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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和外国侨民的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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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对共产国际及其派生的组织——青年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国际工人救援委员会都进行了清洗。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И.А.皮亚特尼茨基于1939年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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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国处于非法状态的奥地利、匈牙利、德国、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芬兰、爱沙尼亚、南斯拉夫等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受害尤深。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12名人民委员，其中包括匈牙利共产党创建人库恩·贝拉都被杀害。匈牙利共产党中央书记居什奈尔·卡尔菲加利波维奇被捕后，死于集中营。1938年，波兰共产党被指控其领导机关为间谍所渗入，被第三国际解散。在苏联的波兰共产党员几乎全部被抓。波兰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尤·伦斯基-列什琴斯基，中央领导成员爱·普罗赫尼亚克、玛·柯秀茨卡、阿·瓦尔斯基、耶·伦格等在苏联被处决。德国共产党领导成员Г.列梅克、Х.埃别尔莱恩、Г.诺伊曼，希腊共产党总书记А.孔塔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成员М.戈尔基奇、В.乔皮奇、М.菲利波维奇，芬兰共产党领导成员А.绍特曼、Г.罗维奥被镇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共产党的领导人在苏联指导他们党的活动，1930年代遭逮捕遇害。[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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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11日，叶若夫下达第00485号命令，要求逮捕“（1）在审讯过程中被查明和根据所附的名单至今未被找到的最积极的‘波兰军事组织’成员；（2）所有留在苏联的波兰军队的战俘；（3）从波兰来的投敌分子，不取决于他们转入苏联的时间；（4）从波兰来的政治侨民和政治交换人员；（5）原波兰社会党党员和波兰其他反苏维埃政治党派的人员；（6）波兰地区各地防范苏维埃民族主义分子中最积极的那部分人员”。[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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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0月23日，叶若夫签署第00693号命令，强调外国谍报机关的代理人打着政治避难的旗号进入苏联，因此“对于一切投诚分子，无论其进入我们境内的动机和情况如何，一律立即逮捕”，并交付审判。[160]这样一来，为了躲避迫害而来的兄弟党干部，为了寻求更好生活而来的外国劳动者都遭逮捕。1938年4月12日，《莫斯科报》[161]发表社论，说“居住在国外的每一名德国公民都是盖世太保的代理人”。这一观点代表了官方的想法。当时在苏联的德国共产党员，70%以上被逮捕。[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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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侨民也遭到迫害镇压。十月革命前，在俄罗斯大概有50万中国人，他们大多数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招募去从事后方工作的。[163]还有很多中国共产党人在共产国际工作，在中山大学、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7年中国北洋政府搜查苏联大使馆，两国关系紧张。斯大林下令逮捕在莫斯科的中国人；1930年代，进而迫害中国共产党人。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立三，于1935年作为中共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但于1938年2月23日被逮捕。苏联军事审判厅指控他为反革命托洛茨基分子、日本间谍、恐怖集团首脑。[164]1938年，爆发了大规模迫害中国侨民的浪潮。在海参崴，“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人员根本连证件都不询问，就可以在大街上、公共汽车上抓中国人，他们从整幢整幢的简易房里逮捕工人，包括妇女和年幼儿童”。在共产国际机关工作和在苏联各大学学习的差不多所有的中国同志都遭逮捕。[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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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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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五 大清洗运动的尾声及其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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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洗运动的逐渐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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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苏联出现的大清洗、大镇压运动同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以及联共（布）缺少执政经验有关，但达到如此骇人听闻的地步，斯大林应承担主要责任。他提出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理论来说明镇压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并以至高无上的领袖权威亲自领导了这场大清洗，迫害一切他不信任不喜欢的人，包括他的亲属、密友和得力部下。斯大林亲自批准枪决的有：他以前在民族事务委员部的副手布罗伊多，他的朋友、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阿·叶努基泽，曾被斯大林称为“真正青年领袖”的亚·科萨列夫，他的“哲学老师”扬·斯特恩，同他一起做过地下工作的亚·索尔茨，他十分器重的著名侦察员乌里茨基，被他树为标兵的副外交人民委员列·卡拉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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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充分利用苏维埃体制的缺陷，依靠内务部和检察院，破坏法律，恣意横行，无人能拦，也无人敢拦。他还利用群众对官僚的不满，对国际局势日趋紧张的担忧，制造遍地有间谍特务的谎言，把矛头指向一切他所称的人民敌人，把一场灾难和罪行导演成保卫革命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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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亲自坐镇指挥镇压行动。1937～1938年，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内务部领导人278次，时间多达834小时。[166]斯大林和他的左右手批准处决大批领导干部。在俄罗斯总统档案馆里，保存着叶若夫在1937～1938年间向党中央政治局呈报的383份名单，涉及44465名党政军领导干部，其中39000人被确定为枪决。就目前可以看到的档案，在所有上报的名单中，斯大林签署批准名单的362份，莫洛托夫373份，伏罗希洛夫195份，卡冈诺维奇191份，日丹诺夫177份。[167]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1938年12月12日一天就批准枪决3167人。斯大林等人批准的名单实际要比上面提到的多。因为在这些名单上常常还有其他领导人的签名，有许多文件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失踪了。[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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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清洗大镇压中，斯大林的助手起了恶劣作用。莫洛托夫积极参与和组织大清洗运动，特别是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镇压。伏罗希洛夫则对镇压军队将领负有直接责任。卡冈诺维奇亲自组织了许多镇压行动，扮演了一个瘟神的角色。叶若夫、亚戈达、贝利亚、乌尔利赫、维辛斯基等则是第一线的刽子手。此外，日丹诺夫、赫鲁晓夫、米高扬、马林科夫都卖力推行清洗镇压活动。可悲的是，后来被迫害处死的波斯特舍夫、柯秀尔、邱巴尔也积极参与了镇压行动。1938年秋，苏联民间流传说，苏联全境只有5个人确保不会遭镇压——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和叶若夫。当1938年2月叶若夫被解除内务人民委员职务时，人们既惊讶又困惑。后来将5人改为6人，用贝利亚和日丹诺夫替代了叶若夫。[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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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漫无节制的清洗和镇压不仅引发人民的不满和恐慌，而且造成社会的动荡和危机。直到1938年9月慕尼黑协定签订使苏联处于严重的战争威胁之中以后，斯大林才不得不控制和收缩镇压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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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1月17日，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作出《关于逮捕、检察机关的监督和侦讯行动》的决议，指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工作中，出现重大的缺点和歪曲事实的现象”。[170]内务部于11月26日发布命令，“立即停止所有大规模逮捕和强行迁出行动”。[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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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精心安排了结束大规模清洗镇压的进程。早在1938年8月，拉·贝利亚就被委派为内务部第一副人民委员，准备全面接管内务部的工作。11月17日的决议又进一步宣告，“人民的敌人和钻进中央以及地方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的外国间谍机关的特务分子，继续进行自己的破坏活动，千方百计地搞乱被侦查的案件和间谍案件，故意歪曲苏联法律，进行大规模的、毫无根据的逮捕，同时也保护自己的伙伴，尤其是钻入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同伙免于被粉碎。”[172]11月19日，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伊万诺夫州内务局局长关于内务部内潜伏有间谍特务问题的声明。叶若夫知道这些行动都是针对他的，便于11月23日主动请辞内务人民委员职务。第二天，政治局决定“满足叶若夫同志的请求”，免去他的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但保留党中央书记、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和海运人民委员的职务。几个月后，1939年4月10日，叶若夫被捕。恶贯满盈的叶若夫自知“性命当然保不住了”，在法庭上说，“我只有一点请求，请从容地处决我，不要折磨我”。为了表白他至死都是忠顺奴才，他最后说，“我请求转告斯大林，我一生在政治上从未欺骗过党”，“请转告斯大林，我将高呼着他的名字去死”。[173]1940年2月4日，叶若夫以钻入内务部的间谍特务分子的罪名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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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若夫被撤职后，大规模的镇压停止了。几十万个案件本已在内务部机关做了准备，现在被搁置到一边。还成立了以А.А.安德烈耶夫为首的委员会调查内务部的工作。1939年3月，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含糊地表示，“决不能说，在进行清洗时没有犯过严重的错误”。[174]日丹诺夫在发言中更列举了诬陷好人的例子。平反工作随之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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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被平反的是红军的中下级指挥员。这显然同国际形势紧张、军队干部缺乏有关。被平反的人很多后来成为著名的将领，如К.К.罗科索夫斯基、К.А.梅列茨科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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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科学家和工程师也得到平反。如有名的物理学家Л.兰道和阿·贝格在战争爆发前夕被释放了。图波列夫等10多名航空设计师和工程师，细菌生物学家П.兹德拉多夫和Б.А.季利别尔等人在战争初期获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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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平反规模有限，只涉及几万人。而在平反的同时，新的镇压一直在继续。一批又一批的新人在运动的尾声中断送了性命。1938年12月12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批准枪决3167人。[175]1939年3月6日，乌尔利赫向斯大林报告，“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于1939年2月21日至3月14日在莫斯科不公开地审理了436人的案件。413人被处枪决。判决已根据1934年12月1日的法令予以执行。”[176]前面提到过，政治局候补委员埃赫就是在1938年被捕，1940年被处死的。著名生物学家瓦维洛夫也是在1940年被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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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清洗镇压活动在1939年以后仍在继续，但随着战争的逼近，大清洗、大镇压作为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最终还是逐渐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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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洗的惊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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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的大清洗大镇压运动涉及的面极为宽广，受迫害的人数多得惊人。В.П.波波夫根据苏联内务部特别处代理处长帕夫洛夫上校整理的资料绘制了苏联被判刑人数统计表。制表日期注明为1953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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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资料中有两处显然不准确。一是表中第8栏所注1937年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务委员会判刑的人数，因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已于1934年撤销。二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判刑的人数（第9栏）从1924年即开始列入表中，但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到1934年11月5日才成立。因此，列入上述年份的判刑人数应计入该期间存在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在一份资料上有铅笔写的标注：“1921～1938年判刑人数共计2944879人，其中30%（1062000人）是刑事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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