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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1906年入党，1919～1923年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4～1929年为政治局委员，1926～1929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他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28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因反对斯大林对农民采取非常措施他被指控犯有右倾错误，于1929年被解除政治局委员职务，1934～1937年任《消息报》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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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克赛·伊万诺维奇·李可夫，1898年入党。十月革命胜利后，任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内务人民委员；1918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2～1930年，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24～1930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1929年，他同布哈林一起反对斯大林的农村政策，被指责犯有右倾错误，1931～1936年改任邮电人民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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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托姆斯基，1904年入党；1923～1930年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18年10月至1921年5月，1922年9月至1929年5月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9年，他同布哈林等人一起被指责犯右倾错误，被调往化学工业管理局、国家图书杂志出版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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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8月21日，报纸公布了维辛斯基检察长的命令，宣布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和反革命阴谋案件有关，开始对他们进行侦查。托姆斯基预感到等待他的是什么，于第二天8月22日自杀身亡。他的家属也没能逃脱厄运。妻子被判刑10年，死于西伯利亚。两个儿子被枪决，16岁的小儿子被监禁10年，流放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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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侦查，没有获得什么确凿的证据，《真理报》于1936年9月10日发布检察院公告说，“侦查没有发现应使布哈林和李可夫承担法律责任的法律材料，因此停止对本案的继续侦查”。但是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迫害并未就此结束。他们在1936年12月的党中央会议上遭到围攻。叶若夫指控他们同托洛茨基分子有联系，组织阴谋活动。布哈林等人愤怒反击。会后，布哈林写信给斯大林，驳斥对他的诬陷，论证自己的无辜，但全无回音。1937年1月16（17）日，布哈林被解除了《消息报》总编辑的职务。而李可夫早在1936年9月就被免去邮电人民委员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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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2月23日至3月5日，党中央召开全会，讨论布哈林和李可夫的问题。布哈林给全会写了一个声明：“为抗议背叛、变节等等闻所未闻的指控，我宣布绝食至死，只要得不到洗刷，我就不停止绝食。如得不到满足，我的最后要求是不要碰我，让我死去。”[111]党中央全会的回答是增加一项议程：关于布哈林宣布绝食的反党行为问题。布哈林决定出席全会，参加这一议程的讨论。当他来到全会时，斯大林对他说：“你向谁绝食，尼古拉，向党中央吗？瞧，你像谁了，虚弱不堪。为自己的绝食向全会道歉吧！”布哈林回答说：“既然你们打算把我开除出党，这又有什么用呢？”斯大林说：“谁也不想把你开除出党。走吧，走吧，为不良行为请求全会原谅吧。”布哈林相信了斯大林的话，向全会道了歉，同时驳斥了对他的各种诬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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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若夫在会上指责布哈林和李可夫对党耍两面派，继续坚持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坚持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行动纲领；并同托洛茨基结盟，组织武装暴动，进行暗害活动，以达到推翻列宁斯大林领导的目的。叶若夫建议，“撤销布哈林和李可夫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开除出党，把他们移送给军事审判厅并处以极刑——枪决”。2月26日，全会根据斯大林的建议通过决议，“撤销布哈林和李可夫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开除出党，不移送法庭，而把案件转交内务人民委员部”。[112]斯大林的秘书随即通知布哈林和李可夫必须参加27日的中央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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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知道与妻子诀别的时刻到了，他让拉林娜逐字逐句背下他写的《致年轻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我就要离开人间了……我在万恶的机器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这台机器居然使用了中世纪的方法，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大量地炮制有组织的造谣诽谤，他们这些行为非常果断而且是有信心的……我向未来一代党的领导者们呼吁！历史赋予你们的使命是把骇人听闻的各种罪行的一团乱麻解开，在这些可怕的日子里，这团乱麻越来越大，像火焰一样越烧越厉害，勒得我们党喘不过气来。……我请求新的、年轻的和诚实的一代党的领导者在党的全会上宣读我的这封信，宣布我无罪和恢复我的党籍。”[113]当天，也就是斯大林向布哈林说“谁也不想把你开除出党”后的第四天，布哈林和李可夫不仅被开除出党，而且被逮捕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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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在最初的审讯中根本不承认自己有罪，他只承认他在具体问题上同斯大林有分歧，但是没有从事任何暗杀、间谍活动。后来，布哈林屈服了。他在1937年12月10日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我向你作出临终前的真诚的保证：我没有犯在侦讯时曾经承认过的罪行”，“除了认罪，承认别人的供词并加以发挥外，我别无出路，否则，我就是‘不缴械投降’”。布哈林试图解释产生这一案件的原因。他说，“我思考发生的一切时，得出大致如下的设想：（1）由于处在战前时期，（2）由于向民主过渡，产生了进行总清洗的宏大大胆的政治思想”。因此要对“（1）罪犯，（2）嫌疑者，（3）潜在的有嫌疑者”进行清洗。而布哈林落入清洗之列自然也成为必然、合理之事。布哈林是党内知名的思想家，但他并不看重人的价值。他称斯大林的“大计划、大思想和大利益高于一切”，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任”。他“个人问题那是太渺小了”。可是，布哈林仍“深感痛苦，极为烦恼”。因为他不仅要承认自己有罪，还要“故意作恶”，“亲自帮助清灭一批人（从消灭我本人开始！）”，“造成了他人的毁灭”。布哈林思想的局限性使他陷入绝境，他问道：“该怎么办？该怎么办？”他最大的希望就是斯大林能相信他的忠诚，年轻一代的领导人能为他平反。[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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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3月2～13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在莫斯科的工会大厦十月大厅对“右派—托派联盟”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被告共21人，其中3人是列宁时期的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布哈林、李可夫和Н.Н.克列斯廷斯基，1名共产国际领导人——保加利亚革命家Х.Г.拉柯夫斯基，还有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主席И.А.捷连斯基，前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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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辛斯基检察长指控被告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充当外国间谍，进行破坏活动，暗杀了基洛夫、古比雪夫、高尔基等领导人，图谋瓦解苏联，使乌克兰、白俄罗斯、中亚和高加索各国、远东滨海地区脱离苏联，推翻革命政权。同前两次公开审讯相比，这次又添加一条罪状——妄图在苏联公开复辟资本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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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庭审时，审判长乌尔利赫逐个向被告提出同一个问题，“您是否承认自己有罪？”布哈林、李可夫等大部分被告都说“是的，我承认”。因为在公开审讯前，内务部人员对被告已进行了多次排演，逼迫他们按规定的台词回答，并威胁说，要按他们的表现决定对他们以及对他们家属的处置；还对一些人说，认罪“是人民和党的需要”。被告在压力下，都承认自己有罪。布哈林笼统地、抽象地承认指控他的全部罪行，承认自己是“右派—托派联盟”的领导人，表示“对联盟的一切活动都负有责任”；接着又说，“一伙匪帮的成员应当相互认识，以便结成一伙，彼此保持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他布哈林对该集团的许多成员素昧平生，有的是在法庭上才第一次见面的。他作出结论说，“由此可见，在这里受审的被告们不是一个集团”。布哈林承认“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对失败主义的方针（指使苏联在战争中失败——作者注）负有责任”。但接着他指出，他“个人并不持这个立场”，向敌军“打开防线”的话不是他说的。布哈林对另一些指控则直接予以否认。他坚决否认从事过间谍活动，否认参与杀害基洛夫、明仁斯基、古比雪夫和高尔基的活动，否认1918年曾企图杀害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布哈林还进一步指出，他的一些罪名是依靠一些被告的招供确定的，是不能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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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列斯廷斯基在侦讯过程中遭受毒打。原内务部列福尔托夫监狱卫生处处长罗森布吕姆1956年提供见证说，“克列斯廷斯基经审讯后被送到我们卫生处，已不省人事。他被残酷毒打，整个背部密布伤痕，背上没有一块好地方。我记得他在非常痛苦的状态中在卫生处躺了3天”。[115]克列斯廷斯基被迫按要求招供，但在庭审时试图翻供，说“我不承认自己有罪。我不是托洛茨基分子。我从来没有参加‘右派—托派联盟’，我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联盟。强加于我的罪行，没有一个与我有关，特别是不能承认我和德国侦探机构有联系的罪行”。但对克列斯廷斯基采取一些“措施”后，他又重新认罪，说“我完全承认我在预审中的供词”。[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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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3月13日，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宣布判处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等18人死刑，3人长期监禁。布哈林在写给斯大林的信中，曾请求斯大林，如果判处他死刑，“让我在狱中服毒来代替枪决”。[117]但他的请求没人理睬。布哈林、李可夫等18人在判刑后的第二天被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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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反对派领导人都被肉体消灭，只有托洛茨基因在国外，仅被缺席判处死刑。1940年8月20日，他在墨西哥被暗杀。[118]其他前反对派分子，不管现时持什么观点和表现如何，几乎都在1937年被逮捕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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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次审判都是人为制造的大冤案，其罪名也一次比一次严重。斯大林不仅处死了自己的对手，还让他们备受难言的痛苦——为“革命事业”，当众自我诋毁，公开承认自己犯下骇人听闻的罪行；让他们蒙受巨大羞辱——遭受全党全国人民的声讨。斯大林这样残酷地对待老一代革命家，这样诽谤和妖魔化他们，极大地丑化了联共（布），严重损害了苏联社会主义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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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决议，撤销对加马尔尼克的指控。[119]1957年，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撤销对图哈切夫斯基等8人的判决。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恢复他们的党籍。后来又为同案中的其他人恢复了名誉。[120]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在《大元帅斯大林》一书中承认图哈切夫斯基等人不是外国间谍，但仍然认为他们犯有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的罪行。他写道：“至于军事阴谋，那些对这一阴谋仍存疑问的人不妨再读一读上面引用的审讯速记记录的片段。整个审讯过程并没有任何刑讯逼供，只有平静的对话。并没有诬陷图哈切夫斯基的意图，只有对情况实事求是地叙述。”[121]但审讯早已被众多资料证实是有意诬陷，口供更是凭空捏造、刑讯逼供的产物。《大元帅》作者的结论实难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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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9月28日，苏共中央政治局成立了复核有关30～40年代和50年代初镇压材料的委员会。1988年2月4日，苏联最高法院首先撤销了军事审判厅对“右派—托洛茨基联盟”案的判决，为布哈林、李可夫等人平反，但亚戈达除外。同年，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苏联检察院、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进一步调查了其他两个案件，认定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案“被告提出的组织针对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领导人的恐怖活动的指控查无实据，未经任何材料证实。被判罪人的供词纯属臆造，使他们在遭受非法侦查手段摧残以至心力交瘁的情况下招认的（应该指出，在对原反对派分子的公开审判结束之后，一些曾参加本案侦查工作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被认定参与反苏阴谋，并被消灭）”。“调查证明，1927年以后，原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不曾与党进行过有组织的斗争，彼此之间无论在恐怖主义基础上，还是在其他基础上也不曾联合，‘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根据约·维·斯大林的当面授意并在他直接参与下人为制造的”。[122]对皮达可夫的指控也“经不起推敲”，1988年6月13日，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撤销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总部”和“托洛茨基反苏平行总部”案件的判决。1988年7月27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复核委员会审议了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苏联检察院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联合提交的调查材料，认为当年的判处是毫无根据的，决定为季诺维也夫、皮达可夫等人平反昭雪。[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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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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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四 对党政军干部的全面清洗和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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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清洗镇压引起一些领导人的不安。Г.К.奥尔忠尼启则和А.С.叶努基泽是斯大林的密友，早年一起在格鲁吉亚战斗过。奥尔忠尼启则先后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重工业人民委员、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0～1937年为政治局委员。他参与各种清洗镇压行动，但对镇压规模的迅速扩大感到担心，对内务部随意逮捕他手下的人提出抗议。斯大林、叶若夫不仅不予理睬，反而派人搜查奥尔忠尼启则在克里姆林宫的住所。奥尔忠尼启则十分愤怒却又感到无力，于1937年2月18日自杀身亡。[124]政府第二天发布公告，说奥尔忠尼启则由于心脏麻痹在家中突然逝世。叶努基泽长期担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1935年因克里姆林宫案件被开除出党。在奥尔忠尼启则自杀后，叶努基泽被逮捕。据说，叶努基泽在受审时说，“我的全部罪过就在于，当他（指斯大林——作者注）把打算审判和枪毙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念头告诉我时，我曾极力劝阻他”。[125]当年，军事法庭秘密审判了叶努基泽，并以间谍罪判处他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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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2月23日，联共（布）中央举行全会，在同“两面派分子”斗争的口号下，动员开展普遍性的清洗镇压。莫洛托夫在会上作报告说，“不坚定的共产党员昨日的动摇今天已转化为破坏活动和特务活动，他们与法西斯分子串通一气，极力讨好他们。我们必须以牙还牙，在各地坚决击溃法西斯阵营派出的这些密探和破坏分子别动队……我们应当尽快完成这件事情，不能有丝毫延误和动摇”。[126]伏罗希洛夫在发言中提出，“如果非党人员以不问政治、漠不关心的面貌出现，那么它就是半个敌人，或者是敌人的间谍”。[127]政治局委员波斯特舍夫提出不同看法，他发言说，“我个人认为，为党和社会主义事业而与敌人进行了长期和残酷斗争的党的健康分子，在1934年能够跌入到敌人的阵营里，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我不相信这一点。”[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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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斯大林作报告，总结出“三个无可争辩的事实”：“第一，在我们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组织中，无论在经济组织或在行政组织和党的组织中，都在某种程度上碰到了外国代理人的暗害、破坏和间谍活动，在其中托洛茨基分子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第二，外国代理人，包括托洛茨基分子在内，不仅打入了我们的基层组织，而且窃取了某些重要职位。第三，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无论中央的或地方的，不仅不善于看清这些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的真面目，而且表现得这样麻痹大意、温厚宽容和天真幼稚，以致往往自己就帮助外国代理人窃取了某些重要职位。”斯大林还提出，“必须在联共（布）中央之下设立以6个月为一期的‘国内和国际政策问题讨论会’。派去受训的必须是州组织、边疆区党组织和各民族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书记。应当从这些同志中间造就出不仅一批而且好几批能够代替我们党中央委员会领导者的人才。这是必要的，而且是应当做到的”。[129]斯大林就这样安排和布置了清洗党中央委员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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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3月19日，叶若夫在内务部领导干部会议上，提到斯大林对内务部工作的“严厉评价”。21日，他明确要求“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补上在我们的审判工作和粉碎敌人方面所失去的时间。”[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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