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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驱逐摩尔达维亚的富农：1949年4月6日，根据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共（布）中央局和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的建议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从摩尔达维亚迁出富农分子、大地主、德国人帮凶、亲法西斯组织成员及其家属》的第129-467cc号决议。苏联内务部在相关总结报告中指出，1949年从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迁入西伯利亚各地区的富农分子、地主分子、大商人、德国法西斯占领者的积极帮凶、白卫军分子和反革命党派成员共计35050人。其中被安置在集体农庄的此类人口共计2354户（9679人），在国营农场得到安置的有1878户（7272人）。据阿尔泰边疆区内务部管理局局长沙霍夫6月的通报，当地内务部机关依照苏联内务部1949年6月11日命令对来自摩尔达维亚的1172户富农分子进行了劳动安置。另据该州内务部管理局局长尤金报告，同年7月一批来自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移民（共计1439人）迁入克麦洛沃州，同年8月又有摩尔达维亚族移民998人迁入阿穆尔州。移民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很多人都居住在不适于人居住的窝棚里。[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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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乌克兰的富农：根据1951年1月23日苏联部长会议颁布的《关于从乌克兰西部诸州迁移富农及其家属》的第189-88cc号决议、9月5日第3309-1568cc号决议和苏联国家安全部1951年12月20日命令，乌克兰境内1700名富农分子及其家属被强制迁往托木斯克州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1952年2月11日，又有“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分子”共1057人被迁往秋明州。负责这批移民安置工作的是苏联内务部长С.Н.克鲁格洛夫和苏联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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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立陶宛的富农：1951年9月5日，苏联部长会议颁布了《关于对立陶宛共和国中敌视集体农庄的富农及其家属实施永久性迁移》的决议。根据相关统计资料，截至1952年1月1日登记在册的来自立陶宛的特殊移民共计16833人，同年7月1日其数量已增加到18027人。[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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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白俄罗斯西部诸州的富农：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51年9月18日第3538-1645号决议和1952年3月25日第6435号指令，1952年4月7日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通过了第436号决议，决定将白俄罗斯西部诸州的富农分子及其家属迁往国家东部地区。1952年4月23日，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安全部长巴斯科夫在给苏联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的通报中说：“从1952年4月18日开始的驱逐富农分子的行动已经结束。我们原计划迁移1170户（4082人），实际共迁移1194户（4298人）。”关于此，伊格纳季耶夫还向斯大林做了汇报：“我们在4月18日深夜开始了迁移富农分子的行动，整个行动持续了一昼夜，共迁移移民家庭1194户（4298人）……为运送这批移民我们共动用了5个专列。”[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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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巴斯马奇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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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马奇分子”——苏德战争期间在塔吉克斯坦出现的一个亲法西斯组织，领导人为Г.О.巴斯马奇。1950年1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从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迁移“巴斯马奇分子”》的第135-26cc号决议。根据苏联内务部1950年3月1日第00157号命令，巴斯马奇分子及其家属共2795人于该年8月被迁入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科克切塔夫州特殊移民区。[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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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安捷尔斯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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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51年2月13日第377-190сс号决议和苏联国家安全部1951年3月5日第00193号法令，当局将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和立陶宛境内安捷尔斯所领导的波兰军队军人及其家属强制迁往伊尔库茨克州。截至1952年7月1日，“安捷尔斯分子”特殊移民共计4548人。[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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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耶和华教派（现耶和华显灵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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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51年3月3日第667-339cc号决议，当局对居住在乌克兰、白俄罗斯西部，摩尔达维亚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加盟共和国境内的“耶和华教徒”及其家属实施了强制迁移。根据苏联内务部1951年3月5日第00193号命令，这些“耶和华教徒”均被发往位于伊尔库茨克和托木斯克州的特殊移民区。[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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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944～1945年源自波兰领土的拘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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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波兰领土的拘留民是1951年春新出现的一个特殊移民类型，人数仅70余人。根据1951年3月6日苏联部长会议第684-343сс号决议，当局将1944～1945年在波兰领土上被拘留、被俘和从战俘—拘留民事务管理总局获释的苏联公民中的大部分人都发往位于雅库茨克自治共和国境内的特殊移民区。[88]官方文件中称此类人为“源自波兰领土的拘留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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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951～1952年来自格鲁吉亚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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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1月29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对格鲁吉亚“反动分子”实施迁移》的第4893-2113сс号决议。被纳入“反动分子”范围的人包括：苏侨直系亲属，叛国者家属，居住在国外并从事反苏活动的叛逃分子家属，1946～1949年从法国、伊朗和中国返回格鲁吉亚的归侨，被当局怀疑与土耳其间谍机构有染的人员，等等。此类特殊移民共计11643人，其中包括亚述里亚等民族。[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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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苏联当局在20世纪30～50年代所实施的强制移民活动还有很多。我们这里只是着重列举了一些与特殊移民有关的人口强制迁移活动。当局在放宽对前富农—特殊移民限制的同时，还不断强化针对驱逐民族—特殊移民的监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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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颁布了一系列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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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月8日苏联人民委员会第35号法令要求所有具劳动能力的特殊移民均必须参加社会有益劳动。对于那些违反劳动纪律的特殊移民，有关部门将依照现行国家法律追究其相应责任。凡不经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警备管理部门允许，擅自离开特别警备部所划定移民区者，将被视作逃跑。特殊移民的家长或其继承者，在由于生育、死亡、逃跑等原因导致家庭成员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必须在3日内向所在移民区内务人民委员部警备部报告。[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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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6月3日苏联部长会议第1841-730с号决议，要求各地方机关严肃追究那些逃避社会有益劳动的特殊移民的相关刑事责任。仅在1949年苏联内务部所属特别委员会便因逃避社会有益劳动罪而给予303名特殊移民劳动教养8年的判罚。[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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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8年11月26日法令和1949年6月《内务部特别警备部为各地方警备机关在移民—特殊移民中开展工作而制定的行动细则》规定，德意志、卡拉恰耶夫、车臣、印古什、巴尔卡尔、卡尔梅克、克里木鞑靼、克里木希腊、克里木保加利亚和克里木亚美尼亚，土耳其、库尔德和赫姆申，及迁自波罗的海沿岸的人口（包括1949年遭到迁移的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等驱逐民属于永久性特殊移民，均无权返回原居住地。凡战争期间迁入特殊移民区的永久性移民，如果从指定区域逃跑，将受到20年苦役、剥夺人身自由5年的惩罚。当局要求此类移民填写“无权返回原居住地，如果擅自逃离指定移民区，将被判20年苦役”的保证书。永久性移民（男性和女性）与非迁移民结婚者，其本人不得解除特殊移民身份。[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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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加强针对特殊移民的谍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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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极其重视在特殊移民中招募间谍和情报员的工作。例如截至1945年3月1日当局在源自克里木特殊移民中所建立的特务—情报网便有519人，其中，特务头目5人、特务12人和502名情报员。同期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克里木—特殊移民中——2730人，相应数据分别为15、82和2633人。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部还将招募神职人员充任特务，作为自己工作的重点。1945年末仅在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的特殊移民—穆斯林神职人员中内务人民委员部便安插了16名特务和23名情报员。与此同时，特殊移民中的“老居民”，即“前富农”—特殊移民中当局所培植的规模庞大的特务—情报网络仍在发挥作用，据相关资料，截止到1944年12月1日，该情报网络共计13325人，其中特务头目174人，特务561人，情报员12590。截至1953年1月1日，特务33463人，秘密接头处所468个，十户长94246人。[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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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特殊移民区管理监督机构的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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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953年1月1日当局对特殊移民等实施监督的人员共计10752人，特别警备派出所协助人员1861人，监视人员2801人，别动—辑查分队成员1217人。当局对特殊移民的监督均通过安插在移民中的眼线（特务）和十户长来进行。为了确保特殊移民人口及时注册和各项规定制度的具体实施，截至1953年4月10日当局共设立了51个特殊移民部、19个特殊移民分部、2916个特别警备机构和31个行动—缉查分队。[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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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针对特殊移民的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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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有数千名特殊移民遭到当局逮捕和判刑。仅1944年9月至1945年10月1日被当局追究刑事责任的特殊移民便有1.3万人以上。[95]1946年1月1日至1947年4月1日期间，各特殊移民部共逮捕特殊移民7907人，其中被指控从事反苏宣传活动罪1612人，叛国罪1104人，参加反苏组织和集团罪285人，匪帮45人，怠工罪45人，间谍罪21人，实施恐怖和恐怖企图罪12人，危害社会罪7人，匪帮帮凶和窝藏罪6人，从事破坏活动罪4人，违反军纪17人，渎职罪20人，其他犯罪4729人。[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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