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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4250 1932年底,联共(布)中央又揭露了“斯米尔诺夫反党集团”。А.П.斯米尔诺夫曾是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成员,1912年进入党中央,历任土地人民委员、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党中央书记、食品供应人民委员。同他一起被揭发的还有国内战争参加者、副内外贸易人民委员Р.П.爱斯蒙特和交通人民委员В.Н.托尔马切夫。他们在工人中开展活动,提出了解散集体农庄,改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工会与国家分开,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等要求。1933年1月12日,党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通过《关于爱斯蒙特、托尔马切夫、斯米尔诺夫等人的反党集团》的决议,谴责他们“建立了秘密的派别集团”,进行反党活动,决定将爱斯蒙特和托尔马切夫开除出党,将斯米尔诺夫开除出党中央。1936年,爱斯蒙特在一次车祸中去世。斯米尔诺夫、托尔马切夫则在后来被枪决。[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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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4252 不久,又揭发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斯克雷普尼克集团”。Н.А.斯克雷普尼克于1897年入党,历任乌克兰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联共(布)中央委员、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1920年代,乌克兰内部有一股要求民族独立的势力。斯大林把这股反苏维埃的民族势力同斯克雷普尼克联系到一起。被软禁的斯克雷普尼克知道此事后于1933年自杀身亡。[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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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4254 1933年1月12日,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通过《关于清党》的决议,同意政治局1932年12月10日关于在1933年进行清党的决定,试图以此制止党内不满和反对情绪的扩散。清党运动原定在5个月内完成,实际进行了一年半。200多万党员中,18%的党员被清除出党,其中15%的党员是自愿退党的。[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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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4256 在不断扩大清洗镇压规模的同时,斯大林大力宣扬党内外冲突激化的必然性和采取严厉镇压政策的正确性,把暴力理论系统化,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1928年7月,斯大林提出,“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39]1929年,他在《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的报告中,专门讲了阶级斗争尖锐化的问题。他认为,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在社会主义的进攻面前,反动阶级的本性决定他们必然会反抗,他们的比重虽然在下降,但其绝对增长还是有的。斯大林说,“历史上还没有过垂死的阶级自动退出舞台的事情。历史上还没有过垂死的资产阶级不试图用尽全部残余的力量来卫护自己的生存的事情”。资产阶级“愈来愈比我们弱。正因为他们愈来愈弱,他们才感到自己的末日到了,于是不得不用尽一切力量,采取一切手段来进行抵抗”。[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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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4258 1930年,斯大林进一步讲到国外敌对阶级对国内阶级敌人支持的问题。他在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讲道,“资本主义包围——这就是说,苏联周围存在着敌对的阶级力量,它们决心要在精神上,在物质上,或用财政封锁的方法,必要时甚至用军事干涉的方法来支持我们苏联内部的阶级敌人。事实证明,我国专家的暗害活动,富农的反苏维埃活动,焚烧和炸毁我们的企业和建筑物的行为,都是受到外来的资助和怂恿的”;还说,资产阶级的更加激烈的反抗,必然会反映到党内。[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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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4260 1933年1月,斯大林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中,再次强调阶级斗争的问题,说“阶级的消灭不是经过阶级斗争熄灭的道路,而是经过阶级斗争加强的道路达到的”。他还把资产阶级反抗同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的活动联系在一起,认定他们是要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他说,“苏维埃国家威力的增长一定会使垂死阶级的最后残余的抵抗加强起来。正因为他们正在死亡,他们已经面临末日,所以他们一定会从一种袭击形式转到另一种更猛烈的袭击形式,向居民中的落后阶层呼吁,发动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这些从前的人物用尽一切危害和诬蔑手段来反对苏维埃政权,并企图以此发动落后分子。在这个基础上,过去的反革命政党即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残兵败将,中部和边疆地区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残兵败将是能够复活和蠢动起来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分子中的反革命余孽是能够复活和蠢动起来的”。[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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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4262 斯大林一方面把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看作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另一方面又认为当苏联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了”,没有阶级对抗了。为了消除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他日益把斗争尖锐化归结为资本主义国家在苏联进行间谍恐怖活动的加强,把清洗镇压对象定性为帝国主义代理人、间谍特务。[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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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4264 1937年,斯大林在《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的报告中指出,“现代的托洛茨基主义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而是暗害分子、破坏分子、特务、间谍、杀人凶手组成的一伙无原则和无思想的匪帮,是受外国谍报机关雇用而活动的工人阶级的死敌组成的一伙匪帮”。他将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总结为,“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住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44]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为人为制造和激化分歧、斗争开辟了道路,为掩饰政策和工作的失误提供了借口,为排斥异己、维护小集团利益提供了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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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4266 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被确定的同时,斯大林不断加强国家的治安机构。原来有直属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ОГПУ),负责侦察和审理反革命案件。一般刑事案件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处理。1934年7月10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并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大清洗、大镇压统一由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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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4268 1934年,亚戈达出任内务人民委员;1936年9月,Н.И.叶若夫接任;1938年12月,改由Л.П.贝利亚担任。这三人,特别是叶若夫,是大清洗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他们疯狂迫害无辜者,最后自己也落个被解职、被枪毙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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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4270 根据1924年宪法的规定,苏联设有法院。1934年,又设置了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和区军事法庭,负责审判重大案件。此外,在1933年设置了检察院,第一任检察长是И.А.阿库洛夫。А.Я.维辛斯基最初是副检察长,1935年升为检察长。按法律规定,内务部机关必须先向检察长提交说明逮捕理由的决议以及相关的文件资料,经过检察机关审核批准后,内务部机关才能进行逮捕。宪法明确规定,“任何公民,非经法院决定或者检察长批准,不受逮捕”。随后的侦讯,内务部应遵守刑事诉讼法典的规定,并在检察机关的监督下进行。最后由检察机关负责起诉,法院进行审判。但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实际上并不受司法检察机关的限制监督,可以无视法律的规定,自行其是。内务部通常是在没有司法检察机关同意下,自行逮捕人。审讯也是由内务部工作人员主持进行,检察人员通常是不参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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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4272 1934年11月5日,内务人民委员部设置了特别会议(ОСО)以及下属的共和国、边区和州的三人小组。特别会议可以绕过法院自行审判,并且通常是在被告、证人、律师、检察官不在的情况下作出判决。1935年5月25日,这一权力扩大到地方的三人小组。它一般由地方检察长、内务部地方局负责人和警察局长组成。1937~1938年,与三人小组并列工作的还有两人小组,其正式名称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苏联检察长委员会,由这两个机构的代表组成。三人小组和两人小组经常只审理案件的名单,不召见囚犯和见证人,不对审讯人员收集的材料进行审核,就作出判决,然后上报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和检察长维辛斯基。他们批准后,小组负责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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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4274 内务机关自成系统,各级地方机关只受上级机关的领导,不归同级地方党政机关管理,并且有权监督地方党政领导人的活动。如州党委第一书记无权过问州内务机构的事务,却受后者的秘密监视。根据《关于保护领袖的法令》,各级干部不通知内务部派去的警卫人员就什么地方都不能去;不接受警卫人员的监视也不能会见任何人。内务人民委员部实际直属党中央政治局领导。随着斯大林个人权力的膨胀,它日益成为斯大林个人控制和使用的工具。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这一特殊组成机制使它成为破坏法制、开展大清洗镇压活动的得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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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4276 苏联政府还颁布了许多有关惩罚镇压的严酷法律。党中央原来决定,政治案件未经党中央核定不准宣判处以极刑。但它经常遭破坏。政治局不得不在1931年4月20日重申这一规定。1932年8月7日,颁布保护财产的法律,加重对侵犯公共财产者的惩罚。9月16日,政治局决定取消党中央的上述决定,规定经苏联最高法院、加盟共和国最高法院以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委员会批准即可执行死刑。同年底和次年年初,政治局又批准乌克兰等地组成三人小组,授予判处死刑的最后决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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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4278 1934年6月8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关于客观参与》的法律,认定罪犯的成年家属不管是否参与、是否知情,都在客观上参与其事,都要承担责任。对逃往国外的家属、受其抚养的人,可判处流放西伯利亚5年。1935年3月30日的法令更加严厉,后来载入刑法第58条。它规定对偷越国境的军人和公民判处死刑,叛逃者的家属知其叛逃意图者判处10年以下的徒刑,其他成员判处5年徒刑。1935年4月7日,苏联中央执委会和人民委员会决定,可以对12岁以上(含12岁)的未成年人判刑事罪,直至判处死刑。后来,这条法律成为利用对小孩的惩治来折磨大人,胁迫大人认罪的工具。1935年5月13日,联共(布)中央通过决议,要求“无情地揭露人民的敌人并把他们消灭”。从此,“人民的敌人”这个含义不清的罪名便成为随意镇压无辜者的方便借口。1937年,联共(布)中央又根据斯大林的建议,做出了一项关于采用肉体感化的决定,把早已实施的严刑逼供合法化。内务人员据此更加肆无忌惮地毒打被关押的人,采取不许睡觉等折磨人的行为,甚至把人活活拷打致死,或受伤后死亡。[45]内务部人员还自己编造口供,强迫在押人员签署。[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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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4280 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指导下,在斯大林个人专权和治安体制缺乏民主监督、相互制衡、内务部依仗特权横行无忌的情况下,苏联不断扩大清洗镇压规模,日益走向全国性的大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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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4285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1706460258]
1706464286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二 基洛夫遇刺事件与大清洗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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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4288 1930年代初期,对党外人士的镇压声势浩大,而对党内的清洗还刚刚开始,而且是分散地、不太引人注目地进行着,也没有涉及最高层的领导干部。1934年1月26日至2月10日,召开了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会议相对比较平和,没有强调阶级斗争尖锐化。但这种平静只是表面的,乌云已经密布,雨点开始散落,只待一声惊雷就会掀起一场暴风骤雨。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被刺身亡,正是某些人期盼的惊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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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4290 谢尔盖·米龙诺维奇·基洛夫,原姓科斯特里科夫,生于1886年,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长期在高加索工作,1923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基洛夫支持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布哈林的斗争,积极贯彻和热情歌颂斯大林的政策。1926年,他接替季诺维也夫担任列宁格勒州委书记、联共(布)西北局书记,同年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基洛夫在列宁格勒的工作受到质疑。1929年9月初,《真理报》刊登文章,把列宁格勒的局势说成是“对党的无产阶级路线的歪曲”和“右倾的具体表现”。[47]同时,列宁格勒的一些工人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告密,说基洛夫曾同立宪民主党有牵连,指责他没有同反对派进行必要的斗争,要求撤销他的职务。基洛夫立即做出反应,开展清除“社会异己”分子运动。不久,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举行秘密会议,审查了基洛夫的问题。斯大林说,“基洛夫在《捷列克》报工作时犯有错误,他承认这点,但他有权同自由派报纸合作。提交呈文的同志没有正确评价基洛夫和正确看待他在列宁格勒的有益工作”。[48]斯大林的讲话使基洛夫逃过一劫,但也留下一个“犯有错误”的结论。1930年基洛夫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34年任党中央书记。但他始终不是斯大林最亲密圈子中的人。[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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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4292 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被称为“胜利者的代表大会”,代表们在会上狂热地歌颂斯大林,发言中提到斯大林的地方有1500多次。但欢呼的背后却是人们对现实诸多问题的担心,对中央领导的不满。1960年代初期,党中央主席团下属的什维尔尼克委员会仔细调查研究了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问题,证实在大会进行期间,在政治局委员Г.К.奥尔忠尼启则家里举行了秘密集会,发起人是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第一书记舍博尔达耶夫,参加者还有基洛夫、埃赫、米高扬、柯秀尔、彼德罗夫斯基等人。会议商议用基洛夫代替斯大林,但被基洛夫拒绝了。斯大林很快就得知了这件事,可能是基洛夫告诉他的。代表大会最后选举中央委员。选票上的候选人数目同应选出的委员数目一样多。代表可以把名字留下或划掉。赫鲁晓夫回忆说,“斯大林在全体代表面前,有意在拿到选票后看也不看就走到投票箱前投了票”。[50]这显然是要代表按照他的榜样去投票。Л.M.卡冈诺维奇还向一些代表建议,划去В.М.莫洛托夫、К.Е.伏罗希洛夫的名字,以防止斯大林的得票数少于其他政治局委员。选举结果,斯大林比全额少了近300张选票。选举委员会主席В.П.扎通斯基将情况告诉卡冈诺维奇。后者说,必须让斯大林比基洛夫多得一票。还有一种说法是,斯大林得知后命令将反对他的选票销毁。最后,扎通斯基向大会宣布投票的结果为,未投斯大林的有3票,未投基洛夫的有4票。斯大林实际上究竟得到多少选票,目前还不得而知。档案中保存有1059张选票,但宣布有1225位选举人,即少了166张选票,原因不详。[51]调查基洛夫被刺案件的什维尔尼克委员会的成员О.Г.沙图诺夫斯卡娅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她说,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时,有292张选票划去了斯大林名字。其中的289张选票被烧掉,因此在向代表大会宣布的记录里,只有3票反对斯大林。[52]选举委员会副主席韦尔霍维赫也说欠292张选票。[53]还有说欠160票和欠300票的。由于选举委员会的63名成员后来全遭迫害,其中40人被杀害,其他人则被关进监狱或集中营,活到1950年代中期的只有3人。这就使得这次选举的内幕更加扑朔迷离。至今还没有确切的档案资料能说清这次选举真相,其结果对斯大林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与基洛夫被刺案件有没有关系、有什么关系,都是尚未明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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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4294 1934年12月1日(星期六)下午4点多钟,基洛夫来到斯莫尔尼宫,上到三层后,贴身警卫鲍里索夫没有紧跟在基洛夫身后,而是在20步以外。基洛夫的前警卫库利涅夫1960年12月30日向苏共中央下设的委员会作证说,上级禁止他们离领导太近,“命令我们不得近于20~25步”。[54]而基洛夫作为政治局委员,有23名警卫。这时原本应在三层楼道值勤的警卫也不知为什么不在。基洛夫独自一人走向办公室。这时,隐藏在楼道的凶手得以从背后向基洛夫头部开枪射击。据州统计局负责人米·罗斯里亚科夫[55]回忆,他应基洛夫的要求,这天带统计材料到斯莫尔尼宫三层的州第二书记丘多夫的办公室。那里,已经聚集了20~25位市和州的领导人等待基洛夫开会。突然听到两声枪响,大家冲出门外,看见基洛夫倒在门左边的地上,头部中枪。门右边躺着一个男子,右手拿着枪。他放的第二枪不知是要把自己装作受害者还是要自杀。人们把基洛夫抬进屋内平放在桌上。内务部列宁格勒地方局局长梅德韦季急忙赶到斯莫尔尼宫时,竟然被不认识他的警卫挡在门口。这些警卫是从莫斯科调来的,在没有得到梅德韦季的指令情况下就替换了原有的门卫。医生来后,确认基洛夫已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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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4296 凶手是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他于1920年加入共产党,先是内务部工作人员,后任联共(布)历史研究所职员,后来被开除出党,1934年4月失业。他在日记中说,“我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我和我家(5人)很快就要被赶出住所流落街头”。[56]而尼古拉耶夫的母亲和公诉人都说他失业3个多月,但是活得很好,还在城外有别墅。1934年11月5日和10日他曾两次企图行刺,未成;被捕后,不知为什么又被释放了,并且没有没收他的手枪。尼古拉耶夫是怎样钻进斯莫尔尼宫的,又是怎样接近基洛夫的,目前都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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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4298 基洛夫被刺后的第二天,斯大林、日丹诺夫、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叶若夫、亚戈达和其他党政领导人赶到列宁格勒。斯大林亲自领导了基洛夫案件的侦讯工作。在审问了尼古拉耶夫之后,准备审问鲍里索夫。可是押解鲍里索夫的竟是一辆一般卡车,而且在半路发生了车祸。卡车司机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向中央主席团讲述了当时的情况:当卡车正在行进时,坐在司机旁边的内务部人员抢过方向盘,把汽车开过人行道,直往墙上撞。汽车撞墙后停了下来,没有一个人受伤,只是汽车右前灯碰坏了。接着在车厢内,发生了一些事情,鲍里索夫当场死亡。在医疗鉴定书上写的是,鲍里索夫死于车祸。1959年,幸免于难的几位医生证明,鲍里索夫是由于金属的东西打在头顶上而死的。后来,鲍里索夫的妻子也被杀害了。司机则被关进集中营。[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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