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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新宪法顺利通过。斯大林抓住人们欢庆社会主义胜利的时机，进一步打击前反对派的领导人。1937年1月23～30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在莫斯科举行第二次公开审讯。检察长维辛斯基提起公诉，指控皮达可夫等人根据托洛茨基的指示，在“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总部”之外，于1933年在莫斯科建立了一个“托洛茨基反苏平行总部”，指控他们在新西伯利亚等城市建立了地方总部，在库兹巴斯等地进行破坏煤炭生产、铁路运输的活动，还图谋暗杀莫洛托夫。他们的罪行比“联合总部”更为严重，不仅进行恐怖活动，而且替日本和德国情报机关从事间谍活动，图谋推翻苏维埃政权。被告承认自己有罪，说这是为了揭露和粉碎托洛茨基主义。1月23日，皮达可夫在法庭上供认，他于1935年12月利用出差柏林的机会，乘飞机秘密前往奥斯陆，在赫利尔机场着陆，与居住在挪威的托洛茨基密谈。1月25日即皮达可夫供认后的第三天，挪威《晚邮报》发表一条通告：赫利尔机场的官员肯定地声明，1935年12月间没有任何民用飞机在那里着陆，皮达可夫来奥斯陆会见托洛茨基一说，完全不能相信。挪威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工人日报》也于1月29日刊登消息：根据官方的航空日志记载，1935年12月没有任何外国飞机在该机场着陆。穆拉洛夫在法庭上说：“在过了将近8个月之后，我对自己说，还是让我个人的利益服从国家的利益吧。我为这个国家奋斗了23年，为这个国家在三次革命中英勇战斗，曾经有数十次生命危在旦夕……假定说，甚至要把我关起来或者枪毙，那么我的名字无论对现在还在反革命阵营里的人，还是对逐渐长大成人的人来说，都将有一种代表意义。”[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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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月30日，军事审判厅仅凭被告人的口供就判决皮达可夫、谢列布利亚科夫、穆拉洛夫、利夫希茨等13人死刑，索柯里尼科夫、拉狄克、阿诺尔德——10年监禁，米·斯·斯特罗伊洛夫——8年监禁。13人当即被枪决。阿诺尔德、斯特罗伊洛夫在1941年被缺席判处枪决。索柯里尼科夫、拉狄克在1939年5月被同室囚犯打死。[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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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谋组织军事政变”的“托洛茨基反苏军事组织”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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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国际局势日趋紧张。斯大林对一批有职业素养和独立见解、又在军队中享有声望的将领不放心，对他们批评自己提拔的不懂得现代化军事科学的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更是感到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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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4月9日，红军情报总局局长乌里茨基向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报告说，柏林盛传在将军们中间存在着反对苏联领导人的派别的谣言，但又说人们都不大相信这种传闻。叶若夫也呈送了一份从巴黎搞到的白俄侨民组织“俄国军人大同盟”的材料，说苏联有一批高级指挥员正准备发动政变，为首的是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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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生于1893年，曾在沙皇军队服役，任大尉。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国内战争期间先后任东线第一集团军司令，南方方面军副司令，西方方面军司令。1919年12月28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鉴于第五集团军司令员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同志在英勇的红军向东部胜利进军（这次进军以攻占鄂木斯克为结局）中，作战勇敢，善于发挥主动性，能当机立断，指挥有方和精通本行业务，特授予他荣誉金剑一柄，以资嘉奖”。[99]1921年他指挥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和安东诺夫叛乱，后任军事学院院长，红军副参谋长、参谋长，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1935年第一批获苏联元帅称号，著有《现代战略问题》、《我们的战术训练任务》等书，强调发展炮兵、航空兵和装甲兵的重要意义，提出纵深作战的理论。为此，他曾和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发生过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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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5月8日，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送来了有关图哈切夫斯基计划“在德国总参谋部和盖世太保的协助下”暴力推翻苏维埃政权的信件。[100]这是德国伪造的文件。为了使人相信，情报机关利用图哈切夫斯基1926年同德国一家公司签约时留下的签字伪造了他的签名；同时还演出了一场德国军部遭纵火和这一文件被盗的闹剧。斯大林究竟如何对待这一文件，不得而知。在图哈切夫斯基案件的卷宗中也没有编入这一文件。[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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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务人民委员部早在1936年就开始积极收集各种指控军队将领的“证词”。1936年8月，先后逮捕了列宁格勒军区副司令员普里马科夫和苏联驻英国全权代表处武官普特纳。两人曾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后退出。现均被指控参加“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组织战斗集团”。斯大林亲自参加了对普里马科夫的审讯。参与审讯的两名内务部工作人员事后供认，普里马科夫和普特纳是在遭到毒打后才招出关于参加阴谋的口供的。[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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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2～3月党中央召开全会，莫洛托夫在闭幕词中说：军队里的“问题大概更为严重……如果在我们所有的经济部门里都有反革命分子，我们能否想象只是那里没有反革命分子呢？这是十分荒谬的……军事部门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对其工作的审查不是现在就进行，而是晚些时候，并且要非常有力地审查”。[103]根据莫洛托夫这一指示，内务部加紧对军队的镇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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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内务部从已被捕的内务部副处长З.И.沃洛维奇那里取得指控图哈切夫斯基的“证词”，说他是一场阴谋的参加者，说他保证动用军队支持这一阴谋。但这些证词是借助欺骗、挑拨和暴力手段取得的。原内务部工作人员И.Д.苏罗维茨基在1961年12月20日写给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自白书中说：“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当时所做的一切，从头到尾都是经过周密考虑蓄谋已久的陷害活动……审问沃洛维奇的是叶若夫……绝大多数姓名都是由亚尔采夫或我根据他的指示暗示给沃洛维奇的……侦查人员还规定了证词的‘逻辑性’。沃洛维奇指控图哈切夫斯基是一场阴谋的参加者、准备派军队协助阴谋分子武装夺取政权的证词，也是这样取得的。”[104]沃洛维奇未经审判即“按特殊程序”于1937年被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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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5月中旬，开始新的逮捕浪潮。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二级集团军司令А.И.科尔克，莫斯科军区副司令Б.М.费尔德曼首先被捕。5月11日，图哈切夫斯基被免去副国防人民委员的职务，改任伏尔加沿岸军区司令，5月22日被捕。同日，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中央委员会主席Р.П.埃德曼也被捕。接着，基辅军区司令И.Э.亚基尔和白俄罗斯军区司令И.П.乌博列维奇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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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5月24日，政治局通过决议：“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收到揭发联共中央委员鲁祖塔克和联共候补中央委员图哈切夫斯基参加为法西斯德国服务的反苏托洛茨基右倾阴谋集团和反苏间谍工作的材料。因此，联共中央政治局将开除鲁祖塔克和图哈切夫斯基出党并将其案件转交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建议，提请联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表决。”[105]5月25～26日，以咨询的方式一致通过这项决议。中央委员谁也不怀疑，谁也不给他们辩护，甚至也不想去听一听元帅自己的申辩。布琼尼更在决议旁边写道：“绝对赞成。必须把这些混蛋处死。5月25日。”[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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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5月31日，红军政治部副主任安·斯·布林和国防人民委员部办公厅主任И.В.斯莫罗季诺夫到正在生病的扬·鲍·加马尔尼克家，向他宣读了国防人民委员部关于解除他的红军政治部主任职务的命令。他们刚一离开，加马尔尼克就开枪自杀了。第二天，《真理报》刊登消息：“原联共（布）中央委员扬·鲍·加马尔尼克与反苏分子难分难解，害怕真相大白，于5月31日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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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6月，国防人民委员部军事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伏罗希洛夫作《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揭露的工农红军中的反革命阴谋》的报告。6月2日，斯大林发言，断定国内曾有一个“由德国法西斯分子鼓励和资助的反苏维埃政权的军事政治阴谋组织”。这一阴谋组织的领导人是托洛茨基、李可夫、布哈林、叶努基泽、卡拉汉、鲁祖塔克、亚戈达；军事部门的领导人是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科尔克、埃德曼、加马尔尼克。斯大林担保说，在他列举的13个阴谋领导人中有10人，也就是说，除李可夫、布哈林和加马尔尼克三人是“间谍教唆者”外，其他的人都是德国情报机关的间谍，其中有几个人还是日本情报机关的间谍。[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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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斯大林从4～5月逮捕的大批军人中，挑出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科尔克、乌博列维奇、埃德曼和费尔德曼，作为“军事阴谋”案件的被告。为了使案件具有托洛茨基色彩，又加上了曾赞同托洛茨基观点的普里马科夫和普特纳。为了审理这8人的案件，成立苏联最高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根据斯大林的建议，其成员由元帅和军区司令组成，有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审判长瓦·瓦·乌尔利赫、副国防人民委员雅·伊·阿尔克斯尼斯、远东集团军司令瓦·康·布柳赫尔、莫斯科军区司令谢·米·布琼尼、工农红军总参谋长鲍·米·沙波什尼科夫、白俄罗斯军区司令伊·潘·别洛夫、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帕·叶·德边科和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尼·德·卡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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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讯前允许被告给斯大林写悔过书，让他们抱有幻想，以为这会帮助他们保全性命。被捕者都写了这种悔过书，但得到的是嘲弄。在亚基尔的悔过书上有如下的批语：“下流坯加娼妓。约·斯大林”；“所下定义非常准确。克·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对这个恶棍、坏蛋和……只能严惩不贷——死刑。拉·卡冈诺维奇”。[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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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6月11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在莫斯科秘密开庭审理“托洛茨基反苏军事组织”的案件。维辛斯基宣读起诉书，指控图哈切夫斯基等人于1932～1933年根据德军总参谋部和托洛茨基的直接指示，建立托洛茨基军事组织。他们与托洛茨基总部和布哈林、李可夫右倾分子集团勾结，从事破坏、颠覆、暗杀活动并准备推翻政府、夺取政权，以达到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所有被告都承认自己有罪，基本上承认了在侦查时招出的供词。当夜11点35分，审判长乌尔利赫宣布，8名被告全部被判处死刑。第二天，图哈切夫斯基等8人被枪决。他们在临刑时都高呼：“斯大林万岁！”“共产主义万岁！”[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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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庭的11日当天，斯大林给各共和国、各边疆区和各州发出指示，要求各地“组织工人大会，在可能的地方也组织农民大会，以及红军部队大会，做出必须采取最严厉的镇压措施的决议”。[110]遵照斯大林的指示，各地纷纷举行声讨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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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判图哈切夫斯基之后9天，逮捕了980名军队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指控他们参加军事阴谋。8月，伏罗希洛夫又决定逮捕142名军事领导干部。参与审判图哈切夫斯基案件的布柳赫尔、卡希林等将军后来也被指控参与同一阴谋而被逮捕，根据伪造的材料被判处枪决。因“托洛茨基反苏军事组织”案件而被判处死刑的共有401名军队干部，另有7人被判处不同期限的劳动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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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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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镇压托派分子的同时，斯大林一直未曾忘记打击“右派”领导人。内务部不敢怠慢，迫使“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的被告交代他们与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的犯罪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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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1906年入党，1919～1923年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4～1929年为政治局委员，1926～1929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他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28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因反对斯大林对农民采取非常措施他被指控犯有右倾错误，于1929年被解除政治局委员职务，1934～1937年任《消息报》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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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克赛·伊万诺维奇·李可夫，1898年入党。十月革命胜利后，任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内务人民委员；1918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2～1930年，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24～1930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1929年，他同布哈林一起反对斯大林的农村政策，被指责犯有右倾错误，1931～1936年改任邮电人民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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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托姆斯基，1904年入党；1923～1930年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18年10月至1921年5月，1922年9月至1929年5月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9年，他同布哈林等人一起被指责犯右倾错误，被调往化学工业管理局、国家图书杂志出版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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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8月21日，报纸公布了维辛斯基检察长的命令，宣布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和反革命阴谋案件有关，开始对他们进行侦查。托姆斯基预感到等待他的是什么，于第二天8月22日自杀身亡。他的家属也没能逃脱厄运。妻子被判刑10年，死于西伯利亚。两个儿子被枪决，16岁的小儿子被监禁10年，流放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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