于在下一年到来之前饿死。而美国救济总署对援助目标的看法却与苏维埃政权存在明显差别。从一开始，救助饥饿人群就是美国救济总署前往俄国的主要目的。在美国救济总署的官方声明中曾经指出：“援助将只提供给饥饿的人群。”胡佛也曾经说过：“任何恢复俄国经济生活的建议都应受到批评。”当两个农业公司的董事长给胡佛写信，希望通过他领导的美国救济总署向俄国供应拖拉机时，胡佛回答说：“我的组织从来没有做过向苏维埃国家提供拖拉机和其他技术的生意。”显然，美国政府反对向苏维埃俄国提供任何旨在恢复其经济的援助。[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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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秋，苏维埃政府声明，俄国的饥荒已经基本消除，同时宣布了与饥荒造成的后果作斗争的新方针。新方针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工业和农业。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22年9月12日的决定，救助饥民的中央委员会被改为与饥荒后果作斗争委员会。苏维埃政府工作方针的改变，使救济总署与苏维埃政权的关系进一步复杂起来。[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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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国政府了解俄国决定向国外出口粮食后，救济总署与苏维埃政权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尽管加米涅夫称，俄国出口粮食的数额并不大。但是对于出口粮食的这一做法在苏俄国内就有人提出异议。例如，在国内一家刊物上有人提出：“不能靠饿着我们俄国人的肚子来发展粮食出口。”在后来一次部门会议上，中央统计局的代表波波夫也提出：“如果我们把一部分粮食运到国外，同时又从国外得到慈善救济，这样的做法不太合适。”[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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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苏维埃出口粮食，美国方面的反应更加强烈。胡佛和哈斯克尔表示，俄国出口粮食使美国救济总署的援助面临着危险。美国的报纸上用大标题醒目地写着：“用武力和狡猾的阴谋赢得和平，这就是红色俄国人的把戏吗？”“俄国一边要救济、一边卖粮食”，“苏维埃卖了很多粮食！”[59]1923年春，美国救济总署决定离开俄国。5月末，美国救济总署向苏维埃政府正式通知了这一消息。到1923年夏，该组织的所有美方工作人员全部返回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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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美国政府和人民的人道主义援助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我们无法否认，美国政府在对俄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背后，暗含着一定的政治动机，即：美国政府试图利用俄国发生严重饥荒，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产生动摇和怀疑之机，通过粮食援助来促使布尔什维克党政权尽早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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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19年3月，胡佛在致威尔逊总统的信中就提出了有关利用粮食援助来与布尔什维克作斗争的计划。胡佛认为，“革命的钟摆还要向后，向某个适中的位置摆动”，国际武装干涉不能达到目的，这是因为美国人民不同意这种干涉，士兵们也不能抵抗“布尔什维克的感染”。所以，他建议向苏俄派遣“中立”的委员会以组织粮食干涉。因为“这样一来就有时间来决定……俄罗斯人民本身是不是要向后摆动，趋向中庸之道。而这些思想（此处指布尔什维主义——作者注）就会不攻自破”。可见，胡佛认为对俄国的援助是“保证共产主义崩溃的最好方法”。[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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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国援助苏俄饥民的政治动机，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并不讳言。例如，1921年12月美国国会在讨论拨款2000万美元来援助苏维埃饥民的法案时，参议员肯翁指出：“这不仅仅是一种捐赠，也是一种坚定的经济政策。我们缓解了国内局势，同时也排除了我们纯粹的慈善活动的性质。”另一名议员罗格尔斯也认为：“众议院很多议员担心，援助法案将对正在灭亡的布尔什维克制度提供帮助。显然，他们的担心是自然的，但完全没有道理。问题在于，如果说等待做出决定的法案有某种政治意义的话，那么它将迫使布尔什维克制度更快走向灭亡。”[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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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苏维埃政府在1923年7月10日专门通过决议，对美国人民和美国救济总署对俄国饥民提供的援助表示衷心的感谢，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美国人民通过美国救济总署向其提供的援助”。但是在私下里，苏联官方却对美国援助俄国的真正动机持另一种看法。在目前已经解密的1921年10月17日苏维埃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信息公报中说：“……美国政府支持胡佛开展工作的主要目的是让俄国人进一步了解美国，同时把大规模援助饥民的活动当作反苏维埃制度的一种宣传，顺便利用胡佛的人员来搜集和扩充他们所需要的俄国情报，没有任何理由怀疑美国政府和胡佛试图利用胡佛的组织及其在俄国的间谍达到其直接的反革命目的。”[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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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严重分歧，整个20世纪20年代苏联没有实现与美国和平共处的愿望，与美国的经济贸易关系也因此受到严重影响。只是到30年代初，国际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苏美才从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暂时搁置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和斗争，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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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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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世界性经济危机与峰回路转的苏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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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一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美国作为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工农业生产遭受严重冲击。1929年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为40%，但到1933年末，美国的工业产量却仅相当于1929年的65%。在美国国内市场严重萎缩，市场需求几乎缩小到最低限度的同时，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为保护本国市场，高筑关税壁垒，极力抵制美国商品涌入，致使美国对外贸易大幅滑坡。与1929年相比，1932年美国的出口额减少了69.4%，进口额减少了69%。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的困扰，美国迫切希望寻求和扩大商品销售市场。[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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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美国遭受惨重经济危机之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正以资本主义国家前所未有的速度飞快发展。到1932年，苏联完成了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苏联的工业产量大大增加，并先后建起了一批大型重化工业企业。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设备特别是工业设备需求强劲，成为世界市场上西方技术和机器设备的最大买主。1931年苏联购买的机器设备约占世界机器设备出口总量的30%，到1932年这一比重上升为50%。1929～1933年，苏联用于购买机器设备的外汇开支达60.1亿卢布。[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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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苏联机器和设备的主要提供者之一。1929～1930年，美国有36个州的几百家企业参与制造苏联的订货，尤其是威斯康星州、伊利诺斯州、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据统计，1931年苏联所购买的美国机器设备约占美国机器设备出口总量的5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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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不仅是巨大的商品销售市场，也是重要的原料供应地。锰、镍、铅、铬等是美国奇缺的矿物原料，国内几乎不能生产，主要依赖进口。1929年美国所需的锰矿有一半以上是从苏联进口的。[66]除矿物原料外，美国还需要进口苏联的锯材、羊毛、小麦等商品。与其他国家相比，苏联供应的商品不仅质量较好，而且价格大大低于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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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由于没有外交关系，美苏两国的贸易关系极不稳定。首先，苏联很难得到美国提供的长期贷款和签订长期的贸易合同。由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苏联欠美国的债务问题又长期得不到解决，美国许多大银行都不愿意向苏联提供贷款。在银行严格限制提供贷款的条件下，美国公司很难接受苏联的订货。它们通常只接受苏联的现金支付方式，而避免接受苏联的汇票，因为银行对苏联的汇票采取不信任的态度。即使一些公司可以为苏联的订货提供贷款，但贷款条件十分苛刻，贷款利率很高。其次，美国国内反苏势力的宣传活动也给两国贸易关系带来不小的阻力。1930年3月24日美国保护宗教和少数民族权力委员会通过决议。决议声明，如果苏联不停止在国内破坏教堂和迫害信仰宗教的人士的行动，美国将不会承认苏联。1930年2月罗马教皇还公开号召对苏联进行“十字军”征讨。美国劳联负责人还指责苏联驻美机构——苏美贸易公司暗中支持美国的共产主义宣传活动，并为这种活动提供拨款。苏美贸易公司因为没有正式的法律地位而得不到司法保护，美国很多贸易公司和银行都避免与其直接进行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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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国贸易关系处于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胡佛政府从顽固的反苏立场出发，对苏联的出口采取了许多歧视性措施，致使苏美贸易关系严重恶化。美国指责苏联按倾销价格抛售商品，并据此对从苏联进口的许多商品征收反倾销税。被课征反倾销税的商品包括火柴、石棉、木材、无烟煤、种子和其他商品，约占美国从苏联进口额的1/4，反倾销税平均提高到59%，给苏美贸易带来很大的困难。1930年美国还通过一项新的关税法，该法令307条规定，禁止使用囚犯劳动或强迫劳动的商品输入美国。美国的新关税法要求进口商必须证明，它们进口的商品在生产过程中并没有使用强制劳动。1930年5月美国以使用强制劳动和倾销为名禁止苏联产的火柴进入美国市场，随后，又宣布禁止苏联的木材和锰矿入境。1930年12月，美国农业部还出台了有关不承认苏联的兽医卫生许可证的决议。美国对苏联出口商品采取歧视性措施的同时，还极力怂恿一些欧洲国家也抵制苏联的商品。1930年8月，美国财政部长梅隆访问欧洲，其目的是呼吁欧洲国家也抵制苏联的商品。在他的鼓动下，法国在10月宣布对从苏联进口的商品实行许可证制度，随后，南斯拉夫、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比利时也对苏联商品采取了抵制措施，结果导致苏联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大大缩减，苏联政府不得不增加从德国和英国的订货。由于苏美贸易关系的恶化，到1933年，苏联对美国的出口额仅为1929年的32.25%，从美国的进口额还不到1930年的6.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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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越来越多的美国工商界和政界人士开始认识到，美国对苏贸易歧视政策最终损害的是美国自身利益，美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苏联这个拥有巨大潜力的销售市场和重要的原料供应地。因此，从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美国必须尽快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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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美之间的经济贸易活动不仅有利于美国实业界，也有利于苏联的经济建设。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28～1932年），苏联从美国进口了大量的拖拉机、金属加工机器、挖掘机、电力设备、汽车等。美国的技术援助更是对苏联的工业化建设起到明显推进作用。1928～1929年苏联与美国共签署了132个技术援助合同。这些援助合同涉及由美国公司负责向苏联提供开采煤炭、制造汽车、拖拉机、建设第聂伯河水电站，以及生产收音机和各种仪器设备等方面的技术。对于美国技术援助对苏联工业化的重要作用，斯大林曾做过公正评价。他认为，苏联约有2/3的大型企业是在美国的援助下建立起来的，尤其是福特先生帮助苏联建立了拖拉机和汽车制造工业。因此，为了加速苏联工业化建设，与美国建立正常的经济贸易关系已经成为苏联外交的迫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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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性经济危机不仅给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带来严重破坏，也使国际政治局势发生深刻变化，这种变化成为日后苏美外交关系转变的前提条件和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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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国际局势的变化首先是与日本日益加深对中国的侵略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危机爆发后，资源贫乏、市场狭小、经济基础脆弱的日本受到严重冲击。面对日益加深的政治经济危机，日本军部法西斯势力力图通过发动战争来实现其摆脱经济危机和对外侵略扩张的目的。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蓄意炸毁了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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