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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所占领的地区合法化，苏联第二步就是启动国内法的法律程序，对这一结果加以认定和保护。1939年10月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预定10月26日在西乌克兰的利沃夫和西白俄罗斯的比亚威斯托克同时召开人民会议，人民会议应确认9月17日后在这两个地区所发生的政治及社会经济变革，并通过加入苏联的决议。一切相关的文件分别由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负责准备。[46]为了选出出席人民会议的代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两地要在10月22日举行选举。候选人只能从城市和农村中成立的临时机构——市临时管理委员会和村农民委员会以及工人赤卫队里产生。地区临时机构由4人组成：两人来自共产党组织，一人来自内务人民委员会，一人来自地区城市管理委员会。[47]27日，西乌克兰人民会议在利沃夫发布关于西乌克兰国家权力的公告，宣布在西乌克兰全境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在同一天提出加入苏维埃乌克兰共和国的请求。[48]两天后，西白俄罗斯人民会议在比亚威斯托克也发布了与上述内容基本一致的文件。[49]11月1日和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布法令，满足上述两地区人民会议的请求。11月14日、15日，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颁布法令，接受两地区加入相应的共和国。[50]12月20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法令，确认1939年11月1日和2日前居住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的所有公民为苏联公民。[51]至此，经过这些法律程序，两地区正式成为苏联的一部分，两地区现有的居民也就成为拥有苏联国籍的苏联公民了。也正是在此期间，各战俘营开始大批释放居住在这两个地区的乌克兰族、白俄罗斯族士兵战俘。这两者之间在时间上的巧合，使人有理由相信释放战俘也是一项“配合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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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本属国际问题的问题单方面转换成内政问题，找到了可资凭据的法律依据，而且这种法律只有它具有解释权。这种移花接木的办法，使苏联多少摆脱掉了在此问题上的被动地位，并逐渐形成了它对这一问题的原则立场，即：维护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同胞要求民族统一的权利，坚持苏波边界要以1939年9月17日以后的现状为基础予以确定。这一原则立场苏联几乎没有放弃过，而且越到后来，越发不可动摇。它的内涵也不断扩大，包含的不再仅仅是领土问题，而且还有民族问题，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民族自尊心问题，以及苏联政府的荣誉问题。这样，围绕这个问题，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及其支持者之间的原则分歧，从一开始就非常鲜明而且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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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并入苏联的地区建立苏维埃制度，或曰推行“苏维埃化”，是苏联对这两地进行处理的又一个重要步骤。就在红军部队向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推进的同时，一批由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选派的党和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也跟随部队进入了这两个地区。他们每15～20人为一组，负责在被苏军占领的城市和农村组建新的管理机构，组织“工人赤卫队”，一方面维持当地治安，另一方面追查躲藏起来的军官、地主、警察和政府机构要员。那些被他们抓住的人有不少被就地处决。[52]内务人民委员部派来特别行动组领导并参与了“清查”活动，仅第一行动组就在乔尔特库夫、戈罗杰茨、克罗梅尤、克索夫、斯塔尼斯拉夫等地逮捕了1923人。在利沃夫，到9月28日前，就已审结了10起“组织反革命队伍”案，一批波兰有名的政治活动家和民族主义组织领导人被逮捕。[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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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执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0月1日决议和准备人民会议选举，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加紧在两地区建立党、团组织和工会组织。几千名党、团积极分子在一大批党、团、工会干部和红军干部带领下来到这两个地区。因此，还在两地正式加入苏联之前，党、团和工会组织系统就已经在这里建立起来了。10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指定同年12月24日在这两地区举行地方劳动者代表苏维埃选举。不过，在开始选举的前20天即12月4日，政治局就已经确定了党的区委局和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区执行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内务人民委员会区机关领导人或是进入了党的区委局，或是进入区苏维埃执委会。[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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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联共（布）政治局的指示，对两地的银行实行了严格的监督，对企业实行国有化。不仅对大型企业实行了国有化，而且那些业主已逃跑和进行怠工的企业也被收归国有。1939年12月3日，政治局批准了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法令，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实行广泛的国有化，工业、商业企业，交通、文化和医疗机构，学校和居民建筑都要在两个月内实现国有化。[55]1940年1月20日，政治局和最高苏维埃又决定在两地区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国营机器拖拉机站，并利用地主和定居者[56]土地建立国营农场。[57]这实际上是利用政权的力量对有产者的一次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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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化的实施，极大地触动了部分当地居民的利益，也就引起了他们的抵触与反抗。为保证社会改造的进行，苏联党和政府一方面加大了对“反革命分子”的打击力度，另一方面强行进行居民迁移，以改变当地居民结构。还在10月3日，政治局就做出决定，授予乌克兰方面军和白俄罗斯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批准军事法庭按反革命罪对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居民和原波兰军队军人作出极刑判决的权力”。[58]两个月后，政治局批准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建议，“逮捕所有登记在册的原波兰基干军官”。[59]两个地区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展开了一次大规模行动，仅在西乌克兰地区就逮捕了570名波兰军官；另有487名军官在早些时候作为“反革命队伍”成员而被捕。[60]被投入监狱的还有“社会异己分子”和各个“反动的”、“民族主义”政党的成员。另外一些企图越境离开苏联和从德国占领地区越境进入苏联的越境分子也被判处3～8年不等的徒刑。根据贝利亚1940年3月5日提供的数字，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各监狱内关押的各类犯人有18623人，其中波兰人有10685人。[61]内务人民委员部同年3月22日的命令记载，仅在布列斯特、利沃夫、罗夫诺、沃伦斯基、捷尔诺波尔、维列伊卡、平斯克、斯坦尼斯拉夫和巴拉诺维奇等9座监狱，就关押了6750名波兰犯人。[62]可见，在“苏维埃化”过程中，苏联当局的打击力度是相当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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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2月4日，政治局通过决议，把所有定居者及其家属迁往北极地区从事林业工作。之后对被迁移者的利用又扩大到了矿业开采。[63]结果，有139590人被从这两个地区迁出，其中18岁以上的男子占24.1%，其余都是妇女、儿童和老人。[64]此后，苏联政府又于1940年春、夏和1941年6月，对两地的居民三次进行迁移。据贝利亚1944年5月提交给斯大林的统计数字，到1941年9月，从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地区送往苏联后方劳动及被流放的人员达389382人。[65]应当说，这些波兰人的境遇是非常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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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对波兰战俘和所占领土的处理，带有鲜明的苏联“特色”。苏联在占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后，利用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迅速启动国内法律程序，完成了对所占领土的归并，并在这些地区推行“苏维埃化”，短时间内便把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移植到了这里。如果说，苏联与这些地区的关系，在出兵时仅能从历史的和民族的意义上解释的话，那现在又多了一层“法律”上的意义（在战争后期又加上了保证苏联安全的意义），这就使它对这些地区的兼并看上去更加彻底和“完美”了。因此，苏联领导人不会轻易放弃已经取得的成果。维持1939年9月17日以后苏联边界——主要是西部边界的状况，也就成为苏联外交要加以捍卫的一条基本原则。在苏联日后解决波兰问题的框架中，这一原则经过进一步加工和微调，具体化成了苏联一再坚持的“寇松线”，并且成为苏联解决波兰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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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苏联对所占领土的处理无疑带有强烈的强权色彩，它对这些地区的归并没有充分的国际法律依据。作为波兰国家在国际社会的代表，波兰流亡政府理所当然地拒绝承认这种处理的结果。就是在反法西斯同盟形成之后，反法西斯大国之间在此问题上亦有争议。接受还是反对苏联的“寇松线”，无论是对苏波两国政府，还是对国际社会，都是一个不得不面对、但却不容易解决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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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1706460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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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分类处理后在押的波兰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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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苏联出兵波兰后的12天作战行动中，被苏军俘虏的波军官兵近25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战俘被押解到设在苏联领土上的8个战俘营和两个分配站。10月初，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做出相同决议后[66]，对这批波兰战俘进行了分类处理。一部分原住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士兵战俘被遣散回家；居住在由德国占领地区的士兵战俘则等待着交还给德国当局；一批战俘被留下来从事建筑工作；战俘中的军官、军政要员、间谍人员、反间谍人员、宪兵、狱吏和警察，集中关押到指定的战俘营。正是这后一类人，成为后来所谓“卡廷事件”中无声的主角。对“卡廷事件”的调查和研究，国外已有不少成果[67]，但大都由于缺乏苏联方面真实的材料，而对苏联当局在此问题上的决策过程解释得不甚清楚。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陆续解密了大批有关在苏联的波兰战俘以及对其进行处理的档案，使人们有可能更直接地了解到事实真相。本文根据近年来俄罗斯解密档案，通过对苏联当局处理波兰战俘决策过程的分析，探究导致苏波关系史上这一悲剧性事件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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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苏联当局的命令，被俘者中的将军、军官、军政要员、间谍人员、反间谍人员、宪兵、狱吏和警察等都要集中关押在指定的旧别利斯克、科泽利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三个专门战俘营。[68]1939年11月初，进行并很快完成了相应的调动。此后直到1940年春，这三座战俘营及其关押对象都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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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别尔斯克和科泽利斯克营，关押的基本是波兰军队的原军官，他们的军衔从将军到上尉，军种也不同。另外还有一些军事技术人员如军医、教授，以及记者、画家和随军神父等。奥斯塔什科夫营主要关押谍报人员、反间谍人员、宪兵、狱吏、警察、警察局密探，以及反苏政党和团体的积极分子、地主、公爵、工厂主、定居者和难民等。三个专门战俘营关押人员的情况见下表。[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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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939年11月至1940年3月旧别尔斯克战俘营关押战俘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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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939年11月至1940年3月科泽利斯克战俘营关押战俘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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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1939年11月至1940年3月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关押战俘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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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专门战俘营关押人员的人数在1939年11月底基本保持稳定，这说明对这批“特殊”战俘的集中工作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就已完成。1939年12月31日的统计表明，上述三个战俘营共关押15087人，到次年2月4日人数略有减少，为14990人，在3月5日政治局做出对他们最终的处理决定后，3月16日的一份人数统计为14854人。不过，这并不是最后被处决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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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俘管理工作逐步走入正轨，一开始在这三个战俘营反映比较普遍的生活待遇问题慢慢减少，另一类问题，即战俘们要求给予他们公正的政治待遇，日益突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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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俘们对把他们作为战俘关押提出质疑。曾在1939年9月指挥了利沃夫保卫战，后向苏军投降的弗·尤·西科尔斯基将军，1939年10月20日从被关押地旧别尔斯克战俘营致信乌克兰方面军司令员铁木辛哥，说他和他的部下之所以没有理会“德军统帅部给我们的书面建议曾许诺给我们最优厚的投降条件”，“没有在他们的进攻面前后退一步”，而是毫不犹豫地与苏军进行谈判，是因为“贵国与德国相反，保证对各民族和个人采取公正的原则”。他提请铁木辛哥注意，“推迟释放我们使我们所有人及我们的家属处境极为艰难”，“关押在旧别尔斯克，并且个人自由在这里受到限制，使我们感到极为痛苦”。他希望苏方“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使我们尽快获得自由”。[70]1940年1月7日，关押在同一个战俘营的一批波兰上校上书战俘营领导，要求确定他们的地位和按照公认的国际准则对待战俘。这次他们直截了当地提出：“请向我们说明，苏联政府怎么看待我们，确切地说，就是：是否认为我们是战俘？”如果认为是，“我们请求根据各国政府公认的对待战俘的准则对待我们”，首先就应当“使我们有可能自由求见受权驻苏联政府、负责保护波兰公民利益因而也保护战俘利益的大使馆”，“与红十字会建立联系，使我们有可能与在苏联以外的家人通信”，以及公布战俘名单，释放没有应征入伍的退役和预备役军人战俘，适当发放津贴等。如果苏联政府认为他们是被捕者，“那么请通知我们，我们因为什么罪被剥夺自由，请对我们正式提出公诉”。如果他们是被拘捕（拘留）者，“请向我们说明，我们哪些行动导致了限制我们的自由，况且，我们是在波兰领土上被拘捕的”。[71]另外，一百多名军医和药剂师也致信伏罗希洛夫，声明他们是在“履行医生职责时被苏军俘获的”，他们要求按照日内瓦国际公约关于军事行动期间医生和药剂师权利的有关规定，将他们送往中立国家。[72]但是，这些呼吁和要求在苏联当局那里不是遭到拒绝，就是不予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