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465826

1706465827 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战俘管理当局准备进行处理的战俘范围有了进一步扩大。如果说在2月20日索普鲁年科的报告中，他是把军官战俘与警察、狱吏等类战俘区分开来，其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后者身上的话，那么现在前者——原波兰军队军官——也被纳入了“视线”。有两个事实可以作为佐证。其一，2月底3月初，战俘管理局整理了一系列的统计材料，统计范围不仅包括三个专门战俘营的全体在押战俘，而且对军官进行了单独分类。其二，3月2日，政治局通过了“关于警卫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西部地区国界”的决定，其中建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从今年4月15日起，将被镇压和关押在战俘集中营中的原波兰军队军官、警察、狱吏、宪兵、情报人员、原地主、工厂主和原波兰国家机关高级官员等的家属，共22000～25000户，悉数迁往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各地区，为期10年”。[120]可见，无论是对待被关押的战俘本人，还是他们的家属，苏联当局都对他们“一视同仁”了。

1706465828

1706465829 上述材料说明，苏联当局在1940年2月下旬已经决定了对三个专门战俘营中的战俘一并处理。这是不是前一阶段整理出的专门“材料”起了作用，目前尚无法证明；但有了这样的“材料”，无疑使苏联当局更有理由做出对这些战俘给予最严厉处理的决定了。

1706465830

1706465831 1940年3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根据贝利亚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作出的决议，直接导致了三个专门战俘营的战俘和关押在乌克兰、白俄罗斯西部监狱内囚犯的悲剧命运。贝利亚的信和政治局的决议几乎完全相同[121]，而且是在同一天完成的，这说明苏联最高决策集团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分歧。[122]斯大林在贝利亚的信上第一个签名并写下“同意”，对这个决议如此顺利获得通过，也会起到决定性的影响。[123]

1706465832

1706465833 政治局的这个决议建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一、（1）对战俘营中14700名原波兰军官、官员、地主、警察、谍报人员、宪兵、定居者和狱吏的案件；（2）以及对逮捕和关押在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各州监狱中的11000名各种反革命间谍组织和破坏团体成员、原地主、工厂主、原波兰军官、官员和越境分子的案件——以特别程序进行审理，对他们采用极刑——枪毙。……

1706465834

1706465835 审理案件时，不须传唤被告，也不提起公讼，不出示侦查终结书和判决书，而采用以下程序：（1）对战俘营战俘案件，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管理局出具的证明材料审理；（2）对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监狱的囚犯，根据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部出具的材料审理。

1706465836

1706465837 三、由梅尔库洛夫同志、科布罗夫同志和巴什塔科夫同志（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专门处处长）组成的3人小组负责审理案件并作出判决。”[124]

1706465838

1706465839 政治局的决议没有说明对上述人员采用极刑的理由，不过贝利亚在自己的信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写道：“所有这些人充满了对苏维埃制度的仇视，是苏维埃政权的万恶敌人。”战俘营中的军官战俘和警察战俘，“他们每一个人都等待着获释，以便有机会积极地投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西部地区的机关，破获了一系列反革命暴动组织。在这些反革命组织中起积极领导作用的是原波兰军队军官、原警察与宪兵。在拘捕的越境分子和国境线破坏分子中，也查出大量反革命间谍和暴动组织的参加者”。[125]

1706465840

1706465841 贝利亚没有进一步列举这些反革命组织、间谍和暴动组织进行“反革命活动和反苏宣传”的具体事例，这就使他的“理由”更接近定性性质，而不是论证性质。仅凭这些人们似乎无法判断这些人“对苏维埃制度的仇视”的程度和“反革命活动”的规模。如果政治局委员们没有从别的途径和渠道了解到更多有关波兰战俘和囚徒的情况——可惜，这样的途径和渠道至今还没有得到文件的证实——而只凭贝利亚这样一段文字，就在决定剥夺25700人生命的文件上签下自己的名字，至少是极其轻率的！

1706465842

1706465843 执行政治局决议的行动在以后两个月内紧张地进行。战俘们的个人案卷、侦查案卷和补充履历表由战俘营送到战俘管理局，经审查合格并签署处理意见后转交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专门处，在这里复审，其中一部分提交给副内务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亲自进行裁决；其余的则由按照政治局3月5日决议成立的三人小组处理。由梅尔库洛夫、副内务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经济总局局长巴·扎·科布罗夫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专门处处长列·佛·巴什塔科夫组成的三人小组，最多时一天“处理了”1287份案卷，这使他们哪怕对案卷进行稍微细致的研究都不可能。可以想象，他们能够做到的恐怕就只有在一份份名单上加盖印章了。既然政治局已经作出了决议，谁又能追究他们这种草率行事的责任呢？

1706465844

1706465845 5月中旬，据战俘管理局统计，从三座专门战俘营被送去执行枪决的共14587人[126]，加上其他地方送来的战俘，一共枪决了15131人。另有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监狱关押的犯人7305名，也一并被处决了。其中有一部分被枪毙的波兰军官的尸体埋在了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并在三年后成为这一悲剧事件的第一批无声的揭露者。[127]另有395人未被处死，而是转送到了尤赫诺夫营。在这些幸运地被“留下”的人员中，应国家安全总局第五处要求留下的47人，应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贝利亚、梅尔库洛夫）要求留下的258人，应德国和立陶宛要求留下的66人，其中德国人24名。[128]这些人中绝大部分都是苏联战俘当局认为“值得信任的人”和“有用的人”。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有关部门执行贝利亚1939年10月8日命令的工作成果。

1706465846

1706465847 苏联当局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决定对上述人员实施肉体消灭呢？这是一个就现有材料还难于做出准确回答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贝利亚所说的战俘们“企图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和反苏宣传”，他们一有机会就会“积极投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等，更准确地说只不过是一种借口而已。当然，考虑到在此之前汇集起来的那些通报和专门材料，不能说贝利亚的话毫无所指，完全是凭空捏造。但正如前文所述，这是战俘与战俘管理制度之间矛盾的正常反应，是战俘管理体制运行当中不可避免地要显露出来的现象。因此，对三座专门战俘营的大多数战俘来说，给他们扣上这样一顶定了性的“帽子”，是不公正的。

1706465848

1706465849 可以说，三座专门战俘营的战俘命运，从决定对波兰战俘实行“分类处理”的时刻起就已经决定了。他们成了苏联体制下最难以信任和接受的分子。苏联领导人对波兰国家的看法，对从波兰“收并”回来的地区进行改造的需要，都使他们对这些战俘身上隐藏着的“潜在威胁”格外警惕和敏感。苏联领导人也许一开始对“改造”这些战俘还抱有希望，因此没有在抓获他们的最初几个月就处决了他们。[129]果真如此的话，那就只能说明苏联领导人在“改造”这批不是一般意义的战俘上缺乏应有的耐心。缺乏耐心，说到底，还是信心不足。前面说过，在苏联当局与被关押战俘这对矛盾中，前者处于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战俘的抵制甚至反抗固然增加了取得“改造”成果的难度，但这不是导致以肉体消灭方式解决矛盾的主要原因。苏联领导人对“改造”这些战俘丧失了信心，对所建立的战俘管理制度能够和平地解决与战俘之间的矛盾丧失了信心，才是导致悲剧的主要原因。

1706465850

1706465851

1706465852

1706465853

1706465854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1706460275]

1706465855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减轻负担行动”和“卡廷事件”

1706465856

1706465857 现有的材料已经使“卡廷事件”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了。[130]严格地说，“卡廷事件”应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二是1943年4月，德国公布发现被害波兰军官遗骸一事，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对苏波关系产生影响。

1706465858

1706465859 1940年3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枪毙波兰战俘和部分在押人员的决议通过之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就已经对关押在三座专门战俘营的波兰战俘作出了最终判决，为执行这一判决而进行的准备工作也紧张地开展起来。3月初，内务部特别处会同战俘管理局，在莫斯科召开了有各战俘营特别科负责人、内务部押解部队指挥员和“古拉格”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两天的会议中讨论的主要问题有：“1.战俘营为送走被判决人员做好准备；2.在什么地方宣布特别会议的判决；3.在什么地方向押解部队移交被判决人员，在战俘营还是火车站；4.途中的业务工作；5.后勤保障。”[131]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特别科科长科雷托夫提出，“考虑到这些人是一股最积极的反革命力量”，应像以前处理遣返回家和送交德国的波兰战俘一样，把他们按籍贯编排，“使被判决人员认为是将他们遣送回家”；“为了避免发生各种意外事件及阻挠，无论如何不能在我们这里宣布特别会议的判决，而要到他们将被关押的地方去宣布。”[132]可见，当时有关部门对一些问题考虑得已经很细致了。在政治局决议通过以后，执行这一决议的准备工作开始加速进行。3月中旬，内务部在莫斯科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各个相关部门仔细研究了执行政治局决议的具体过程。与此同时，三个专门战俘营和乌克兰、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部分别加紧整理战俘与被关押在监狱里的囚徒的材料。这些材料包括决定执行死刑人员的个人材料、侦查案卷和一份“三人委员会”之一、内务部经济管理总局局长科布罗夫制订的简单表格。[133]这些材料由各战俘营汇总到战俘管理局，审查合格后转送内务部第一专门处，第一处复审后在“结论”栏中填上初步处理意见。一部分材料提出送梅尔库洛夫亲自审查；其余材料和名单则送交给“三人委员会”。他们做出的判决即成最终判决。

1706465860

1706465861 被判处死刑的战俘不在战俘营执行枪决。他们将被送到加里宁、斯摩棱斯克、哈尔科夫州监狱，在那里向他们宣布判决并立即执行。梅尔库洛夫和“三人委员会”作出判决的名单向下发出一式两份，一份是给各战俘营的“发送人员名单”，一份是给上述三个州内务局的“接收人员名单”。实际上，这就是处决名单。把被处决人员从战俘营送往行刑地，由内务人民委员部运输总局负责。该局不仅事先制订了详细的运送计划，而且在进行运送期间，该局局长米尔施坦因每天向梅尔库洛夫报告情况。上述所有一切准备工作和行动，在内务部的来往信函里都称之为“减轻负担行动”。

1706465862

1706465863 从现有的材料看，处决行动在1940年4月的最初几天就开始了。[134]从莫斯科派来的内务部机关领导人分别来到行刑的监狱，指挥处决行动。例如，内务人民委员部警备处处长布洛欣来到加里宁州监狱，与该州警备司令鲁巴诺夫一起安排了行刑过程。原内务人民委员部加里宁州局局长德·斯·托卡列夫后来讲到当时的情景：“将波兰人一个一个地带到‘红角’，即这里的列宁室，在那里核对资料——姓名、父名、出生年月……然后给他戴上手铐，带进准备好的那间囚室，用手枪朝后脑处开枪。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枪用的是德国造的‘瓦尔德’式手枪。一夜要处决200～350人。……尸体经过另一扇后门抬出囚室，扔在带篷的卡车上。然后用5～6辆卡车将尸体运到梅德诺耶村附近的掩埋地点。它紧靠着内务人民委员部州局的别墅区。地点是布洛欣选定的，也是他从莫斯科带来了两名挖土机手。”[135]在哈尔科夫，战俘们被从火车站直接运到捷尔任斯基大街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监狱，在那里执行枪决后用卡车将尸体运到距皮亚季哈特卡村不到两公里的森林公园内的第6区，埋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州局别墅附近。在斯摩棱斯克州，送来的战俘有的在监狱被处决，有的则直接运到斯摩棱斯克以西约15公里的卡廷森林里被枪毙。

1706465864

1706465865 就这样，关押在三座专门战俘营里的战俘和乌克兰、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监狱里的囚犯，一个月时间内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应当说，苏联当局为执行“减轻负担行动”进行了比较周密的准备，行动当中也没有出现大事故，为此负责组织和领导这次行动的有关人员还在内务部系统内部受到了表彰。[136]如果不是后来因为苏德战争爆发且德军占领了包括斯摩棱斯克州、哈尔科夫州在内的大片苏联地区的话，这一行动也可能永远是一个“谜”了，起码不会这么快就被发现。

1706465866

1706465867 1943年4月13日柏林电台向全世界报告的一则消息，说在苏联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发现了一批埋有成千上万波兰军官尸体的巨大坟墓，他们都是被人有步骤并且熟练地处决的。柏林电台直截了当地说，这些坟墓中的一万多具尸体，是“犹太—布尔什维克兽行”的典型例证。那么，德国人是怎样发现这些被害者的呢？下面这两份材料对回答这一问题可能会有帮助。

1706465868

1706465869 第一份材料是1943年春由刑事学家和病理学家组成的国际委员会在考察了卡廷森林坟墓后写出的报告。这份报告由于是当时在纳粹当局组织下完成的，因此它的可信性一度受到了怀疑。但是其中的一些技术性分析就是在今天看来也很有意思。

1706465870

1706465871 卡廷森林：调查书

1706465872

1706465873 国际科学家委员会对卡廷万人坑研究而作出的报告，其主要内容如下：1943年4月28日到4月30日，一个由欧洲大学的法医学主要代表以及其他一些杰出的大学医学教授组成的委员会对卡廷森林波兰军官的集体坟墓进行了一次彻底的科学调查。这些集体坟墓的发现，最近引起了德国官方的注意，促使德国卫生部长康蒂博士从欧洲不同国家邀请一批专家到卡廷现场观察，以便有助于澄清这一特别事件。委员会中的成员们亲自听取了几个苏联当地目击者的证言，他们和别人一起都肯定地说，在1940年3、4月间，几乎每天都有大量的波兰军官通过铁路运到卡廷附近的格涅兹多沃车站。波兰军官在那里下了车，然后被运送犯人的卡车运到卡廷森林，从此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们；委员会进一步考察了现场发现和由此推断出的事实，并调查了现场物证。据说，到1943年4月30日，982具尸体被发掘出来，其中大约70%的尸体已被辨别出身份。而在其他尸体上找到的文件只有在经过仔细地初步处理以后才能用来鉴定身份。在委员会到来之前，发掘出的尸体已全都被检查过，而且有大量的尸体被鲍茨教授[137]和他的助手解剖过。到目前已有7个集体坟墓被打开，其中最大的一个估计有2000具波兰军官的尸体。委员会成员亲自解剖了9具尸体，提出大量的特别选择的尸体进行检验。已证实目前发掘的尸体都是头部中弹而死。在所有案件中，子弹都进入后颈。大多数情况下，尸体只中了一发子弹，很少有尸体中两发子弹，只有一具尸体后颈中了三发子弹。所有子弹都是从口径不超过8毫米的手枪中射出的。根据弹着点人们作出这样的假设，即射出的子弹都是枪口紧压着后颈射入或在最近的范围内打的。伤口出人意料的有规律……使人们假设，射击是出自有经验的人之手。大量尸体的手被同样的方法绑着，并且在一些尸体的身体和衣服上发现了四棱刺刀的伤痕。捆绑的方法和在此之前在卡廷森林发现的苏联公民尸体类似。一颗跳弹在打死了一个军官之后，又穿入坑内已死的尸体中，证实了下面的假设——射击明显是在壕沟中进行的，以免去把尸体运进坟墓的麻烦。集体坟墓位于森林中新开垦的土地上，坟墓被彻底平整并种上了小松树。集体坟墓是在高低不平的地方挖掘的，上层多是沙子，而在最低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地下水。尸体毫无例外地面朝下，肩并肩地紧紧靠着，一层叠着一层。坟墓四周的尸体明显排放得很整齐，而中间的尸体则比较混乱。根据委员会的一致意见，发掘出的尸体的制服，尤其是纽扣、军衔标志、装饰物、靴子的式样等等，毫无疑问是波兰的。他们穿着冬天的衣服，经常能发现毛皮大衣、皮革外套、针织背心和典型的波兰军官的帽子。只有少数几具尸体是其他阶层的人物，有一具尸体是一个牧师。在检测衣服的同时也检测了饰物。尸体上没有发现手表或戒指，尽管从几本日记记载的确切日期和时间来看，主人把这些饰物保留到最后几天甚至最后几小时。在尸体上发现的文件——日记、信件、报纸——的时间范围是1939年秋天到1940年3、4月间。迄今为止，可以确定的最近的时间是一份苏联报纸上的1940年4月22日的日期。由于尸体在坟墓中位置不同而且彼此并排，它们腐烂的程度也不一样。根据奥尔索斯教授[138]的经验，检查尸体头盖骨发生的变化对于确定死亡时间十分重要。这些变化包括已经腐化的头盖骨表层石灰质外壳的不同层面。这样的变化在埋葬时间少于三年的尸体上是观察不到的。但是这种变化在第526号尸体的头盖骨上却被明显地观察到了。这具尸体是在一个大坟墓的表层发现的。

1706465874

1706465875

[ 上一页 ]  [ :1.70646582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