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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654 9月19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出台了处理战俘问题的又一个重大举措，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下组建一个专门负责战俘事务的机构——战俘管理局。彼·卡·索普鲁年科少校被任命为战俘管理局局长，谢·瓦·涅霍罗舍夫为该局政委，伊·伊·霍赫洛夫、约·米·波卢欣为副局长。根据随后制定的战俘管理局条例，它“直接领导战俘营的组建及对战俘的配置、接收、登记、关押和使用战俘劳动，制订战俘接收站、战俘营的条例，颁布战俘营关押及内部规章制度的细则和指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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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656 战俘管理局在俄罗斯联邦的奥斯塔什科夫、科泽利斯克、尤赫诺夫、普季夫利、奥兰、尤扎，乌克兰的科泽利相斯克、旧别尔斯克共设立了8个关押营。每个战俘营内部的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各部门的职能等，在9月23日颁布的《战俘营条例》中做出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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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658 在战俘营的机构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特别科。它的职能是对战俘实施肃反工作。贝利亚在批准成立战俘管理局的命令里，特别强调了要在各战俘营开展肃反工作。9月19日，内务人民委员部给各战俘营特别科下发指示，要求他们在对战俘进行登记时，要建立专门的战俘间谍案卷和侦察案卷，“对进行反苏活动、有间谍活动嫌疑、与波兰社会党、毕苏斯基分子、国民民主党分子、社会民主党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及其他反革命政党和组织有联系的战俘，以及所有军官，都要建立履历案卷，这些案卷要登记在一个专门的簿册里。”特别科还应每月向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处和第一专门处提交业务报告，说明战俘营中关押战俘数目，其中军官数、宪兵、国家安全机构工作人员各有多少，以及建立履历案卷数量、获得的谍报数量、招募的暗探和情报员数量、被逮捕的人数有多少。[4]可见，从一开始，战俘营中的这个机构就被赋予了特殊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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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660 按照上述各营规模计算，至10月下旬，8个战俘营最多能关押68000名战俘，这与前线部队实际俘获的战俘数量相差甚大。这种情况，势必给战俘营的接收和管理工作造成巨大压力。另外，根据贝利亚9月19日的命令，各战俘营的展开要用10天左右的时间，如果再加上组建战俘营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实际问题和官僚主义作风造成的延误，各战俘营能否在规定的时间准备就绪，都还是问题，这与苏军在波兰境内的迅速推进形成了强烈反差。它将给战俘营初期的战俘接收和管理工作带来诸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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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662 前线部队很快发现他们面临着由于战俘人数巨大而带来的种种问题。9月21日，副国防人民委员库利克向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人报告，由于没有准备好接受如此大量的战俘，部队无法向他们提供食物；另外，押送和看管战俘也牵扯了部队大量人力。“部分战俘由铁路从斯坦尼斯拉沃夫送往古夏京，但大部分已跑散回家”。对此他建议“政府应发出指示，将那些被俘的乌克兰籍和白俄罗斯籍俘虏在登记后遣散回家……”[5]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拉·福·察纳瓦也向莫斯科报告：“西部各地区聚集了成千上万逃离前线的士兵，挤满了街道，靠行动小组的力量根本不可能把他们隔离起来。红军部队没把他们当成战俘抓起来，结果，谁也没有对他们进行审查，波兰士兵到处自由走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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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664 库利克的建议，反映出前线部队对短时间内俘虏这么多战俘缺少必要的思想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就地释放部分战俘也不失为一种无可奈何的办法。因为，如果在作战与看管战俘之间权衡，常理上毫无疑问要优先保证前者。9月23日，伏罗希洛夫和沙波什尼科夫回复库利克，基本同意了他的建议：“被俘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农民如果能够出示文件，证明他们的确是被波兰人征召入伍的，可以将他们释放。”[7]但是此举却立即遭到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列·瓦·梅赫利斯的质疑。他在9月24日给斯大林的信里，描绘了大量被遣散的战俘堵塞了几乎所有道路的情景，并说其中许多人企图前往由德国人占领的地区，其中混杂了不少军官和警察。[8]看来梅赫利斯的信对斯大林起到了作用，因为第二天伏罗希洛夫又下达了一道命令，撤销了两天前释放农民战俘的命令。这样，分流战俘这一途径被堵死了，数量众多的战俘在短时间内涌向苏联境内几个刚刚成立的战俘营。十几天内，一些战俘营接收的战俘接近了计划规定的容纳数额[9]，另一些则大大超过了原定数额。[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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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666 尽管展开各战俘营的命令在9月19日就已下达，但各战俘营的准备工作并没有完成，或者更确切地说，各营所做的准备在大量涌入的战俘面前变得捉襟见肘，难以应付了。这就直接导致了各战俘营接收工作的被动与混乱。到9月底，普季夫利战俘营的战俘囚舍“还是用木板建的，缝隙没有堵塞，没有天花板和炉子”；“营内没有消毒室，战俘没有内衣”；更严重的是，由于调拨单没有发下来，“战俘的正常饮食没有安排好”。建在岛上的奥斯塔什科夫营，由于没有与岛外的电话联系，汽艇用油无法保证，因而“物资供应已经中断”；维修战俘囚舍的材料如木板、油毡、钉子等均告缺乏；全营尚缺8000条床垫，只能由国家调拨，因为“在本地组织缝制这么大数量的床垫既不可能也无材料”。[11]科泽利相斯克营内的许多建筑物“呈半损毁状态，窗户上没有玻璃，房顶漏水，连通铺都无法架设”，就是这样的住房也只能安排一半的战俘，另一部分战俘或是睡在夏季帐篷里，或是被安置在猪圈里。[12]尤赫诺夫营的许多战俘不得不在3℃～7℃的气温下，“住在凉台上、马厩里、窝棚里”，甚至“许多人连一个坐的地方都很难找到”。[13]为了解决住宿问题，一些战俘营因陋就简，提出搭建3层和4层床铺，索普鲁年科无奈之下同意在房间空间允许的地方制作3层床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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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668 随着军事行动的结束，如何处置大量波兰战俘问题需要苏联领导人立即作出决定。10月1日，一个由中央书记日丹诺夫牵头的委员会讨论了战俘问题。显然，在讨论中有人认为库利克曾提出的、一度得到伏罗希洛夫赞同的遣散士兵战俘的建议，在目前情况下不失为缓解战俘营压力的有效办法。在由这个委员会成员贝利亚和梅赫利斯会后联名向斯大林提交的报告里，建议对战俘进行分类处理。他们把战俘基本分成6类，并作出不同处理：对居住在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的乌克兰族、白俄罗斯族及其他民族的士兵战俘，予以遣散回家；留下25000名战俘修筑沃伦斯基新城—科列茨—利沃夫的公路；故乡被划归德国的波兰领土上的士兵战俘暂时单独关押在科泽利斯克和普季夫利战俘营，待与德国人谈判解决了他们的遣送问题后再送其回家；为被俘军官建立单独战俘营，中校到将军的军官以及军政要员，关押在沃洛格达州扎奥尼凯耶营，其余军官关押在尤扎营；间谍人员、反间谍人员、宪兵、狱吏和警察，单独关押在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对拘留的近800名捷克人，以被拘留者身份一直关押至英、法与德国的战争结束，其中军官应单独安置；关押他们的是旧别利斯克战俘营。[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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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670 从保留下来的原始档案上可以看到，斯大林作了几处批改。其中对捷克战俘的处理，他批改为：“释放，但每人都应立下字据，不同苏联作战”；在波兰军官战俘营的安排上，他改为“安置在南方（旧别尔斯克）”。[16]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第二天根据上述报告和斯大林的批示，通过了相应的决议。[17]又过了一天，苏联人民委员会也做出了相同的决议。[18]同日，贝利亚按照苏联人民委员会决议下达了执行命令。[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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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672 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决议，是苏联处理波兰战俘问题的一份重要文件。它集中体现出苏联政治制度的特征，反映了苏联领导人对波兰国家的态度，是苏联出兵波兰目的的延伸。文件中虽然没有提出是本着“阶级原则”对战俘进行分类的，但这一原则通过在军衔上的区分得到了曲折的反映。在苏联的政治体制下，对特定的社会群体进行分类和对人们的政治属性予以界定，往往首选使用“阶级原则”。尽管这一原则本身并不具备对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进行准确合理区分和界定的功能，但仍然被苏联政治家们用来作为解决复杂问题的“合理”办法，而且是很“有效”的办法。在决定释放哪些战俘和不释放哪些战俘时，对苏联领导人更有意义的，不是军衔上的差别，而是阶级上的差别。伏罗希洛夫在9月22日回复库利克时，在允许遣散的对象前特意强调“被俘的农民”，有其特定的内在含义。这种含义在当时的苏联几乎人人都清楚明白。因此，梅赫利斯并不是一概反对遣散这类波兰战俘，只是担心一些军官和其他人假冒“被征召来的农民”脱逃。可以说，到这年11月中旬被遣返回家的42400士兵战俘，某种意义上不是因为他们比那些被留下来的战俘表现“好”，而是在一种特定的政治体制下，他们成了“幸运儿”。相反，那些被留下的军官和军政要员最终成为一起悲剧事件的主角，也不是因为他们全都表现出特别仇视苏联和苏维埃制度，而是成了同样政治制度下一种教条的政治理念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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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674 苏联领导人对波兰国家的看法以及根据这一看法确定的出兵目的，都把波兰国家作为一个异己的对立物，放在了要消灭的位置上。在苏德两国合作共同瓜分、占领了波兰领土之后，除了先在巴黎、后在伦敦组成了流亡政府外，可以说波兰国家从形式上已不复存在。在苏联领导人看来，为了彻底消灭这个国家，占领其领土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打碎其原有的国家机器也非常重要。而军队、警察、监狱系统，正是每一个国家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是保护该国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在苏联领导人的意识中，军队、警察、司法系统和国家机构中的高级领导和官员，是贯彻统治阶级意志的核心，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中坚力量。消灭了这部分人员，无异于打断了支撑国家机器的“脊梁”。波兰的情况也不例外。自十月革命后，苏联领导人逐渐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即波兰统治阶级历来是仇视苏维埃国家的；波兰军队的军官、警察、司法系统和国家机关中的官员，都属于统治阶级范畴，或是在为统治阶级服务过程中，与其达成了利益和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对苏联来说，他们的危险性要比普通居民大得多。如果把他们与普通士兵一道释放回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只能给那里正在进行的“苏维埃化”社会改造，增添麻烦与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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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676 由此可见，对波兰战俘的最初处理，受到了苏联特定的社会政治观念的影响，这种政治观念并不仅仅属于某一个人，或是苏联领导层，而是成为教条式的行动指南。就处理波兰战俘而言，这种政治观念决定了波兰战俘的命运，并造成了他们之间巨大的差别。因此，谈到波兰战俘的处理，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以往人们更多地关注发生在波兰战俘中的悲剧本身，并把责任简单地推到斯大林个人身上，而疏于研究这一悲剧与苏联的政治制度、基本的政治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因而看不到这一悲剧只是苏联在处理波兰战俘上产生的结果之一，而不是它的全部。也只有弄清了这一点，才能对导致悲剧的真正原因有更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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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681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1706460269]

1706465682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对波兰战俘的关押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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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684 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39年10月2日的决议而对战俘进行的分类处理，到11月下旬基本告一段落。如前所述，遣返居住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士兵战俘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释放捷克战俘的准备工作，苏联方面在10月底就已完成，但被释放的捷克人要求进入罗马尼亚时，罗马尼亚政府并没有马上发给他们签证。直到1941年春，签证问题才得以解决。[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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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686 对居住在由德国占领地区的波兰战俘的遣返和从德方接收部分波兰战俘的工作，也从10月中旬开始启动。10月11日，贝利亚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建议，“将居住在原波兰的德国部分的全体被俘士兵约33000人，在最近转交给德国当局是适宜的，为此应当与德国政府开始谈判。”[21]副外交人民委员波将金与德国驻苏大使舒伦堡就交接程序举行了谈判，双方商定交接工作从10月23日开始，预计11月3日完成。到11月23日，苏方交给德方42492名波兰战俘，同时从德方接受了13757名战俘。[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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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688 同年11月、12月，苏联还完成了从立陶宛接收波兰战俘的工作。据立陶宛政府提供的统计，在它们那里拘押着近14000名波兰战俘，其中有3000名军官。立陶宛政府提出把这些出生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战俘送回他们的出生地。[23]11月9日，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分别通过决议，“从立陶宛政府接收被拘押在立陶宛、家住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愿意返回家乡的原波兰军队战俘”。接收的士兵和下级军官遣返回家；军官、警察和官员送往战俘营“仔细审查”；但对此项规定“应严格保密”。[24]在此项工作完成时，有21名军官和54名警察被送往尤赫诺夫营。[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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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690 与被遣返回家的战俘相比，被留下充当劳动力使用的那部分战俘的境遇要差得多了。最早确定留下的25000名战俘，被用于修筑沃伦斯基新城—科列茨—利沃夫公路，集中了这批战俘一半的罗夫诺营改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建筑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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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692 战俘劳动力的使用范围很快扩大了。10月14日，战俘管理局与苏联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签订了使用战俘协议，1万余名战俘被安排到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下属的8个矿务局、矿井和铁路公司从事劳动。集中这批战俘的主要是俄罗斯联邦南部的三个营地，即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克里沃罗格营、顿涅茨克州的叶列诺—卡拉库布营和扎波罗热州的扎波罗热营，每个营又都在矿山和企业所在地设立了许多分营。虽然根据协议这些战俘的劳动保护、工资待遇、生活条件等都将与通常的雇工相当或接近，但不同的是，他们仍要在警卫看管下进行劳动。[26]这就意味着，他们并不是普通的劳动者，而是被强迫接受劳动的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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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694 不管是筑路还是采矿，战俘从事的劳动都相当艰苦和繁重。有文件证实，黑色冶金人民部各企业并未履行协议中规定的条款，没有为战俘创造应有的生活及劳动条件。[27]战俘的不满情绪还因11月初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两地并入苏联而加剧。那些居住在上述两地区的战俘很自然地认为，他们已成为苏联公民，再把他们作为战俘关押和使用违背了最高苏维埃的有关法令，他们联名致信斯大林，表达他们返回家乡与家人团聚的强烈愿望。[28]也有不少战俘在没有得到答复的情况下擅自离开工地，据西乌克兰一号筑路工程指挥费久科夫少校报告，整个筑路工地在11月初一共逃跑了1000多名战俘，几乎占在这里劳动战俘人数的10%。[29]尽管改善了战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加强了警戒，但逃跑现象并未完全制止。这说明战俘的不满不仅是针对生活及劳动条件的，政治上的歧视性待遇更让他们难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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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696 考虑到战俘大量逃跑可能在新并入苏联的地区引起“不满情绪，为敌人进行反苏宣传提供子弹”[30]，12月2日，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联合发出命令，对在各企业劳动的战俘规定了新的使用办法。新办法规定，“凡有劳动能力的战俘一律在基本工程中使用，同时将他们的工资改为与非军人雇用工同等的计件工资。战俘中的不完全劳动力在战俘营内部以及工矿企业的后勤性工作中安排使用，并根据该工业部门现行的计时工资制确定他们计时工资。”新办法还要求立即查明哪些人有生产技能并且政治合格，以便“作为你们企业的固定工人”。对经常超额完成生产定额的战俘，经专门审查并报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管理局批准后，可以撤销对他们的看管。办法还规定了战俘每天的最低生活费不得低于5卢布[31]；另外，要给他们“创造必要的生产条件（固定的工作地点、系统地指导，等等）、文化生活条件以及居住生活条件。要进行解释工作，以保证所有的战俘都能完成生产定额”等。[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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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698 新的使用办法规定的对战俘待遇虽比以前有所改善，但仍未从根本上解决战俘的地位问题，也就是说，这些人仍然是失去自由的被强制从事劳动的劳动力。同时，新的待遇从规定到落实，还有一个依责任心大小和检查督促机制是否完备而决定其长短的过程。战俘们在自己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且又得不到令他们满意的解释的情况下，怠工、以各种借口旷工甚至逃跑，就成了他们普遍使用的抵制手段。在扎波罗热州劳动的战俘，每天有将近100人因各种原因不出工，出工的战俘中怠工、酗酒现象普遍，以致有时一天的计件工资高的达30～40卢布，低的只有23戈比。另外还有3名战俘逃跑。[33]当内务人民委员部派来特种部队加强看管并逮捕了16名被认为是怠工煽动和组织者的战俘后，激起了战俘们更强烈的抵触情绪，1940年1月下旬，这里的1570名战俘中每天出工的不超过370人；还有不少战俘宣布绝食。他们最主要的要求就是放他们回家。[34]1939年12月20日，在斯大林州“尼科波尔锰矿”和“十月矿务”托拉斯劳动的战俘举行罢工和绝食，而且愈演愈烈，直到惊动了贝利亚。他于12月31日特地命令战俘管理局第一处（特工处）处长季什科夫，会同内务人民委员部经济管理总局特派员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斯大林州局局长，对在当地各企业劳动的战俘“大量不出工的情况”和“逃跑事件”，进行调查和侦察。[35]1940年1月3日，战俘管理局副局长霍赫洛夫就此事写了专门报告，在他列举的上述两个企业战俘罢工和绝食的原因里，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战俘们要求与大多数被俘士兵一样释放他们回家。[36]霍赫洛夫报告，对反抗的战俘采取了强制性措施，“减少食物，剥夺通信权利”；并“将250名破坏生产分子除名，送往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对“老实干活的战俘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内务人民委员部和黑色冶金工业人民委员部于2月7日再次签订了新的使用战俘协定，减少了使用人数，并把使用的战俘分成两类：对其中一类明确规定实行工资制，每天的最低工资也比10月14日的规定提高了2卢布；战俘营对战俘的生活和伤病治疗也明确了相应的保障。[37]这部分在劳动营里的战俘，在苏德战争爆发后，成了在苏联领土上组建的波兰军队的主要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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