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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873 国际科学家委员会对卡廷万人坑研究而作出的报告，其主要内容如下：1943年4月28日到4月30日，一个由欧洲大学的法医学主要代表以及其他一些杰出的大学医学教授组成的委员会对卡廷森林波兰军官的集体坟墓进行了一次彻底的科学调查。这些集体坟墓的发现，最近引起了德国官方的注意，促使德国卫生部长康蒂博士从欧洲不同国家邀请一批专家到卡廷现场观察，以便有助于澄清这一特别事件。委员会中的成员们亲自听取了几个苏联当地目击者的证言，他们和别人一起都肯定地说，在1940年3、4月间，几乎每天都有大量的波兰军官通过铁路运到卡廷附近的格涅兹多沃车站。波兰军官在那里下了车，然后被运送犯人的卡车运到卡廷森林，从此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们；委员会进一步考察了现场发现和由此推断出的事实，并调查了现场物证。据说，到1943年4月30日，982具尸体被发掘出来，其中大约70%的尸体已被辨别出身份。而在其他尸体上找到的文件只有在经过仔细地初步处理以后才能用来鉴定身份。在委员会到来之前，发掘出的尸体已全都被检查过，而且有大量的尸体被鲍茨教授[137]和他的助手解剖过。到目前已有7个集体坟墓被打开，其中最大的一个估计有2000具波兰军官的尸体。委员会成员亲自解剖了9具尸体，提出大量的特别选择的尸体进行检验。已证实目前发掘的尸体都是头部中弹而死。在所有案件中，子弹都进入后颈。大多数情况下，尸体只中了一发子弹，很少有尸体中两发子弹，只有一具尸体后颈中了三发子弹。所有子弹都是从口径不超过8毫米的手枪中射出的。根据弹着点人们作出这样的假设，即射出的子弹都是枪口紧压着后颈射入或在最近的范围内打的。伤口出人意料的有规律……使人们假设，射击是出自有经验的人之手。大量尸体的手被同样的方法绑着，并且在一些尸体的身体和衣服上发现了四棱刺刀的伤痕。捆绑的方法和在此之前在卡廷森林发现的苏联公民尸体类似。一颗跳弹在打死了一个军官之后，又穿入坑内已死的尸体中，证实了下面的假设——射击明显是在壕沟中进行的，以免去把尸体运进坟墓的麻烦。集体坟墓位于森林中新开垦的土地上，坟墓被彻底平整并种上了小松树。集体坟墓是在高低不平的地方挖掘的，上层多是沙子，而在最低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地下水。尸体毫无例外地面朝下，肩并肩地紧紧靠着，一层叠着一层。坟墓四周的尸体明显排放得很整齐，而中间的尸体则比较混乱。根据委员会的一致意见，发掘出的尸体的制服，尤其是纽扣、军衔标志、装饰物、靴子的式样等等，毫无疑问是波兰的。他们穿着冬天的衣服，经常能发现毛皮大衣、皮革外套、针织背心和典型的波兰军官的帽子。只有少数几具尸体是其他阶层的人物，有一具尸体是一个牧师。在检测衣服的同时也检测了饰物。尸体上没有发现手表或戒指，尽管从几本日记记载的确切日期和时间来看，主人把这些饰物保留到最后几天甚至最后几小时。在尸体上发现的文件——日记、信件、报纸——的时间范围是1939年秋天到1940年3、4月间。迄今为止，可以确定的最近的时间是一份苏联报纸上的1940年4月22日的日期。由于尸体在坟墓中位置不同而且彼此并排，它们腐烂的程度也不一样。根据奥尔索斯教授[138]的经验，检查尸体头盖骨发生的变化对于确定死亡时间十分重要。这些变化包括已经腐化的头盖骨表层石灰质外壳的不同层面。这样的变化在埋葬时间少于三年的尸体上是观察不到的。但是这种变化在第526号尸体的头盖骨上却被明显地观察到了。这具尸体是在一个大坟墓的表层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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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879 第二份材料是英国驻波兰流亡政府大使欧文·奥马雷在与部分从苏联来的波兰人交谈后，写给英国外交大臣安·艾登的报告。奥马雷列举了一些波兰人对卡廷事件的看法——当然这些看法都对苏联不利，然后，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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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881 斯摩棱斯克离发现坟墓的地方20公里。它有两个火车站，在城里及其附近，从莫斯科通向华沙和从里加通向奥廖尔的两条铁路干线在此交叉而过。在斯摩棱斯克西面约15公里处是不起眼的格涅兹多沃车站，离格涅兹多沃只有几公里就是当地人所说的所谓的“羊山”。这个小山所在的卡廷地区覆盖着荒废的原始森林。森林以针叶树木为主，但是在松树之间也点缀着阔叶木和灌木丛。四月份这个地方进入春季，五月初树木变绿。但是1939～1940年的冬天是历史上最寒冷的。当4月8日来自科泽利斯克的第一批人到达时，那里有一些地方还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当然，从车站到羊山的崎岖路上泥泞不堪。在格涅兹多沃，来自科泽利斯克、旧别尔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的火车把它们的乘客卸在四面是铁丝网的监狱里，周围布满了苏联士兵。这里为接受他们所做的准备肯定使大多数波兰军官感到不安。一些人肯定感到沮丧，因为他们还能记起1919年卡廷森林曾被布尔什维克用作屠杀许多俄国军官的便利场所。一个名叫詹姆斯·拉斯科夫斯基的现居伦敦的波兰人告诉我，那时他11岁，每天晚上都要听一个名叫阿法纳西耶夫的刽子手讲他白天所干的工作。这个人住在他妈妈的房子里。他说，犯人们从监狱中被带到卡车上，沿着山村公路来到羊山，而且当他们从卡车上下来的时候，双手一定是被缚的。沮丧变成了绝望。看起来如果一个人挣扎，刽子手就会把他的衣服掀起来蒙上他的头，系在他的脖子上，并把他带到万人坑的边缘。在许多情况下，被发现的尸体就这样蒙着头，蒙头的衣服在头盖骨的地方被子弹打穿。那些宁静地走向死亡的人一定看到了这恐怖的一幕。他们的同志躺在宽阔的深沟里。在坑的四周，他们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头对着脚排得整整齐齐，坟墓的中间却显得较为混乱。刽子手们踩着横七竖八的尸体，像牲畜围栏里的屠夫一样在血泊中践踏，拖拉着死尸。当所有这些已经干完，最后一颗子弹击穿了最后一个活着的波兰人的头颅之后，屠夫们——也许从小就受过这种训练——把他们的双手用于最清白的工作：平整土块并在屠宰场的上面种上针叶树。当然，移植小树在这一季节已经是相当晚了，但还不算太晚，因为三年以后，当波兰代表参观此地时，树叶刚开始干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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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885 气候和针叶树有其自己的重要性。斯摩棱斯克的气候说明了这个事实：即尽管德国人在1942年秋天已经风闻有集体坟墓的存在，但仅仅到了1943年4月他们才向世界公布了他们挖出来的东西。解释应该是这样的：不是德国宣传家为宣布他们的发现选择了一个政治时机，而是斯摩棱斯克的冬天把泥土冻得如此坚硬，以至于如果没有炸药或其他类似的有可能破坏尸体使之无法辨认的强力工具，挖掘是不可能进行的。1942～1943年的冬天格外暖和，德国政府可能在泥土一变得足够松软的时候就开始工作。那些小松树也值得格外注意。首先，它们是推定苏联人有罪的证明。因为考虑到1941年7月德军是在出人意料的胜利中占领斯摩棱斯克的，如果波兰军官是德国人而不是苏联人杀害的，德国人不可能还会费心用小树来掩盖受害者的坟墓。其次，一个称职的植物学家只要检验一棵小树就会弄清这些树是1940年5月还是1941年7月以后的某个时候种的。也许这个对苏联人是否诚实的检验应该立刻开始。[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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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891 把两份材料和前面苏联档案里的材料进行对照，会发现它们给我们描述了一个“卡廷事件”的基本轮廓。尽管其中的某些具体细节不完全相同，但从内务人民委员部执行处决波兰战俘和囚徒的命令，到被害者的尸体被德国人发现，这条线索现在更清楚了。在1943年春，这些事实真相没有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大白于天下。人们还只能就此进行猜测和推断，但是，这一突发事件的影响却立即显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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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896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1706460276]

1706465897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中断与波兰流亡政府的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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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899 柏林电台在1943年4月13日就卡廷森林的发现播发的消息，对波兰流亡政府来说，既出乎意料，又多少在意料之中。尽管他们还没有来得及确切验证那些被害者的真正身份，但流亡政府曾多次请苏联政府查找一些著名军官的下落而一直没有得到答复这一事实，以及在苏联宣布释放几乎全部战俘后这些人仍无音信的不正常现象，已经足以使它对这些军官的命运作出最坏的推测了。因此，德国人公布的消息，在伦敦的波兰人直觉上感觉是可信的。加上在此之前，由于安德尔斯的军队以及苏波双方在大使馆代表问题上的摩擦，苏波关系已经日益紧张，它们之间已经没有足够的缓冲空间来容纳这一突发事件了。4月17日，流亡政府发表声明，表示准备向国际红十字会寻求帮助，以弄清真相。同时，还由国防部长库基耶尔出面发表报告，介绍了波兰方面为寻求一批军官下落多次努力未果的情况。流亡政府请求国际红十字会出面调查此事的书面文件与德国一份内容基本相同的文件，几乎同时送交到瑞士洛桑的国际红十字会总部。这可能是一种巧合，但客观上它使波兰流亡政府陷入了被动。在苏联政府的猛烈攻击之下，流亡政府只好又于4月30日宣布，它们认为向国际红十字会提出的请求已经失效。[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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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901 与此相反，苏联政府在这件事上却由被动转为了主动。应当说，“卡廷事件”对苏联政府完全是一个意外。在1940年春处理这批波兰人时，大概没人会想到出现这样的结果。4月16日，苏联政府在沉默两天之后才发表公告，对德国的宣传给予反击。公告中说，“德国法西斯恶棍在自己新的荒谬绝伦的臆想中并没有停止散布最荒诞不经和卑鄙下流的谎言，他们企图利用这些谎言掩盖由他们自己制造的滔天罪行，这一点现在已经很清楚了。”[141]苏联反击的理由是，第一，在1941年夏，在红军撤出斯摩棱斯克地区后，从事建筑工作的波兰战俘和大批苏联公民一起落入德军手中；第二，德国人所说的发现大批遗骸的格涅兹多沃村是历史上有名的“格涅兹多沃墓葬”考古挖掘地，而德国的宣传对此避而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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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903 客观地说，苏联提出的上述理由并不具有多大的说服力。被德国抓住的波兰战俘和被苏联处死的波兰战俘，完全有可能是不同的两批人[142]，因此在没有充分可靠的证据证明他们是同一批人的情况下，德国人所说的被害者和苏联所说的被抓者之间，并不一定就是对立的关系。其次，还有一个很好的佐证，当在苏联组建波兰军队时，波方数次询问过一批波兰军官的下落，当时苏联当局——包括斯大林的回答，都是苏联已经释放了这些人，而从没有提起过他们被德国人俘虏了。人们会问，如果真是这样，苏联当局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波兰政府这一点呢？至于考古挖掘的理由就更经不起推敲，证明哪些是年代久远的遗骸，哪些是刚刚掩埋了两年的尸骨，对于法医和生物学家来说并不困难。这种漏洞当时就被戈培尔及其宣传机器抓住了。在4月17日由戈培尔主持的会议上，纳粹宣传部长说，“布尔什维克昨天犯的一个大错就是他们编造了‘考古遗物’。在那里国际委员会将进行考证并将戳穿这一无耻的谎言。第二个错误是，他们说到的那些成了德国俘虏的波兰军官，就是现在波兰人多次、甚至向斯大林本人问询过下落的那些军官。”戈培尔因此建议，“现在我们应当等待国际委员会，我们自然不应信口开河，而应提出具有说服力的证据。”[143]苏联在公告上出现的明显不利于自己的漏洞，再次说明了这件事对苏联来说，的确来得突然，令它措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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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905 但是苏联迅速利用了自己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获得的，并由刚刚结束不久的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胜利大大巩固的有利地位，把任何对自己不利的东西统统与希特勒分子的恶意污蔑联系在一起，而这种污蔑发生于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惨败之后，更显得合情合理。虽然流亡政府在最初的声明中就有意划清自己与戈培尔之流的界限，但苏联仍把它指责为与希特勒分子同流合污。[144]在一时无法确切得知问题的真相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习惯于从已有的和公认的事实出发进行判断，在这一点上，纳粹政权以往犯下的桩桩罪行，倒是比什么都更具说服力。另外，戈培尔的宣传机器在这件事情上的大做文章，也在无形之中帮了苏联的忙。还在4月6日，即德国正式公布卡廷森林发现前的一星期，戈培尔的亲信就决定要把“取证立即用于宣传目的”，并希望找来在德国控制下的波兰红十字会的人。[145]4月14日戈培尔指示：“我们宣传的中心近几天将更集中于两个题目：大西洋壁垒和布尔什维克卑鄙的屠杀。要用不断提供新的事实向世界证明苏联的这一兽行。在评论中就像经常作的那样，应当特别指出：这就是英国人和美国人信任的布尔什维克，他们似乎已经发生了变化并改变了政治信仰。这就是已经从英国人那儿得到统治和向欧洲进行布尔什维克渗透绝对权力的布尔什维克。”[146]戈培尔的目的非常明确，他不仅要用卡廷事件攻击布尔什维克，而且还要以此“在敌人阵线里制造巨大的分裂”。[147]这就足以引起反法西斯盟国的警觉了。这种警觉是与战争的结局，换句话说，是与盟国的整体利益和当时最大的政治联系在一起的，在像卡廷事件这样的具体问题上，特别是战争条件下真相一时无法弄清楚的时候，孰轻孰重是不难做出判断的。尽管这些判断现在看来并不准确，但在当时也只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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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907 就是凭借这些因素，苏联不仅变被动为主动，而且首先反戈一击：4月25日，莫斯科照会新任波兰驻苏大使罗梅尔，宣布苏联政府中断与波兰政府的外交关系。照会除了指出，波兰政府的一系列举动不能不让人怀疑它与德国政府之间“在进行敌视苏联的运动中有接触和勾结”，而且还把此事与苏波边界问题挂上钩，认为波兰流亡政府是要借此“对苏联政府施加压力，以迫使它作出损害苏维埃乌克兰、苏维埃白俄罗斯和苏维埃立陶宛利益的领土让步。”[148]这就表明，苏联已经看到，在与流亡政府不能进行军事合作之后，也不可能跟它解决边界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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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909 在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保持外交——其中包括军事合作关系——的33个月中，苏联曾试图解决“波兰问题”，包括确定苏波边界、解决未来波兰领土问题，以及建立苏波军事联盟对德作战等。但最终上述问题都未能彻底解决。可以说，苏联的尝试是失败的。究其原因，其一，是大环境并不十分有利。这个时期正是苏联在整个战争中最艰难的时期，苏联当时所处的危险境地，使它不可能把战后的政治安排问题放在首位。而军事上的不利局面，也使它在谈判中至少是在苏波边界问题上，并不像以后那样处于强有力的地位。苏联提出的某些设想，如让战后的波兰“向西移”等，也因德国法西斯风头正劲，而在现实性上打了折扣。其二，“波兰问题”既然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国际问题，因此国际社会，首先是反法西斯同盟国大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至关重要。苏联在战争初期非常需要英美的支援——从提供武器装备到开辟第二战场，这就增加了英美两国在解决“波兰问题”上的分量。无论是在苏波边界问题上，还是在安德尔斯军队撤出问题上，英美两国都没有支持苏联的立场，相反，它们借助某些问题向苏联施加压力。[149]在解决“波兰问题”上，缺少了主要盟国的认可与合作，是难以办到的，更不用说它们的掣肘和反对了。其三，波兰流亡政府无论是在边界问题上，还是在苏联境内的军队问题上，立场坚定，态度顽强。这固然有西方大国背后支持的因素，但也应看到，从它的立场上看，两个问题都是关系到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一则，作为一个由四党联合组成的政府，取得一致意见并不容易；二则，在这样的问题上作出让步，将要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直至断送整个政府的政治前途。同时，历史上俄国对波兰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苏联的一系列做法，也确有伤害波兰民族感情的地方，这对流亡政府的决策也会产生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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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911 尽管苏联解决“波兰问题”的努力并未取得有益的结果，但这段经历对它来说也并非全无意义。它至少体会到，有一个对苏联友好的政府，对按苏联的意愿解决“波兰问题”多么重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苏联领导人更加相信，波兰流亡政府虽然可以与苏联恢复外交关系，可以缔结军事合作协定，也可以联合签署友好互助宣言，但从骨子里还是波兰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维护的仍然是战前波兰政权所维护的统治阶级的利益，执行的对苏政策也自然难有根本的改变。“两个敌人”的口号虽然不再公开宣传，实际上并没有彻底放弃。那些曾经积极推行反苏政策的人仍然在流亡政府中占据高位要职，在流亡政府的活动中发挥着重要影响。这样，对苏联来说，解决“波兰问题”的几个基本要素逐渐清晰了：苏波两国的武装力量要共同对德作战，赢得战争的胜利，这是解决“波兰问题”的基本前提和奠定战时与战后苏波对德同盟的基石；未来波兰边界的确定首先要保证苏联的安全利益，同时波兰的领土可以考虑用从德国收归部分领土的方法向西扩展，这是解决波兰边界领土问题的最佳方案；波兰必须要有一个对苏友好的政府，这是解决“波兰问题”的关键，也是建立苏联概念中的民主、独立新波兰的必备条件；另外，在解决“波兰问题”过程中，争取反法西斯国家的合作也是必要的，这是由于“波兰问题”本身与这场战争、与战后的政治安排已经密切联系在一起了。它不仅仅是波兰内政问题，更是一个国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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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913 [1] 8个战俘接收站分别设在日特科维奇、斯托尔布齐、季姆科维奇、拉多什科维奇、亚尔莫林齐、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舍佩托夫卡、沃洛奇斯克等地。两个分配站是科泽利斯克和普季夫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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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915 [2]Костюшко И.И.（Ред.）Материалы“Особой папки”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б）-ВКП（б）по вопросу советско-поль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1923-1944 гг.，М.：Логос，1997，с.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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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917 [3]Костюшко И.И.（Ред.）Материалы“Особой папки”Политбюро，с.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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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919 [4]Костюшко И.И.（Ред.）Материалы“Особой папки”Политбюро，с.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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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5921 [5]Костюшко И.И.（Ред.）Материалы“Особой папки”Политбюро，с.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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