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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列斯廷斯基在侦讯过程中遭受毒打。原内务部列福尔托夫监狱卫生处处长罗森布吕姆1956年提供见证说，“克列斯廷斯基经审讯后被送到我们卫生处，已不省人事。他被残酷毒打，整个背部密布伤痕，背上没有一块好地方。我记得他在非常痛苦的状态中在卫生处躺了3天”。[115]克列斯廷斯基被迫按要求招供，但在庭审时试图翻供，说“我不承认自己有罪。我不是托洛茨基分子。我从来没有参加‘右派—托派联盟’，我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联盟。强加于我的罪行，没有一个与我有关，特别是不能承认我和德国侦探机构有联系的罪行”。但对克列斯廷斯基采取一些“措施”后，他又重新认罪，说“我完全承认我在预审中的供词”。[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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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3月13日，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宣布判处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等18人死刑，3人长期监禁。布哈林在写给斯大林的信中，曾请求斯大林，如果判处他死刑，“让我在狱中服毒来代替枪决”。[117]但他的请求没人理睬。布哈林、李可夫等18人在判刑后的第二天被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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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反对派领导人都被肉体消灭，只有托洛茨基因在国外，仅被缺席判处死刑。1940年8月20日，他在墨西哥被暗杀。[118]其他前反对派分子，不管现时持什么观点和表现如何，几乎都在1937年被逮捕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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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次审判都是人为制造的大冤案，其罪名也一次比一次严重。斯大林不仅处死了自己的对手，还让他们备受难言的痛苦——为“革命事业”，当众自我诋毁，公开承认自己犯下骇人听闻的罪行；让他们蒙受巨大羞辱——遭受全党全国人民的声讨。斯大林这样残酷地对待老一代革命家，这样诽谤和妖魔化他们，极大地丑化了联共（布），严重损害了苏联社会主义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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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决议，撤销对加马尔尼克的指控。[119]1957年，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撤销对图哈切夫斯基等8人的判决。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恢复他们的党籍。后来又为同案中的其他人恢复了名誉。[120]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在《大元帅斯大林》一书中承认图哈切夫斯基等人不是外国间谍，但仍然认为他们犯有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的罪行。他写道：“至于军事阴谋，那些对这一阴谋仍存疑问的人不妨再读一读上面引用的审讯速记记录的片段。整个审讯过程并没有任何刑讯逼供，只有平静的对话。并没有诬陷图哈切夫斯基的意图，只有对情况实事求是地叙述。”[121]但审讯早已被众多资料证实是有意诬陷，口供更是凭空捏造、刑讯逼供的产物。《大元帅》作者的结论实难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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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9月28日，苏共中央政治局成立了复核有关30～40年代和50年代初镇压材料的委员会。1988年2月4日，苏联最高法院首先撤销了军事审判厅对“右派—托洛茨基联盟”案的判决，为布哈林、李可夫等人平反，但亚戈达除外。同年，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苏联检察院、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进一步调查了其他两个案件，认定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案“被告提出的组织针对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领导人的恐怖活动的指控查无实据，未经任何材料证实。被判罪人的供词纯属臆造，使他们在遭受非法侦查手段摧残以至心力交瘁的情况下招认的（应该指出，在对原反对派分子的公开审判结束之后，一些曾参加本案侦查工作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被认定参与反苏阴谋，并被消灭）”。“调查证明，1927年以后，原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不曾与党进行过有组织的斗争，彼此之间无论在恐怖主义基础上，还是在其他基础上也不曾联合，‘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根据约·维·斯大林的当面授意并在他直接参与下人为制造的”。[122]对皮达可夫的指控也“经不起推敲”，1988年6月13日，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撤销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总部”和“托洛茨基反苏平行总部”案件的判决。1988年7月27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复核委员会审议了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苏联检察院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联合提交的调查材料，认为当年的判处是毫无根据的，决定为季诺维也夫、皮达可夫等人平反昭雪。[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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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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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四 对党政军干部的全面清洗和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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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清洗镇压引起一些领导人的不安。Г.К.奥尔忠尼启则和А.С.叶努基泽是斯大林的密友，早年一起在格鲁吉亚战斗过。奥尔忠尼启则先后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重工业人民委员、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0～1937年为政治局委员。他参与各种清洗镇压行动，但对镇压规模的迅速扩大感到担心，对内务部随意逮捕他手下的人提出抗议。斯大林、叶若夫不仅不予理睬，反而派人搜查奥尔忠尼启则在克里姆林宫的住所。奥尔忠尼启则十分愤怒却又感到无力，于1937年2月18日自杀身亡。[124]政府第二天发布公告，说奥尔忠尼启则由于心脏麻痹在家中突然逝世。叶努基泽长期担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1935年因克里姆林宫案件被开除出党。在奥尔忠尼启则自杀后，叶努基泽被逮捕。据说，叶努基泽在受审时说，“我的全部罪过就在于，当他（指斯大林——作者注）把打算审判和枪毙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念头告诉我时，我曾极力劝阻他”。[125]当年，军事法庭秘密审判了叶努基泽，并以间谍罪判处他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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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2月23日，联共（布）中央举行全会，在同“两面派分子”斗争的口号下，动员开展普遍性的清洗镇压。莫洛托夫在会上作报告说，“不坚定的共产党员昨日的动摇今天已转化为破坏活动和特务活动，他们与法西斯分子串通一气，极力讨好他们。我们必须以牙还牙，在各地坚决击溃法西斯阵营派出的这些密探和破坏分子别动队……我们应当尽快完成这件事情，不能有丝毫延误和动摇”。[126]伏罗希洛夫在发言中提出，“如果非党人员以不问政治、漠不关心的面貌出现，那么它就是半个敌人，或者是敌人的间谍”。[127]政治局委员波斯特舍夫提出不同看法，他发言说，“我个人认为，为党和社会主义事业而与敌人进行了长期和残酷斗争的党的健康分子，在1934年能够跌入到敌人的阵营里，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我不相信这一点。”[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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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斯大林作报告，总结出“三个无可争辩的事实”：“第一，在我们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组织中，无论在经济组织或在行政组织和党的组织中，都在某种程度上碰到了外国代理人的暗害、破坏和间谍活动，在其中托洛茨基分子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第二，外国代理人，包括托洛茨基分子在内，不仅打入了我们的基层组织，而且窃取了某些重要职位。第三，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无论中央的或地方的，不仅不善于看清这些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的真面目，而且表现得这样麻痹大意、温厚宽容和天真幼稚，以致往往自己就帮助外国代理人窃取了某些重要职位。”斯大林还提出，“必须在联共（布）中央之下设立以6个月为一期的‘国内和国际政策问题讨论会’。派去受训的必须是州组织、边疆区党组织和各民族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书记。应当从这些同志中间造就出不仅一批而且好几批能够代替我们党中央委员会领导者的人才。这是必要的，而且是应当做到的”。[129]斯大林就这样安排和布置了清洗党中央委员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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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3月19日，叶若夫在内务部领导干部会议上，提到斯大林对内务部工作的“严厉评价”。21日，他明确要求“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补上在我们的审判工作和粉碎敌人方面所失去的时间。”[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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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维辛斯基和叶若夫先后得到奖赏，被授予列宁勋章。不久，叶若夫又被提升为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们二人更加卖力地推进清洗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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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3日，叶若夫发布第00447号命令，要求发起逮捕前富农分子和反苏维埃分子战役，并具体规定了各地区应逮捕的人数，要求在4个月内完成。这场战役实际用了1年多时间。从1937年8月到1938年11月，逮捕了787397人，而原定逮捕的人数是34.2万人，其中枪决的为386798人（原定7.2万人），流放到集中营的为380559人（原定27万人）。[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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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15日，叶若夫根据政治局的决议下达第00486号命令，要求判处所有“叛变祖国者的妻子”以及他们的15岁以上的子女不少于5～8年的剥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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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基辅州揭露了87个破坏组织和托洛茨基组织，365个暴动—颠覆小组。[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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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7年12月29日一天的时间里，叶若夫和维辛斯基就审理了一份包括1000名囚犯的名单，其中判处枪毙的有992人。1938年1月21日，两人小组审理了一份包括2164人的名单。[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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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月，党中央全会通过《关于党组织在开除党员方面的错误、对待被开除联共（布）党籍者的申诉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态度以及克服这些缺点的办法》的决议，谴责“有些党组织不作任何审查，就毫无根据地开除党员的党籍，剥夺他们的工作，甚至往往毫无根据地宣布他们是人民公敌，任意非法地处置他们”。决议只字不提中央领导的错误，强调问题是一些野心家和暗藏的敌人两面派搞的。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坚决停止那种不分青红皂白大批开除党员的做法”，责成各级组织“在三个月内把所有被开除党籍者的申诉书全部处理完毕”。“禁止立即撤销被开除联共（布）党籍者的职务这种不正确的和有害的做法”。[134]但全会不仅没能纠正清洗运动中的问题，反而因它将各种错误都归结为尚未揭露出来的敌人的阴谋，使镇压继续肆无忌惮地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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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党政军领导干部的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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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被称为“胜利者代表大会”，然而，在1966名大会代表中，竟有1108人因反革命罪被逮捕，占代表总数的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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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的矛头还指向了党中央委员。1917年8月俄共第六次代表大会选出领导十月革命的中央委员会。在21名中央委员中，被逮捕处死的有别尔津、布哈林、布勃诺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克列斯廷斯基、米柳亭、李可夫、斯米尔加、索柯里尼柯夫等10人，还有托洛茨基在国外被暗杀。遭迫害的占到一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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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列宁最后一次出席的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选出27名中央委员，其中遭迫害致死的有16人，他们是：布哈林、泽林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科罗特科夫、奥尔忠尼启则（自杀）、拉狄克、拉科夫斯基、鲁祖塔克、李可夫、萨普龙诺夫、斯米尔诺夫（死于狱中）、索柯里尼柯夫、托姆斯基（自杀）、托洛茨基（遭暗杀）、邱巴尔。此外，彼得罗夫斯基被逮捕，后获释。遭迫害的占到6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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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0月，党中央会议将24名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937年12月，党中央委员会以征询意见方式通过决议：“中央全会根据确凿的材料认为必须将下列人员开除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并作为人民公敌予以逮捕：鲍曼、布勃诺夫、布林、梅日劳克、鲁希莫维奇和切尔诺夫，他们是德国间谍和沙皇保安机关的密探；米哈伊洛夫，他同雅科夫列夫的反革命活动有牵连；伦金，他同李可夫、苏利莫夫的反革命活动有牵连。”接着，斯大林亲笔补了一句：“所有这些人都承认自己有罪。”[135]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139人，其中98人即占80%的委员被逮捕，并且全都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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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没能幸免。列宁在世时的最后一届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即1923年4月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后选举产生的7名政治局委员中，除列宁早年逝世外，斯大林将其他5人（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李可夫、托姆斯基）都置于死地。1919～1935年先后选出31名政治局委员，其中有20人遇害。一些曾积极参加反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斗争，并得到提拔的政治局委员也遭镇压。仅1937～1938年就有5名政治局成员遭逮捕，全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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