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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明显看出，除1946年外，1945～1949年间的其他年份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人口出生数量均低于死亡数量。最终统计结果也表明，此类特殊移民的死亡人数多于出生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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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战后，许多在集体化期间被流放的德意志族、车臣—印古什族等特殊移民均被根据其民族属性迁入战争期间各被驱逐少数民族所在的特殊移民区，与自己的同族人合并到了一起。例如根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截至1952年7月1日流放富农—特殊移民还有28009人，但其中并没有包括1929～1933年及稍后年代以流放富农名义被强制迁移的各少数民族：德意志族（13898人）、卡尔梅克族（87人）、格鲁吉亚族（1716人）、来自北高加索的少数民族（450人）和来自克里木的少数民族（16人）。[50]他们被当局依照民族特征归入另一类特殊移民：德意志族特殊移民、卡尔梅克族特殊移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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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人口总量不断下降的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当局对流放富农—特殊移民所实施的大范围解放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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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解除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中服军役者及其家属的特殊移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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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4月11日，苏联国防委员会颁布了第1575сс号决议。根据该决议，1942年4月15日至5月15日“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中的适龄入伍青年35000人”被征入红军。自1942年4月15日起，他们将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补充到作战部队和从前线撤出的步兵师中，另外也可直接用于组建坦克部队和其他特种兵部队”。自战争爆发至1942年11月，应征入伍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数量共计60747人。[51]1942年10月22日，苏联人民内务部又颁布了《关于撤销参加红军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及其家属的特殊移民身份》的第002303号法令。该法令规定：在一个月内“注销所有参加红军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及其直系亲属（妻子和子女）的特殊移民身份”，“无条件地向其发放公民证和免除其5%的工资提留”。[52]被撤销特殊移民身份以后，此类红军士兵的战斗士气明显高涨起来。1943年，被撤销特殊移民身份的此类人口及其家属共计102520人。[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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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当局认为，在经过数年改造之后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已成为“能够积极从事社会有益劳动的守法公民”，因而出台了一系列解放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决议和法令。1944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苏联检察院所颁布的决议规定，“过去擅自离开移民区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如果近年来一直从事社会有益劳动，则不必返回特殊移民区。政府也不再追究其逃跑的责任”。[54]另外依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1944年5月25日指令，“凡到职业技校和工艺学校学习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子女，均应被注销特殊移民身份”。[55]1946年9月28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苏联检察院颁布了《关于从特殊移民区释放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条例》的第00868/208сс号法令。其中规定：“从特殊移民区释放的流放富农具体包括：1）有子女在红军中服役或卫国战争参加者的家属；2）家庭成员得到了政府的表彰和奖励；3）与非特殊移民结婚的女性移民。此类案件的办理只需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务人民委员部分局与各共和国（边疆区、州）检察院经协议后所作出的结论，不必再呈请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特别会议批准。”[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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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政府以前所公布的解放特殊移民相关法令仍继续发挥作用。从1941年1月1日到1943年4月1日，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1938年10月22日决议[57]，共有136240名流放富农—特殊移民被撤销特殊移民身份，其中1941年62808人，1942年63113人，1943年1～3月10319人，1944～1953年，仅凯梅洛夫斯克州6万名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中便有49513人根据该法令被解除特殊移民身份。[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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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在解放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过程中各州、边疆区和共和国政府机关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例如俄共（布）新西伯利亚州委书记М.古拉金1947年3月20日给俄共（布）中央书记А.А.库兹涅佐夫的信，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和沃洛郭特州向中央提交的类似申诉和1949年11月阿穆尔州执委向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递交的关于彻底解放本州境内流放富农的文件等，均提出了彻底解放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问题。他们的理由归结如下：大多数流放富农已近中、老年，已适应了自己目前的处境；他们在战争期间表现积极，未从事任何反苏活动，不再对社会构成危害。根据以上申诉，苏联部长会议出台了1947年5月7日第1413-375сс号决议，其主要内容包括：解放卡累利—芬兰共和国、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沃洛郭特、莫洛托夫和新西伯利亚诸州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从1946年8月到1952年1月，苏联部长会议依据各地方党和苏维埃机关的提议相继颁布了一系列决议。根据这些决议，苏联28个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境内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不包括其中的德意志、卡尔梅克和车臣等民族）几乎全部被撤销特殊移民身份。同期，根据苏联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发出的特别指令被解放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数量共计408391人。[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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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所颁布的一系列解放法令，1941～1952年被当局解放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数量共计882622人。其中1941年1月1日到1948年1月1日810614人，1948年1月1日到1949年10月1日21824人，1949年10月1日到1950年1月1日7628人，1950年到1952年42556人。[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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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47年末，苏联内务部领导层便有彻底解放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打算。[61]不过苏联内务部提出的关于彻底解放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建议并未得到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支持。另外各地区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解放问题也遇到了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和部委的阻挠。例如1947～1951年，俄共（布）凯梅罗夫斯克州委和州执委就解放当地流放富农的问题向苏联部长会议提出的建议便遭到了苏联煤炭工业部的反对。后者担心此举可能造成自身劳动力的大量流失。[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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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内务部在全面解放流放富农—特殊移民方面还作过一些尝试，但都没有成功。1953年4～5月间，苏联内务部拟定了关于解放大部分特殊移民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法令和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根据该草案，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理应在1953年8月以前全部被解除特殊移民身份。不幸的是，负责这方面工作的贝利亚在1953年6月23日被逮捕了，从而使所有既定计划都落了空。1953年8月，苏联内务部领导层曾向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请示是否实施解放特殊移民的计划，可一直未得到明确的答复。[63]尽管这样，40年代到1953年以前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人数仍一直呈现出逐渐减少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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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40年代初起在放松对流放富农—特殊移民限制的同时，当局开始将强制迁移的重点全面转向诸少数民族。1940年8月在以武力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国纳入苏联版图后，当局又将当地20多万“不可靠的”人流放西伯利亚。1940～1941年，当局将波兰阿萨特尼克的难民（38万）迁入特殊移民区。卫国战争期间，苏联政府以“通敌”为由将克里米亚鞑靼人、伏尔加河流域的德意志和麦斯赫特—土耳其等11个民族数百万人赶出家园。苏联部长会议也通过决议，撤销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克里木自治共和国（1943年12月27日）、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1944年3月7日），将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改称卡巴尔达自治共和国（1944年初），取消卡拉恰耶夫自治州（1943年10月）；宣布卡拉恰耶夫（人口约10万）、卡尔梅克（人口约12万）、车臣（人口约60万）、印古什（人口约13万）、梅斯赫特土耳其人（人口约8万）等民族为“背叛祖国的民族”，集体放逐到中亚地区。这些少数民族驱逐民中绝大部分成为特殊移民。[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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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被整体迁移的少数民族外，当局还在40～50年代初对一些社会组织和集团实施了强制迁移。这些被迁移的人口大都带有少数民族特征，而且在特殊移民数量方面均比上述遭到整体迁移的苏联少数民族要少，因此基本可归入少数民族—特殊移民类型。主要有如下类型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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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战争期间与德意志族人、来自北高加索、克里木和格鲁吉亚等地区的各少数民族一起被迁移的“其他”类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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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期间，当局在对德意志族、北高加索、克里木和格鲁吉亚等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实施强制迁移的过程中均包含有一些其他民族的人口。根据苏联内务部特殊移民局局长Б.П.特罗菲莫夫起草的《关于与来自北高加索和格鲁吉亚等地区少数民族和德意志族人一起遭到驱逐，目前仍居住在特殊移民区内的其他类移民数量的报告》显示：1941～1942年被迁移的苏联德意志族人中“其他类”移民共有1721人，其中俄罗斯族662人、乌克兰族355人、波兰族124人、立陶宛族11人、拉脱维亚族104人、芬兰族58人、奥地利族34人、爱沙尼亚族33人等；1944年与克里木鞑靼族一起被驱逐的“其他类”人口共计3628人，其中俄罗斯族1280人、茨冈族1109人、德意志族427人、无国籍土耳其族272人、乌克兰族257人等；同年来自格鲁吉亚共和国的“其他类”人口包括土耳其族676人、阿扎尔族411人、格鲁吉亚族224人等；1943～1944年来自北高加索地区的“其他类”人口共计1602人，其中库梅克族485人、阿瓦尔族311人、达吉斯坦族235人、塔夫林族186人、阿巴兹族52人、奥塞梯族49人、诺盖族41人、俄罗斯族35人、达尔金族34人等。[65]上述这些其他民族人口便构成了被整体驱逐各少数民族中的“其他”类型特殊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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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42年来自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和罗斯托夫州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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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942年5月29日国防委员会第1828сс号决议，当局对罗斯托夫州和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的所有“社会有害分子”实施了迁移。此次迁移包括了很多民族，人口至少在1万人以上，以希腊族人居多。因此这次移民也可称作针对上述地区希腊族人的驱逐活动。截至1952年底以前，这些移民主要以政治流放民身份存在，直到1952年末才被转为特殊移民。[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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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卡巴尔达族特殊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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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Б.科布洛夫在从纳尔奇克发给贝利亚和梅尔库洛夫的电报中称，根据1944年5月25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颁布的《关于迁移德国法西斯走狗、叛徒、卖国贼、自愿与德国人一同离开者家属》的第00620/00190号命令，有关部门已决定在6月20日对卡巴尔达族人实施迁移行动，预计迁移人口为2492人。所有这些人的移民地都是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江布尔州和南哈萨克斯坦州。苏联副内务人民委员克鲁格洛夫在6月已批准了这项移民计划。[67]6月20日凌晨4点，迁移行动正式开始。共有165名精干工作人员和400名红军战士参加了这次行动。根据原定计划，首批应迁移710户（2467人）。但由于一些红军服役人员家属和70～90岁的老人被免迁，最终首批被迁移人口仅用53节车厢，发送人数2051人。[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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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费尔克斯多伊奇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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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德战争期间，许多苏联德意志族人没有从西部地区撤离，这些人随后便被当局宣布为“费尔克斯多伊奇分子”。1944年8月24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颁布了由贝利亚签署的《关于从高加索地区的城市和疗养区驱逐“费尔克斯多伊奇”分子》的第001036号命令。该命令具体内容如下：“1）从高加索温泉地带的城市和疗养区向新西伯利亚州迁移德国人帮凶、祖国的叛徒和卖国贼家属378户（共计850人）。此次行动将于1944年8月31日正式开始，由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局长国家安全委员特卡琴科同志负责实施。2）责成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运输局局长、国家安全委员阿尔卡季耶夫同志向各特殊移民始发站调拨迁移行动所需的闷罐车。3）责成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押运管理局局长巴奇科夫少将负责派出必要的警卫人员，以确保移民行动的运输安全。4）责成苏联内务副人民委员切尔内绍夫向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调拨3吨汽油并确保特殊移民旅途中的饮食和医疗服务。5）责成新西伯利亚州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局长国家安全委员彼得罗夫斯基同志负责将这批移民分送至各指定特殊移民区并为其安置工作。”[69]根据统计资料，1945年初实际迁入新西伯利亚州的“费尔克斯多伊奇分子”共计674户（1490人）。[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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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奥乌诺夫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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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乌诺夫分子”——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成员。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是1929～1940年初在乌克兰西部地区出现的一个法西斯组织，其前身为乌克兰军事组织。“奥乌诺夫分子”曾积极协助法西斯分子，反对西乌克兰与苏维埃乌克兰合并。苏德战争前夕和战争期间，“奥乌诺夫分子”联合乌克兰匪帮—叛乱组织并在德国人帮助下不断在乌克兰境内制造紧张局势。仅在1944～1953年，乌克兰西部各州便发生了14424件匪帮分子袭击事件，其中恐怖和破坏事件5099起，解除苏维埃工作队武装457起，焚烧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1004起，等等。在以武力清除当地匪患的同时，当局决定对“奥乌诺夫分子”实施强制迁移。1944年3月31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颁布了由贝利亚签署的《关于迁移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分子》的命令。该命令要求将被判刑、被俘或在冲突中被击毙的“奥乌诺夫分子”骨干及其家属中的所有成年人在剥夺财产后全部流放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和伊尔库茨克诸州。贝利亚要求立即执行这些命令。他在相关文件中写道：“自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关于流放奥乌诺夫分子的决议公布之日起，各地应立即展开驱逐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分子及其家属的行动，不必再等待特别会议的决定。”[71]1942～1952年，当局共迁移“奥乌诺夫分子”及其家属171566人（成年人口131319人）。[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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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正宗东正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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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6月初，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批准了关于迁移“正宗东正教徒”的计划。1944年7月7日，贝利亚在向斯大林呈递的一份书面报告中提到了关于“正宗东正教徒”的活动情况：“该教派过着寄生的生活，不纳税，拒绝履行国民应尽义务和职责，不允许子女到学校读书。他们对集体农庄起到了瓦解的作用。”贝利亚建议“将分布在62个居民点中的正宗东正教徒及其家属一起迁往鄂木斯克和新西伯利亚州、阿尔泰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并由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监督”。贝利亚请求斯大林批准，“在1944年7月15日开始实施此次迁移行动”。7月14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共同签发了《关于迁移“正宗东正教徒”》的第2683-1/12938号命令并于7月19日下发各地方内务人民委员部分局。7月20日，迁移行动首先从梁赞州南部地区开始，共有489户（1323人）“正宗东正教徒”被迁。所有这些人的迁居地都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托木斯克州和秋明州。[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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