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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亲自坐镇指挥镇压行动。1937～1938年，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内务部领导人278次，时间多达834小时。[166]斯大林和他的左右手批准处决大批领导干部。在俄罗斯总统档案馆里，保存着叶若夫在1937～1938年间向党中央政治局呈报的383份名单，涉及44465名党政军领导干部，其中39000人被确定为枪决。就目前可以看到的档案，在所有上报的名单中，斯大林签署批准名单的362份，莫洛托夫373份，伏罗希洛夫195份，卡冈诺维奇191份，日丹诺夫177份。[167]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1938年12月12日一天就批准枪决3167人。斯大林等人批准的名单实际要比上面提到的多。因为在这些名单上常常还有其他领导人的签名，有许多文件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失踪了。[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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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清洗大镇压中，斯大林的助手起了恶劣作用。莫洛托夫积极参与和组织大清洗运动，特别是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镇压。伏罗希洛夫则对镇压军队将领负有直接责任。卡冈诺维奇亲自组织了许多镇压行动，扮演了一个瘟神的角色。叶若夫、亚戈达、贝利亚、乌尔利赫、维辛斯基等则是第一线的刽子手。此外，日丹诺夫、赫鲁晓夫、米高扬、马林科夫都卖力推行清洗镇压活动。可悲的是，后来被迫害处死的波斯特舍夫、柯秀尔、邱巴尔也积极参与了镇压行动。1938年秋，苏联民间流传说，苏联全境只有5个人确保不会遭镇压——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和叶若夫。当1938年2月叶若夫被解除内务人民委员职务时，人们既惊讶又困惑。后来将5人改为6人，用贝利亚和日丹诺夫替代了叶若夫。[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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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漫无节制的清洗和镇压不仅引发人民的不满和恐慌，而且造成社会的动荡和危机。直到1938年9月慕尼黑协定签订使苏联处于严重的战争威胁之中以后，斯大林才不得不控制和收缩镇压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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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1月17日，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作出《关于逮捕、检察机关的监督和侦讯行动》的决议，指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工作中，出现重大的缺点和歪曲事实的现象”。[170]内务部于11月26日发布命令，“立即停止所有大规模逮捕和强行迁出行动”。[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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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精心安排了结束大规模清洗镇压的进程。早在1938年8月，拉·贝利亚就被委派为内务部第一副人民委员，准备全面接管内务部的工作。11月17日的决议又进一步宣告，“人民的敌人和钻进中央以及地方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的外国间谍机关的特务分子，继续进行自己的破坏活动，千方百计地搞乱被侦查的案件和间谍案件，故意歪曲苏联法律，进行大规模的、毫无根据的逮捕，同时也保护自己的伙伴，尤其是钻入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同伙免于被粉碎。”[172]11月19日，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伊万诺夫州内务局局长关于内务部内潜伏有间谍特务问题的声明。叶若夫知道这些行动都是针对他的，便于11月23日主动请辞内务人民委员职务。第二天，政治局决定“满足叶若夫同志的请求”，免去他的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但保留党中央书记、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和海运人民委员的职务。几个月后，1939年4月10日，叶若夫被捕。恶贯满盈的叶若夫自知“性命当然保不住了”，在法庭上说，“我只有一点请求，请从容地处决我，不要折磨我”。为了表白他至死都是忠顺奴才，他最后说，“我请求转告斯大林，我一生在政治上从未欺骗过党”，“请转告斯大林，我将高呼着他的名字去死”。[173]1940年2月4日，叶若夫以钻入内务部的间谍特务分子的罪名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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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若夫被撤职后，大规模的镇压停止了。几十万个案件本已在内务部机关做了准备，现在被搁置到一边。还成立了以А.А.安德烈耶夫为首的委员会调查内务部的工作。1939年3月，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含糊地表示，“决不能说，在进行清洗时没有犯过严重的错误”。[174]日丹诺夫在发言中更列举了诬陷好人的例子。平反工作随之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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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被平反的是红军的中下级指挥员。这显然同国际形势紧张、军队干部缺乏有关。被平反的人很多后来成为著名的将领，如К.К.罗科索夫斯基、К.А.梅列茨科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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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科学家和工程师也得到平反。如有名的物理学家Л.兰道和阿·贝格在战争爆发前夕被释放了。图波列夫等10多名航空设计师和工程师，细菌生物学家П.兹德拉多夫和Б.А.季利别尔等人在战争初期获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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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平反规模有限，只涉及几万人。而在平反的同时，新的镇压一直在继续。一批又一批的新人在运动的尾声中断送了性命。1938年12月12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批准枪决3167人。[175]1939年3月6日，乌尔利赫向斯大林报告，“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于1939年2月21日至3月14日在莫斯科不公开地审理了436人的案件。413人被处枪决。判决已根据1934年12月1日的法令予以执行。”[176]前面提到过，政治局候补委员埃赫就是在1938年被捕，1940年被处死的。著名生物学家瓦维洛夫也是在1940年被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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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清洗镇压活动在1939年以后仍在继续，但随着战争的逼近，大清洗、大镇压作为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最终还是逐渐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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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洗的惊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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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的大清洗大镇压运动涉及的面极为宽广，受迫害的人数多得惊人。В.П.波波夫根据苏联内务部特别处代理处长帕夫洛夫上校整理的资料绘制了苏联被判刑人数统计表。制表日期注明为1953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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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资料中有两处显然不准确。一是表中第8栏所注1937年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务委员会判刑的人数，因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已于1934年撤销。二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判刑的人数（第9栏）从1924年即开始列入表中，但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到1934年11月5日才成立。因此，列入上述年份的判刑人数应计入该期间存在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在一份资料上有铅笔写的标注：“1921～1938年判刑人数共计2944879人，其中30%（1062000人）是刑事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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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判刑人数统计（1921～19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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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中央特设委员会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现有的档案资料，于1956年2月9日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交报告，列表说明1935～1940年镇压从事反苏维埃活动分子的规模如下表。[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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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两表可以看出：1930～1940年判刑人数总共为2871711人，比1921～1929年的208843人增加10多倍；其中判处死刑的相应为726030人和23391人，扩大了30多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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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1940年共逮捕反革命分子1920635人，其中被处决的有688503人。1937～1938年是高潮，每年逮捕和处决的“人民的敌人”比此前的1936年陡增约10倍。两年被逮捕的共1548366人，其中被处决的有68169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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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判决多数不是法院做出的，而是公安机关（内务部的特别会议、三人小组）决定的。据俄国学者波波夫统计，1937～1938年判刑的1344923人中，134751人是司法机关做出的，1210172人是非司法机关做出的。[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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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押在监狱中的犯人，1939年多达352508人，远远超过沙皇时代关在监狱中的囚犯数目：1901年为84600人，1912年达到高峰——184000人。[179]除了监狱外，苏联还在边远地区设置了集中营。1930年4月25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4月7日的决议颁布了130/63号命令，成立劳改营管理局。后改为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古拉格）。劳改营最初设在极北和远东地区如白海的索洛维茨岛，进一步发展成为遍布全国的集中营系统。后来又设立了劳改区，关押刑期在3年以下的犯人。集中营和劳改区之间的这种区分并不严格，经常得不到遵守。1932年全苏有11个劳改营。1940年3月1日，扩展为53个劳改营，475个劳改区，在押犯人共有1668200人。[180]这一年年初，劳改营中有7124名18岁以下的孩子，19497名60岁以上的老人，108898名妇女。犯人由于生活条件恶劣和劳动繁重，成批死去。1935年死去32659人，1936年26479人，1937年33499人，1938年猛增到126585人，1939年65301人，1940年56703人，6年共有341226人死于劳改营和监狱之中。[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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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俄国现有档案资料整理出来的数字是，1937～1938年有案可查的被逮捕的反革命分子大约为150万人，被处死的近70万人。但是这并不是最后定论。俄国学者泽姆斯科夫依据档案资料计算出，1937～1938年共逮捕3141444人，其中指控犯有反革命罪行的1575259人，犯有刑事罪行的1566185人。由于刑事罪的内涵不清，能确定为单纯刑事犯的（如流氓小偷等）为647438人，剩下的918747人究竟犯了什么罪尚需研究。如果把他们归为第一类，则遭政治迫害的大约有250万人。[182]另外，除被处决的外，1935～1940年死在监狱和劳改营的囚犯还有341226人。[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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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数字并没有全面反映斯大林的迫害镇压规模。如果从整个1930年代看，遭迫害的还有人数众多的富农和富裕农民。在全盘集体化和消灭富农的1929年到1933年间，共有519600富农分子被逮捕[184]，其中仅在1930年就有20201人被枪决。[185]另外，大约有120万户富农被剥夺财产并被强制迁徙到中亚和西伯利亚，成为特殊移民。许多人在恶劣条件下死去。[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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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1937～1938年还开展了反民族主义分子的战役。1937年8月21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通过决议，将远东边疆区的全部朝鲜人迁出。到年底，大约有17.5万朝鲜人被强制迁到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