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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国内对大清洗的研究，最早是索尔仁尼琴在国外出版的《古拉格群岛》[11]，作者因此被授予诺贝尔奖。麦德维杰夫于1971年在美国出版了《让历史来审判》，系统评述了大清洗的历史。该书1974年发行了俄文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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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后，俄国学术界发表了许多综合性的研究论文和专著。[13]此外，还进行了专题性的研究，如对军队中的镇压问题[14]，对检察院和内务部的工作情况[15]都作了专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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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凡谈到苏联历史时都大谈特谈大恐怖的问题，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罗伯特·康奎斯特的《大恐怖：斯大林在三十年代的清洗》，库尔图阿等人的《共产主义黑皮书》等。[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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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也十分重视这一课题，并就镇压的规模等问题展开争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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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关大清洗的档案资料在陆续解密，研究也在不断深入，但问题仍然十分多。再加上这一运动同政治、道义等方面的密切关联，学术探讨经常掺杂着政治争论和情绪对抗，以至有时完全失去了学术内容。一些人用它说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尖锐阶级斗争的表现，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另一些人则把它当作否定苏联式社会主义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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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不清楚或说存在争议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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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大清洗中许多重大案件由于缺乏确凿的资料而内幕不清楚。一些学者凭片面材料或凭直觉提出自己的判断，因此各不相同甚至完全对立。如基洛夫被暗杀，究竟是尼古拉耶夫的个人行为，还是内务部或是斯大林指使的，对此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又如，军队中是否有反斯大林的计划，也有争论。多数人否认有阴谋存在。少数人持不同看法，说斯大林对将军们的镇压是正确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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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对大清洗、大镇压的时间和规模看法不一。有人把它限于1937～1938年，说遭到镇压的只是司法机关判处死刑的68万人。有人则把整个1930年代都视为大清洗大镇压的年代，并认为有很多人不是司法机关判处死刑的，还有更多死于监狱或劳改营的人。此外，还有人把遭受迫害的富农分子、富裕农民以及被迁徙的少数民族也计算在内。他们认为遭镇压的有300万～800万，遭迫害的则多达数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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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关于发生大清洗、大镇压的原因，有人说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镇压国内外敌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求所引发的。有人说是斯大林政权软弱造成的，因为“强大、稳固的制度是不需要靠大规模暴力进行统治的”。[19]苏联的大清洗不具有事先计划好的性质，它是政府迫于社会的压力，迫于下面对各级官员的不满才不得不采取的行动。有人则反驳说，是政府利用群众对现状的不满和对维权的无知，有意制造的。大清洗并非群众的要求和自发行为，是领导把群众变为迫害运动的参加者和支持者。[20]有的人说是领导的认识发生偏差，夸大资本主义复辟危险，夸大战争威胁所导致的。还有人说是斯大林模式所决定的，说暴力专政是斯大林体制的最基本色彩，“恐怖是斯大林秩序的基础”。[21]大清洗是斯大林专权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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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关于大清洗的错误性质，或说是肃反扩大化，或说是原则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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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关于大清洗的后果影响，究竟是为后来的战争提供胜利保证，还是造成战争前期的失利，是巩固了苏维埃政权还是埋下了布尔什维克党失权的祸根，一直有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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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关于谁应对大清洗的错误承担主要责任。有人认为是斯大林个人，或是斯大林为首的中央领导。有的人说是地方官僚，他们为确保个人的地位而肆意扩大清洗规模。还有的人认为是反对派分子，说“托洛茨基分子和反对派分子在这件事上抓住了党的清洗方针，同过去许多事情一样，把这个方针歪曲到荒谬的地步，使清洗变成了真正的血腥疯狂的行为”。[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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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拟利用目前已经掌握的档案文献，考察大清洗的历史过程，并参与上述问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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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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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一 危机出现和大清洗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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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1930年代的大清洗是在国内矛盾激化，危机日益显现的背景下，经过长期酝酿发展和多方准备后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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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斯大林战胜最大的对手，把托洛茨基一派开除出党，接着又将布哈林等人排斥出领导岗位，确立了自己在苏联至高无上的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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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独掌大权后，采用行政暴力的手段全力推进自己规划的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运动，虽取得了耀眼的成果，但同时也产生诸多严重问题。经济畸形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由于人为地加快重工业的发展而下降，强制和半强制劳动范围不断扩大，强迫命令和惩罚判刑力度日益加大，社会由此动荡不安。用巨大代价建成的新社会也远不像宣传的那样理想，一般群众直至各级党政领导人日益对现行政策产生疑问和意见。一些新提拔起来的领导人骄横跋扈，独断专行，营建个人专权的小王国。不安定因素在增长，危机苗头开始显现。在这一动荡时刻，斯大林不是调整政策，缓解矛盾，而是不断加强他所喜爱的专政手段。他陶醉于已取得的成绩，力图用清洗和镇压来扩大自己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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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出现粮食收购危机。斯大林采取非常措施对付农民；同时，对党政干部进行清洗镇压。1929年4月，第十六次党代表会议通过《关于清洗和审查联共（布）党员和预备党员》的决议，决定“实行总清党”，清洗“暗藏的托洛茨基分子”，“清洗一切非共产主义分子、蜕化分子、异己分子、官僚主义分子、混进党内的分子、自私自利的分子和以官僚态度对待自己职责的分子”[23]，开始对党内一切不忠、不满直至反对斯大林政策的分子，对一切可能是敌人的人进行清理。与此同时，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前非布尔什维克党成员的大规模镇压活动也悄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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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后，生产事故不断发生，群众十分焦虑不满。国家政治保卫局于1928年逮捕了顿巴斯煤矿沙赫特地区的50名苏联工程技术人员和3名德国顾问。7月，进行审判，指控他们建立反革命组织，破坏生产。49人被判刑，其中5人被判处死刑。此后，全国掀起了清除“沙赫特分子”的政治运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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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宣布破获“拯救乌克兰联盟”（Союз вызволения Украины），其领导人是乌克兰科学院副主席С.О.叶弗列莫夫，说他们宣扬资产阶级民族文化，同波兰秘密订约，企图把乌克兰从苏联分离出去。这一指控是毫无根据的。但1930年春，仍对40多人进行公开审讯。主要领导人最初判处死刑，后改为8～10年监禁。[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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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宣布破获“劳动农民党”（Трудовая крестьянская партия），其领导人是副粮食人民委员、著名经济学家Н.Д.康德拉季耶夫，以及经济学家А.В.恰亚诺夫、Л.Н.尤罗夫斯基、农学家А.Г.多亚连科，说该党在农业部、财政部、合作社系统、农业科学研究院等处都有地下秘密组织，共有党员10万～20万人；指控该党准备通过武装起义来夺权，商定未来政府的首脑是康德拉季耶夫。在没有对该案件进行公开审讯的情况下，1930年9月25日，秘密宣布判处康德拉季耶夫等48人死刑。[26]1930～1932年，因隶属“劳动农民党”而被逮捕的有1000多人。[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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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1月25日至12月7日，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公开审判了“工业党”（Промпартия）案件。交付法庭审判的有热工学院院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成员Л.К.拉姆津教授、国家计委燃料部主席В.А.拉里切夫、国家计委生产部副主席И.А.卡林尼科夫、国民经济委员会科技会议主席Н.Ф.恰尔诺夫斯基等8人。说“工业党”有2000多人，是“资产阶级技术知识界上层反革命分子集团”，同外国反动分子有联系，“企图在苏联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间谍破坏活动”，还准备在边界制造事端，让法国、波兰、罗马尼亚等国进行武装干涉，日期定在1930年，后因缺乏有利条件，延期到1931或1932年。结果，多数接受审判的领导人被判处死刑。在这个案件审讯过程中及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西方为此掀起了大规模的反苏运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不得不决定对“工业党”领导人减刑，改判为不同期限的监禁。但7～8年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依然被枪决。[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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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侦讯“劳动农民党”案件的同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局长Г.Г.亚戈达于1931年2月23日下令“立即对苏维埃机关和经济机构中的前、现和流放过的孟什维克的实际工作进行审查，逮捕所有涉嫌进行破坏以及和非法组织有联系的人，并进行侦查”。[29]这以后，许多人被逮捕。3月1日，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中央联盟局”（Союзное бюро ЦК РСДРП，меньшевиков）案件进行公开审讯。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成员В.Г.格罗曼，国家银行管理局成员В.В.舍尔，俄罗斯联邦商业人民委员部下属对外贸易垄断研究院工作人员、作家Н.Н.苏哈诺夫，经济学家、国民经济学院教授А.М.金斯堡，商业人民委员部供应部副主任М.П.雅库博维奇，作家В.К.伊科夫，马恩研究院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教授И.И.鲁宾等14人被交付法庭。这些人原来是孟什维克，但已经在1920～1922年宣布退出孟什维克。公诉人指控他们后来又秘密加入孟什维克党，并组成这个党在苏联境内的领导总部；指控他们从1928年起就开始活动，与“劳动农民党”、“工业党”联合，妄图颠覆苏维埃政权。但是，法庭没有提出任何一份相关的书面文件资料来证实这些指控。法庭审讯受到西方国家特别是第二国际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在国外强大反对声中，法庭仅判处他们以5～10年的监禁。这些人后来大多死于流放地（格罗曼、舍尔、金斯堡等）或被枪毙（苏哈诺夫、鲁宾等）。[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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