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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50年代初，在斯大林的强力镇压政策的指导下苏联政府通过实施一系列强制移民活动制造了一个规模庞大而稳定的“特殊人口”[8]群体。特殊人口由多个不同的丧失了自由的子群体组成。它具体包括：关押在监狱、劳改营和集中营中的囚犯，流放犯（包括刑事流放犯和政治流放犯），拘留民，检查—过滤营（ПФЛ）犯人，劳动军中的动员民，特殊移民和行政移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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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囚犯（заключеные）、刑事流放犯和政治流放犯都是被法庭判决有罪的人，均有一定的服刑期。囚犯是指由于违反国家法律或政治原因被法庭判处监禁而在监狱、劳改营、集中营等固定设施内服刑的没有行动自由的人口。刑事流放犯指由于触犯国家法律而被法庭判决流放的人口。政治流放犯指由于政治原因而被法庭判决流放的人口。但在斯大林时期，当局在处理流放案件时往往是根据有关部门的指令或决议来执行的。例如1937年当局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1937年6月15日指令，对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索契、塔甘罗格、罗斯托夫—顿河地区的如下人口实施了政治流放：1934年12月1日被开除俄共（布）党籍的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右派、其他“反苏维埃”组织成员及其家属；1934年12月1日被开除俄共（布）党籍，从事反苏活动和反动宣传等分子及其家属；因参加反苏组织和集团遭到政府镇压并被判处5年以上徒刑者及其家属等。[9]1942年，当局根据国防委员会1942年5月29日第1828сс号决议又对罗斯托夫州和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的1万名“社会有害分子”实施了政治流放。直到1952年底，这些政治流放民才被转为特殊移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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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留民：指因存在通敌嫌疑而被关押在战俘—拘留民事务管理总局所属集中营中的苏联公民。这些人在经当局审查后，如果查无实据便会被发往特殊移民区。[11]例如1950年春季出现的一个特殊移民新类型“来自波兰的拘留民”便属于此类人口。这些人因被当局怀疑与红军为敌而在战俘—拘留民事务管理总局的集中营内被关押了6年。1951年3月6日，根据苏联部长会议第684-343сс号决议他们均被发往位于雅库茨克自治共和国境内的特殊移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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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过滤营（проверочно-фильтрационных лагерей）犯人：主要都是些被当局怀疑曾在德国军队和警察部队中服过役的、从国外被遣返回来的和有叛国嫌疑的人口。经检查—过滤营审查后，这些人口可能获释或直接被转为特殊移民。例如1946年出现的一支规模较大的特殊移民类型“符拉索夫分子”中的多数人就是在经过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务部检查—过滤营的审查后才被迁入特殊移民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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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军中的动员民：劳动军又称劳动营，是古拉格文件中的一个专用词汇，是苏德战争爆发后出现的一个机构，管理体制类似集中营。被迁入该机构的人口被称为动员民，主要包括特殊移民中的年轻力壮者和军队遣返人员。整个战争期间被动员进入此类劳动营或劳动军的各类人口共计40多万，其中绝大多数是苏联德意志族人。对于那些适龄入伍的德意志族男性来说，进入劳动军就算服军役和上前线。1945～1946年，劳动军被当局撤销，应国家动员而进入劳动军的一部分德意志族动员民被当局就地转为特殊移民，另一部分人则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相关决议被迁入当局指定的特殊移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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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移民（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ый высланный或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ый ссылка）：行政移民早在沙皇时期便已存在。18世纪20～30年代，沙皇政府根据相关指令将没有人认领的逃奴和流浪汉、被缉拿归案的企图偷渡到国外的人、制造金银物品成色不足者、伪造和倒买金银物品者、酗酒或赌博的工场主和工匠等从原居住地迁往另一地区。斯大林时期，行政移民均拥有“完整的”苏联公民权。他们没有被列入正式的特殊移民登记册，但可能随时被转为特殊移民。当局对于此类移民的管理相对宽松，后者甚至可以自由地出入移民区范围，只是不得返回原迁出地。例如1937年被当局从远东地区强制迁移到中亚地区的朝鲜族人，1938～1939年被从阿塞拜疆迁移到哈萨克斯坦的伊朗人，1942年3月根据列宁格勒前线军事委员会相关决议被从列宁格勒及其周边地区迁移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等地区的因盖尔曼兰德人（ингерманландцы），等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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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社会中特殊移民的社会地位处于普通公民（如农民或行政移民）和“特殊人口”中其他成员——关押在监狱、古拉格集中营中的囚犯（包括政治犯、刑事犯）、战俘、被拘留者、检查—过滤营犯人等之间，与由于政治和刑事原因遭到流放的流刑犯也有所区别。与普通公民相比，特殊移民的人身自由和社会权利受到更多的限制，并受到当局的政治歧视（如特殊移民初期政府规定：特殊移民没有选举权，不能参军，在企业工作的不能参加工会；特殊移民受到移民区管理部门的严格监督，不得随意离开移民区范围，否则便会遭到罚款、拘留、逮捕、关进监狱或集中营；一些被驱逐的少数民族—特殊移民即使在获得解放之后仍无权返回原迁出地）。在经济上，特殊移民比一般农民承受的压力更重（例如当局相关法令规定：凡特殊移民工资的5%应扣除，用于支付移民区的管理费用）。在生活方面，特殊移民区多分布在国家边远地区，气候等自然条件极其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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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特殊人口”中其他成员相比，特殊移民的社会地位又相对较高。在政治方面，特殊移民至少在特殊移民区内的行动自由是不受限制的，1936年苏联新宪法颁布后特殊移民的选举权得到了政府表面上的承认。在经济方面，特殊移民一般均能得到国家信贷和物资方面的扶持，1944年当局撤销了扣除特殊移民工资5%的规定。当其他类型特殊人口在监狱或集中营服刑期满后，作为一种“优惠”政策当局往往会将其转为特殊移民。在生活方面，特殊移民可与家人一起居住，只要不离开移民区，其生活方式基本上与强制迁移前无太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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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移民和流放民都属于强制迁移的特殊人口。不过，他们之间的区别也很明显。流放民（ссыльнопоселенец/ссыльные/высланные）属于由于一定的政治和刑事原因被判刑而在监外服刑的犯人。特殊移民一般都是在没有犯罪的情况下遭流放的，主要由被当局以富农名义镇压的农民和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借口强制迁移的苏联诸少数民族组成。流放民都有一定刑期，期满后可获释或被转为特殊移民，而特殊移民则包括有期、不定期和无期等三种类型。当局针对流放民所实行的监管制度比特殊移民更为严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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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移民在发展中的不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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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20世纪30年代苏联特殊移民只有一种类型，即流放富农—特殊移民。40年代以后，当局不断加强对各少数民族的强制迁移，特殊移民类型逐渐呈现多元化趋势。根据不同的标准，特殊移民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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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如果从迁移的对象来看，截至1954年1月1日特殊移民整体上大致可分为如下三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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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的流放富农——1930～1933年的流放富农、由于在国家粮食采购和其他运动中从事破坏和消极怠工而被法庭判决迁移的人口、因公民证制度和拒绝迁往距莫斯科、列宁格勒等中心城市101公里以外地区而根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三项”决议遭到强制迁移的城市无业游民（主要发生在1933年）、根据内务部人民委员部决议从边境地区被迁居的人口（主要包括：1936年的波兰族移民，1937年来自苏联—伊朗和苏联—阿富汗边境等地区的移民）、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法庭判刑（主要发生在1932～1933年）3～5年并在囚禁地区服刑期满后又被发送到特殊移民区的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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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0年代初被驱逐的多个少数民族，这里包括：德意志族移民（普通移民、遣返民、当地民、动员民等），来自北高加索地区的移民（车臣族、印古什族、卡拉恰耶夫族、巴尔卡尔族），来自克里木的移民（鞑靼族、希腊族、保加利亚族、亚美尼亚族等），1944年来自格鲁吉亚的移民（土耳其族、库尔德族、赫姆申族等），卡尔梅克族移民，伊朗族移民，卡巴尔达族移民，战前和战后来自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诸州的移民、来自摩尔达维亚和波罗的海沿岸诸地区的移民（1940～1941年来自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诸州的移民、1940～1941年来自摩尔达维亚的移民、1940～1941年来自波罗的海沿岸的移民），1945～1949年来自波罗的海沿岸的移民（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民族），1942年来自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和罗斯托夫州的移民，1950年来自普斯科夫州的移民，1951～1952年来自格鲁吉亚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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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社会组织和集团包括：来自“黑海沿岸”的移民（希腊族、“达什纳克党人”、土耳其族等），“奥乌诺夫分子”，“符拉索夫分子”，耶和华教派（现耶和华显灵派），“安捷尔斯分子”，“福尔克斯多伊奇分子”，“德国人的帮凶”，“巴斯马奇分子”，“正宗东正教徒”，战后被迁移的富农（1948年来自伊兹梅尔斯克州的富农、1949年来自摩尔达维亚的富农、1951年来自西乌克兰的富农、1951年来自立陶宛的富农、1952年来自西白俄罗斯的富农），根据1948年6月2日法令被迁居的移民，以及1944～1945年来自波兰领土的被拘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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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移民期限上，苏联特殊移民又可分为如下三种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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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性移民——来自北高加索、克里木、格鲁吉亚等地的移民，卡尔梅克族移民，德意志族移民，“奥乌诺夫分子”，战后来自波罗的海沿岸的移民（1945～1948年来自立陶宛的移民除外），来自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和摩尔达维亚的移民，来自“黑海沿岸”的移民，耶和华教派，“巴斯马奇分子”和“安捷尔斯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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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注明期限的移民——属于“遣返民”、“当地民”和“动员民”诸类型的德意志族移民，1945～1948年来自立陶宛的移民，1936年被强制迁居的波兰人，1937年从伊朗和阿富汗边境地区被强制迁移的移民，正宗东正教派，1929～1933年被迁移的流放富农，“福尔克斯多伊奇分子”，“德国人帮凶”，部分来自克里木的“其他”类移民，1945年来自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遣返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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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期移民——1940～1941年来自波罗的海沿岸、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和摩尔达维亚的移民，1942年来自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和罗斯托夫州的移民，“符拉索夫分子”和根据1948年6月2日法令被强制迁移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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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特殊移民的人口来源和历史演变总体进程等综合因素上，特殊移民大体可分为两种基本类型：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和少数民族—特殊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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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时期，针对不同类型的特殊移民当局所实施的管理体制是不同的。例如40年代初当局对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管理已变得较为宽松。大量流放富农—特殊移民被解除迁移限制，但波兰族阿萨特尼克[15]即使在移民区内也不得自由改变住址。当局为少数民族—特殊移民所制定的管理制度更加严厉。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在移民区内所生的子女从出生之日起便是自由人，即使那些随父母一起迁入移民区的流放富农子女，如果年满16周岁要到外地求学便会被注销特殊移民身份。少数民族—特殊移民子女则没有这样的待遇，他们从出生之日起便被登记为特殊移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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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同一类型特殊移民，在不同时期当局的管理体制也会发生变化。30年代初，当局对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管理相当严格。例如1931年10月7日一份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长Г.Г.雅戈达签署的《关于特殊移民义务和特殊移民区内行政机构职能的临时条例》的文件便规定：“凡特殊移民不得离开移民区，不经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派出机关允许，无权变更居住地点和居所；取消其个人和家属生活不得侵犯权、私人住宅不得侵犯权、通信保密权、国家事务的参与权（特殊移民不能参加选举）和自由集会权；特殊移民必须接受强制劳动，其工作地点和工作性质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派出机关负责；在企业工作的特殊移民的工资和其他工作条件与所有国家职工和公务人员一样，但不得参加工会组织，其工资的5%将被扣除。”[16]而到了1944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苏联检察院颁布的决议则规定：“擅自离开特殊移民区的流放富农，如果在离开政府指定移民区的最近三年内一直从事社会有益劳动政府将不再追究其从移民区逃跑的责任和强迫其返回特殊移民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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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分析我们看到，苏联特殊移民是一个极其复杂而特殊的历史现象，要想为它作出一个十分精确的定义是相当困难的。不过我们至少可作出如下基本定义：特殊移民是斯大林执政时期在国家专政机关的强制作用下产生的一个非自愿性移民群体；特殊移民属于特殊人口之一，社会地位较一般苏联公民（如农民）低下，但又较其他特殊人口优越；受到政府严格监督，必须定期到当地移民区警备管理机关登记，只能居住在政府事先指定区域，不经管理部门同意不得随意离开，否则便要受到罚款、拘留甚至被追究刑事责任，关进监狱或罚作苦役；特殊移民包含有多种类型，但基本上可分为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和少数民族—特殊移民两大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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