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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科学家和工程师也得到平反。如有名的物理学家Л.兰道和阿·贝格在战争爆发前夕被释放了。图波列夫等10多名航空设计师和工程师，细菌生物学家П.兹德拉多夫和Б.А.季利别尔等人在战争初期获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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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平反规模有限，只涉及几万人。而在平反的同时，新的镇压一直在继续。一批又一批的新人在运动的尾声中断送了性命。1938年12月12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批准枪决3167人。[175]1939年3月6日，乌尔利赫向斯大林报告，“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于1939年2月21日至3月14日在莫斯科不公开地审理了436人的案件。413人被处枪决。判决已根据1934年12月1日的法令予以执行。”[176]前面提到过，政治局候补委员埃赫就是在1938年被捕，1940年被处死的。著名生物学家瓦维洛夫也是在1940年被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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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清洗镇压活动在1939年以后仍在继续，但随着战争的逼近，大清洗、大镇压作为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最终还是逐渐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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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洗的惊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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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的大清洗大镇压运动涉及的面极为宽广，受迫害的人数多得惊人。В.П.波波夫根据苏联内务部特别处代理处长帕夫洛夫上校整理的资料绘制了苏联被判刑人数统计表。制表日期注明为1953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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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资料中有两处显然不准确。一是表中第8栏所注1937年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务委员会判刑的人数，因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已于1934年撤销。二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判刑的人数（第9栏）从1924年即开始列入表中，但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到1934年11月5日才成立。因此，列入上述年份的判刑人数应计入该期间存在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在一份资料上有铅笔写的标注：“1921～1938年判刑人数共计2944879人，其中30%（1062000人）是刑事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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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判刑人数统计（1921～19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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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中央特设委员会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现有的档案资料，于1956年2月9日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交报告，列表说明1935～1940年镇压从事反苏维埃活动分子的规模如下表。[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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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两表可以看出：1930～1940年判刑人数总共为2871711人，比1921～1929年的208843人增加10多倍；其中判处死刑的相应为726030人和23391人，扩大了30多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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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1940年共逮捕反革命分子1920635人，其中被处决的有688503人。1937～1938年是高潮，每年逮捕和处决的“人民的敌人”比此前的1936年陡增约10倍。两年被逮捕的共1548366人，其中被处决的有68169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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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判决多数不是法院做出的，而是公安机关（内务部的特别会议、三人小组）决定的。据俄国学者波波夫统计，1937～1938年判刑的1344923人中，134751人是司法机关做出的，1210172人是非司法机关做出的。[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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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押在监狱中的犯人，1939年多达352508人，远远超过沙皇时代关在监狱中的囚犯数目：1901年为84600人，1912年达到高峰——184000人。[179]除了监狱外，苏联还在边远地区设置了集中营。1930年4月25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4月7日的决议颁布了130/63号命令，成立劳改营管理局。后改为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古拉格）。劳改营最初设在极北和远东地区如白海的索洛维茨岛，进一步发展成为遍布全国的集中营系统。后来又设立了劳改区，关押刑期在3年以下的犯人。集中营和劳改区之间的这种区分并不严格，经常得不到遵守。1932年全苏有11个劳改营。1940年3月1日，扩展为53个劳改营，475个劳改区，在押犯人共有1668200人。[180]这一年年初，劳改营中有7124名18岁以下的孩子，19497名60岁以上的老人，108898名妇女。犯人由于生活条件恶劣和劳动繁重，成批死去。1935年死去32659人，1936年26479人，1937年33499人，1938年猛增到126585人，1939年65301人，1940年56703人，6年共有341226人死于劳改营和监狱之中。[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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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俄国现有档案资料整理出来的数字是，1937～1938年有案可查的被逮捕的反革命分子大约为150万人，被处死的近70万人。但是这并不是最后定论。俄国学者泽姆斯科夫依据档案资料计算出，1937～1938年共逮捕3141444人，其中指控犯有反革命罪行的1575259人，犯有刑事罪行的1566185人。由于刑事罪的内涵不清，能确定为单纯刑事犯的（如流氓小偷等）为647438人，剩下的918747人究竟犯了什么罪尚需研究。如果把他们归为第一类，则遭政治迫害的大约有250万人。[182]另外，除被处决的外，1935～1940年死在监狱和劳改营的囚犯还有341226人。[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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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数字并没有全面反映斯大林的迫害镇压规模。如果从整个1930年代看，遭迫害的还有人数众多的富农和富裕农民。在全盘集体化和消灭富农的1929年到1933年间，共有519600富农分子被逮捕[184]，其中仅在1930年就有20201人被枪决。[185]另外，大约有120万户富农被剥夺财产并被强制迁徙到中亚和西伯利亚，成为特殊移民。许多人在恶劣条件下死去。[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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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1937～1938年还开展了反民族主义分子的战役。1937年8月21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通过决议，将远东边疆区的全部朝鲜人迁出。到年底，大约有17.5万朝鲜人被强制迁到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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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清洗中遭迫害的人数，还有其他的说法。米高扬提出，从1935年1月1日到1941年6月22日有1900万人遭迫害，其中700万人被处死。[188]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在1990年说，从1930年到1953年有3778254人受迫害。雅科夫列夫在1997年把这一数字扩大为480万。[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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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康奎斯特在《大恐怖：斯大林在三十年代的清洗》一书中说，1936～1938年的大恐怖至少有600万人被捕，300万人被处死，200万人被埋葬在集中营。[190]而《共产主义黑皮书》认为，1930年代被镇压的人数大约为1600万，其中：1932～1933年有600万人死于饥荒；1937～1938年有68万人直接根据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判决被枪毙；1934年至1940年之间的集中营登记的死亡人数为30万人；有将近220万的被驱逐者或特别移民；1934～1941年间有600万人被关进集中营和流放区。[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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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洗的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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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的大清洗、大镇压是人类历史上一场罕见的大浩劫，极大地败坏了苏联和社会主义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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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洗使数百万上千万的干部和群众蒙受各种不白之冤，无辜遭受迫害甚至被夺去宝贵生命。它使国家失去众多久经考验的领导者和各个领域的优秀人才，极大地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文化事业的进步。还使大批红军将领遭清洗，导致军队战斗力下降，在卫国战争初期接连败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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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洗严重破坏了民主与法制，把阶级专政发展成为国家对社会的恐怖，把公民的所有活动都置于国家监管之下。它破坏了社会的正常运转，片面依靠暴力手段来调整社会关系，克服危机，实施目标。清洗和镇压最终成为斯大林模式的基本内容、本质特点。它使初创的、本身存在严重弊端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日益僵化，失去了自我改进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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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洗还败坏了社会风气。人们被卷入迫害镇压的浪潮中，失去人格，不敢坚持正义，甚至还会造谣中伤他人，以告密求安求荣。干部没有安全感，唯上是听。个人崇拜盛行，国民素质下降。所有这些，都展现了斯大林模式的致命缺陷。大清洗表面上加强了团结一致，实际是加深了社会的内在矛盾，使苏联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只是战争的逼近才使危机在1930年代没有爆发出来，但矛盾也越积越大越深，埋下了苏联解体、苏共丧权的祸根。这一教训值得认真总结和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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