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465385 “早在1920年，当内务人民委员部建议把司法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监狱主管部门合并起来的时候，部门间为争夺关押地领导权的斗争就出现了”。[67]“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对自己有利的论据。内务人民委员部同关押地拥有良好的组织联系，并且强调强制工作管理总局能够比司法人民委员部更快地解决关押地的收支平衡问题。同样，司法人民委员部认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忽视了对囚犯的再教育问题，而中央劳动改造处则完全能够解决这一问题”。[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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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387 国内的新政治环境和对外政策的变化，迫使苏维埃领导集体对惩治机构进行重组。1922年2月6日，为了“加强革命的法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废除全俄特别委员会和关于进行搜查、搜走和逮捕规定”的法令。该法令废除了全俄特别委员会及其地方机构，并且把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一系列新任务的完成交给了内务人民委员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任务包括：镇压反革命活动、同间谍活动作斗争、保卫交通线、对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边境的政治保卫、同走私作斗争，以及完成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人民委员会交给的保卫革命秩序的专项任务。为了确保这些任务的实施，法令规定组建隶属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国家政治保卫局（ГПУ），而在地方组建国家政治保卫处。原全俄特别委员会的特别处和交通处以及军队特种部队转交给国家政治保卫局管辖。国家政治保卫局及其地方机构在必要情况下有权进行搜查、搜走和逮捕。国家政治保卫局没有诉讼程序以外的特权，法律严格规定：“所有反苏维埃或者破坏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法律的犯罪案件，只能由革命特别法庭或者相应的人民法庭按司法程序进行判决”。[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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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389 1922年2月9日，在全俄特别委员会刚被废除时，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决定：“把所有关押地移交给司法人民委员部进行管理”。[70]然而，1922年第五届全俄省执行委员会管理局机关主任代表大会同意保留和简化强制工作营。代表大会指出，“认为强制工作营的惩治工作处于正确的轨道上，认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主管部门有着更为强大的行政管理体系”。就此问题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代表们提出了下列想法：“司法人民委员部在四年期间不仅没有完善其所接收的监狱机构到足以符合自身职能的状态，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使其受到了损坏，其中县级监狱几乎损失殆尽。与此同时，强制工作管理总局在不到三年期间内从零建起了相当强大的强制工作机构，甚至为免除国家对其实施供给提供了可能性。”然而，争论并未到此结束。1922年6月30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别拉巴罗多夫致信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信中列举了以下一些有利于“自己”部门的理由：司法人民委员部的使命是服务于司法领域的事情，其中包括维护法律和执法，自然也包括制定“刑事处罚”政策。与此相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任务是对内部进行管理，它既包括对“惩治政策”制定的管理，又包括对关押被判刑罪犯的惩治机构的管理，它一方面要防止社会受到罪犯的侵害，另一方面又要对罪犯进行改造，并使其回到诚实生活的道路上去。这是从理论角度进行的论证。内务人民委员部对此还补充了一些实践依据。“把强制工作营留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系统内部，别拉巴罗多夫在信中指出，不仅具有把服务于国家政治保卫局机关的机构以及其他行政管理机关保留下来的必要性，而且还可以保护国家的经济性能不受损害，阻止建立在合理使用囚犯劳动以及对其进步发展提供合理希望的经济单位出现解体。如果今后在失去自由地自负盈亏的试验上取得成功，就会为国库摆脱用于惩治政策的开支打开广阔的前景，并使1919年5月1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的基本思想得以实施”。[71]另外，由于捷尓任斯基及其助手温什利赫特对2月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把所有关押地移交给司法人民委员部进行管理”决定的坚决反对，迫使对已通过的决议进行重审，1922年7月25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作出决议：“把所有的关押地都交给内部人民委员部管理”。[72]这次主管部门之间为争夺关押地领导权之争，以内务人民委员部大获全胜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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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391 根据1922年8月1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行政驱逐法”规定，政治惩罚的实施是由内务人民委员部下属的驱逐问题特别委员会来负责的。同年10月1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补充决议赋予该委员会将社会危险分子，其中包括反对苏维埃的社会政党“驱逐出境和关押到驱逐地所在地强制劳动营的权利。”[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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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393 1922年10月12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司法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联合决议规定，组建由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组成的关押地管理总局。原司法人民委员部中央劳动改造处的领导施文特（他在这个职务上干到1930年12月15日，直到关押地管理总局被废除）负责该局的工作。苏联成立后，为了联合各加盟共和国同政治、经济领域反革命势力、间谍活动和土匪活动进行斗争的革命力量，“1923年7月6日，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批准成立隶属于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ОГПУ），该局通过自己在各加盟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苏维埃中的全权代表，领导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地方机构。该全苏机构的法律地位是由1923年11月15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关于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及其机构条例》来确定的”。[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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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395 各种类型的关押地都从属于一个部门——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卫局也归其管辖）管理的局面持续时间不久。“各主管部门自己的关押地如：关押被侦察囚犯的内部监狱、孤立政治反对者的政治隔离网络，以及1923年，在由北方强制工作营管理局以及阿尔汉格尔斯克分局组成的索洛维茨特别使命营‘霍尔莫格尔’和‘别尔多明斯卡’被转迁到索洛维茨群岛上之后，都归全苏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管理，于是便形成了苏维埃制度政治反对派和普通刑事犯关押地并存的体系。1925年4月1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废除了1919年4月15日和5月17日关于强制工作营的决定，同时规定所有政治犯都应当关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系统的关押地”。[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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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397 被苏联宣传机构称为“社会主义全面进攻时期”这个历史阶段的表现之一，就是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负责向苏联人口稀少和经济落后地区移民任务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规模扩大问题。1929年5月13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通过《关于使用刑事罪犯劳动》的决定（П80/9-рс）。决定硬性规定，“向大规模有偿使用被判处3年以上徒刑的刑事犯劳动制度过渡”，但未指出具体由哪个主管部门负责此事。这种情形使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产生了将所有事情都控制在自己手中的愿望。其代表人物托尔马切夫和施文特说：“5月13日的政治局决定可以由内务人民委员部自己来完成”。[76]1929年6月27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作出决议，“今后把集中营改名为劳动改造营”。但事情并未就此终止。“苏联领导人认为，劳动改造营只能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来组建，这一点可以从6月27日政治局赞成杨松的委员会提出的关于把囚犯转交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扩大现有劳动改造营网络并组建新营的建议中略见一斑”。[77]1929年7月11日，这些建议未经丝毫改动写入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官方决议文件中。这样一来，转交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手中的所有犯人都是失去自由3年或3年以上者。[78]从此，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带着苏联国家领导人的信托，开始认真地从事劳动改造营体系的扩建工作。例如，1929年夏季之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系统中只有索洛维茨特殊使命营的一个管理局。“1929年5月23日，政治局作出决定，委托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乌赫塔地区组建新集中营”。[79]同年6月28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局长亚戈达签发了第136/68号《关于组建以乌斯季-瑟索尔斯克市为临时中心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北方特殊使命营管理局》的命令。命令指出：①苏联政府决定委托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组建新集中营，目的是要通过对囚犯劳动更加合理使用的途径：其一，开发乌赫塔、伯朝拉以及其他地区的自然资源，同时把隔离期满的囚犯逐渐移民到这些地区；其二，修建铁路和土路；其三，从事采伐木材等工作。②为实施该决议，决定组建以乌斯季-瑟索尔斯克市为临时中心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北方特殊使命营管理局。③北方特殊使命营管理局应立即着手组建工作并对囚犯进行劳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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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399 1930年3月26日，以乌斯季-瑟索尔斯克为中心的北方特殊使命营管理局改名为瑟克特夫卡尔管理局。1929年7月组建了以乌拉尔州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克为中心的维舍尔斯克特殊使命营管理局。1929年秋，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地方机关规定，组建以哈巴罗夫斯克为中心的远东营、以新西伯利亚为中心的西伯利亚营、以塔什干为中心的中亚营和以阿拉木图为中心的哈萨克斯坦营。“截至1930年6月1日，这7个营中关押囚犯总数为168163人”。[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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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401 “至1929年下半年和1930年初，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建成了完整的劳动改造营网络”。[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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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403 1929年11月6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对1924年通过的“苏联和加盟共和国刑法基本理论”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其中，该文件的第13条规定：“司法—改造性质的社会保护措施是……2）失去自由，在苏联遥远地区的劳动改造营服刑；3）失去自由，在集中关押地服刑……”而第18条又做了如下补充：“失去自由，在苏联遥远地区的劳动改造营服刑期限为3～10年。失去自由，在集中关押地服刑期限为3年以下。被判处失去自由、在普通关押地关押的人员，通常要在劳动教养院服满刑期。”[82]于是，在苏联的立法中首次出现了“劳动改造营”和“劳动教养院”的正式术语。[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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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405 1930年初，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劳动改造营系统逐渐得到扩大。[84]1930年2月5日，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了撤销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决议，其原有职能被转给了其他主管部门，其中最主要的是转给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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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407 1930年4月25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局长梅辛格签发第130/63号命令，组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劳动改造营管理局”。[86]它的内部机构迅速发展起来，并且于“1930年10月1日取得了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古拉格的法律地位。从这个时期起，大批被捕人员大军被派到各种工地上去劳动、去挖运河、开采有用资源，以此来保证苏联的国民经济计划的顺利实施”。[87]标志着古拉格诞生的第一个具有军事战略意义的工程是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在这里，古拉格展示出在短期内集中大量人力，通过大众突击的方式保证国家计划得以完成的可能性。“从1929年底开始，政治局直接批准下出现的新营加速增长现象说明，斯大林时期的政治制度改变了惩治政策，其目的是要建立起一个巨大的强制劳动体系，该体系的核心就是劳动改造营和劳动教养院管理总局，而建立该体系的推动力就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88]也正是从这时起，缩写词“古拉格”逐渐成为苏联最大、具有无限动员能力的经济机构的代名词。它标志着斯大林时期“使用囚犯的日劳动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因素”。[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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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409 1930年11月5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作出“关于撤销各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决议。“原隶属于它们管辖的关押地从1930年11月15日改为由共和国司法人民委员部接管”。[90]“为便于在各共和国对这些关押地进行领导，组建了共和国劳动改造机构管理总局（ГУИТУ）。在外高加索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由于没有联邦司法人民委员部，便采取了其他方式对劳动改造机构加以领导。在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劳动改造机构管理总局隶属于国家政治保卫局；在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则隶属于共和国最高法院；在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了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劳动改造特别处”。[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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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411 “1934年2月20日，斯大林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组建包括改组后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内的联盟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问题，并委托亚戈达、科甘诺维奇和古比雪夫负责在5天内根据政治局讨论该问题时的意见提出议案。次日，2月21日，亚加达将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组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决议草案交给了科甘诺维奇。在亚加达准备的草案中，提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下设一个有权决定流放、驱逐和关押到劳动改造营问题的特别会议。（注：从1924年起，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委员会就下设有具备类似权力和最大惩罚期限为3年的特别会议。同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委员会自己有权作出包括枪决在内的非司法审判决定）”。[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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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413 “1934年7月10日，根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组建了全苏内务人民委员部，改组后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以国家安全管理总局（ГУГБ）的身份进入其组成部分之中”。[93]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任务是：保证革命秩序和国家安全，保卫社会（社会主义）财产，记录公民身份证明文件，边境保卫。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包括劳动改造营和劳动居民管理总局（ГУЛАГ），工农警察管理总局（ГУРКМ），以及许多其他分支机构。在各苏维埃加盟共和国成立了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设立了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全权代表的职务。原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主要业务分支机构都进入国家安全管理总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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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415 “1934年7月10日，政治局最终通过了关于成立内务人民委员部和特别会议的决定，并在当天获得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批准。根力赫·亚戈达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而他的副手分别是：阿格拉诺夫（第一副手）和普罗科菲耶夫”。[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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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417 1934年7月，古拉格成为全苏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个组成部分。很快，1934年10月15日，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把司法人民委员部的关押地管理总局移交给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决定（П15/224）。从此时起一直到斯大林去世，监狱—劳动改造营系统的领导权全部集中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务部这个主管部门的手中。在新人民委员部基层班子和地方建立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取代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全权代表处）的重组过程中，劳动改造营的管理机构也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直属于古拉格的独立劳动改造营与内务人民委员部地方管理局创建的劳动改造营、劳动教养院和关押地进行了一些合并。原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政治犯隔离室”也被改革。“1935年11月，它们被改成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别监狱”[95]，“在刚好一年之后，即1936年11月，又被转交给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管理总局管理”。[96]1936年9月，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接替亚戈达的职位；1938年11月，叶若夫被撤职；同年11月25日，贝利亚接任该职务，从此古拉格的经济功能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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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422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1706460265]

1706465423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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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425 对于布尔什维克而言，全俄特别委员会的成立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剑与盾”。在这个最重要的国家机构的帮助下，布尔什维克不仅守住了政权，而且还通过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了自己的思想主张。而古拉格的诞生则为斯大林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高速度实现工业化方针发挥了巨大作用。苏联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由一个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农业国。经过第二个五年计划，苏联基本上实现了其预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目标，一些主要工业部门的产值、产量指标赶上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个内向型的经济结构体系也已建立起来。凭借辽阔国土所拥有的丰富资源和高度集中的资源配置方式，苏联以其粗放型经济发展阶段所取得的工业发展的高速度，使自己在30年代跻身于工业化国家行列。这些成绩的取得在某种程度上与古拉格强制劳动经济体系所发挥的作用密不可分。因为古拉格囚犯的劳动是20世纪30～50年代决定苏联经济的实质性成分。对于这种经济而言，必须有机动的劳动力资源，将劳动力资源集中到所需地区不需要更多的开支和复杂的组织措施。劳动改造营的劳动力大部分被使用在大型工地、矿山开采行业、木材采运、劳动力资源特别缺少的偏远地区的工业工程设施建设方面。[97]“在斯大林领导集体的眼里，强制劳动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动员能力的强弱和在社会生活基础设施处于最低投入的条件下，把大量劳动力从一个地区调到另一个地区的能力”[98]和攻坚能力，如：①20世纪30年代它为苏联工业化纲要任务的完成建设了大量的基础设施，修建了许多运河、铁路，建成了许多工业项目，流放的农民则开垦了许多新土地，还有许多被流放农民在煤炭、森林领域从业；②远北工程管理局开采的黄金为苏联政府保证了国家经济发展所必需的、不可替代的外汇来源[99]；③工业化时期苏联的一些重要企业，如诺里尔斯克联合企业在自身建设和发挥职能作用的头20年期间，实际上全是靠强制劳动[100]发展起来的；④古拉格设计机构——特殊技术局使用强制劳动构成了强制劳动的特殊部分。古拉格特殊技术局的囚犯被用于解决那些用通常方式很难解决的问题。由于特殊技术局的工作而加速了红军的现代化。据统计，卫国战争时期，设计和装备着由特殊技术局研制的发动机的飞机占苏联轰炸机的2/3。[101]在1947～1948年苏联核方案实施的关键时期，古拉格强制劳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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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427 从目前已解密的文献等资料来看，要想从历史文化视角比较清晰地展示出古拉格的全貌，至少需要把握住古拉格历史的三个发展阶段，即第一，古拉格成立之前身的机构演化阶段；第二，其成立之后的鼎盛时期；第三，走向衰亡阶段。要想展示出古拉格这三个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至少需要数倍于本文的篇幅才行，因为古拉格几乎涉及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司法、管理等苏联社会的方方面面，鉴于此原因，本文只侧重从经济层面展示了古拉格成立之前各个时期机构演化的政策理论依据和实践过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文只能让读者对古拉格有个阶段性的局部认识，而非全面认识。另外，第一阶段又是古拉格后两个发展阶段的基础，不展示这个阶段的曲折演化历程，就无法充分理解其后两个阶段的必然发展结果。因此，本文旨在通过丰富的材料支撑，充分揭示出古拉格成立前期所经历的曲折漫长发展历程，以便向读者展示“古拉格的前身究竟是什么样子”，从而达到让读者看到以后古拉格第二和第三阶段的发展结果时，能够不惊讶，能够做出：“这是古拉格整个历史演化过程的必然结果”这种判断的认知目的。最后，由于目前我国与古拉格有关的汉语研究成果和文献资料仍处于完全空白状态，没有任何可以直接借鉴的文献，所以本文对古拉格问题的认知与研究就只能完全依靠外文资料了。由于笔者的外文水平有限，行文中出现一些错误在所难免，请读者多多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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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429 [1]Петров Н.В.（отв. ред.）История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гулага. Конец 1920-х-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 1950-х годов. Собрание документов в 7 т.，Том 2. Карательная система：структура и кадр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4，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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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431 [2]Бородкин Л.И，Грегори П，Хлевнюк О.В.（отв. ред.）Гулаг：экономика принудительного труда，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5，с. 6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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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433 [3]Бородкин Л.И，Грегори П，Хлевнюк О.В.（отв. ред.）Гулаг：экономика принудительного труда，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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