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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耶和华教派（现耶和华显灵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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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51年3月3日第667-339cc号决议，当局对居住在乌克兰、白俄罗斯西部，摩尔达维亚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加盟共和国境内的“耶和华教徒”及其家属实施了强制迁移。根据苏联内务部1951年3月5日第00193号命令，这些“耶和华教徒”均被发往位于伊尔库茨克和托木斯克州的特殊移民区。[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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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944～1945年源自波兰领土的拘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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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波兰领土的拘留民是1951年春新出现的一个特殊移民类型，人数仅70余人。根据1951年3月6日苏联部长会议第684-343сс号决议，当局将1944～1945年在波兰领土上被拘留、被俘和从战俘—拘留民事务管理总局获释的苏联公民中的大部分人都发往位于雅库茨克自治共和国境内的特殊移民区。[88]官方文件中称此类人为“源自波兰领土的拘留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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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951～1952年来自格鲁吉亚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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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1月29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对格鲁吉亚“反动分子”实施迁移》的第4893-2113сс号决议。被纳入“反动分子”范围的人包括：苏侨直系亲属，叛国者家属，居住在国外并从事反苏活动的叛逃分子家属，1946～1949年从法国、伊朗和中国返回格鲁吉亚的归侨，被当局怀疑与土耳其间谍机构有染的人员，等等。此类特殊移民共计11643人，其中包括亚述里亚等民族。[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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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苏联当局在20世纪30～50年代所实施的强制移民活动还有很多。我们这里只是着重列举了一些与特殊移民有关的人口强制迁移活动。当局在放宽对前富农—特殊移民限制的同时，还不断强化针对驱逐民族—特殊移民的监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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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颁布了一系列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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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月8日苏联人民委员会第35号法令要求所有具劳动能力的特殊移民均必须参加社会有益劳动。对于那些违反劳动纪律的特殊移民，有关部门将依照现行国家法律追究其相应责任。凡不经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警备管理部门允许，擅自离开特别警备部所划定移民区者，将被视作逃跑。特殊移民的家长或其继承者，在由于生育、死亡、逃跑等原因导致家庭成员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必须在3日内向所在移民区内务人民委员部警备部报告。[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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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6月3日苏联部长会议第1841-730с号决议，要求各地方机关严肃追究那些逃避社会有益劳动的特殊移民的相关刑事责任。仅在1949年苏联内务部所属特别委员会便因逃避社会有益劳动罪而给予303名特殊移民劳动教养8年的判罚。[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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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8年11月26日法令和1949年6月《内务部特别警备部为各地方警备机关在移民—特殊移民中开展工作而制定的行动细则》规定，德意志、卡拉恰耶夫、车臣、印古什、巴尔卡尔、卡尔梅克、克里木鞑靼、克里木希腊、克里木保加利亚和克里木亚美尼亚，土耳其、库尔德和赫姆申，及迁自波罗的海沿岸的人口（包括1949年遭到迁移的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等驱逐民属于永久性特殊移民，均无权返回原居住地。凡战争期间迁入特殊移民区的永久性移民，如果从指定区域逃跑，将受到20年苦役、剥夺人身自由5年的惩罚。当局要求此类移民填写“无权返回原居住地，如果擅自逃离指定移民区，将被判20年苦役”的保证书。永久性移民（男性和女性）与非迁移民结婚者，其本人不得解除特殊移民身份。[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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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加强针对特殊移民的谍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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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极其重视在特殊移民中招募间谍和情报员的工作。例如截至1945年3月1日当局在源自克里木特殊移民中所建立的特务—情报网便有519人，其中，特务头目5人、特务12人和502名情报员。同期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克里木—特殊移民中——2730人，相应数据分别为15、82和2633人。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部还将招募神职人员充任特务，作为自己工作的重点。1945年末仅在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的特殊移民—穆斯林神职人员中内务人民委员部便安插了16名特务和23名情报员。与此同时，特殊移民中的“老居民”，即“前富农”—特殊移民中当局所培植的规模庞大的特务—情报网络仍在发挥作用，据相关资料，截止到1944年12月1日，该情报网络共计13325人，其中特务头目174人，特务561人，情报员12590。截至1953年1月1日，特务33463人，秘密接头处所468个，十户长94246人。[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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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特殊移民区管理监督机构的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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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953年1月1日当局对特殊移民等实施监督的人员共计10752人，特别警备派出所协助人员1861人，监视人员2801人，别动—辑查分队成员1217人。当局对特殊移民的监督均通过安插在移民中的眼线（特务）和十户长来进行。为了确保特殊移民人口及时注册和各项规定制度的具体实施，截至1953年4月10日当局共设立了51个特殊移民部、19个特殊移民分部、2916个特别警备机构和31个行动—缉查分队。[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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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针对特殊移民的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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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有数千名特殊移民遭到当局逮捕和判刑。仅1944年9月至1945年10月1日被当局追究刑事责任的特殊移民便有1.3万人以上。[95]1946年1月1日至1947年4月1日期间，各特殊移民部共逮捕特殊移民7907人，其中被指控从事反苏宣传活动罪1612人，叛国罪1104人，参加反苏组织和集团罪285人，匪帮45人，怠工罪45人，间谍罪21人，实施恐怖和恐怖企图罪12人，危害社会罪7人，匪帮帮凶和窝藏罪6人，从事破坏活动罪4人，违反军纪17人，渎职罪20人，其他犯罪4729人。[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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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49年以后，鉴于1948年11月26日法令的强大威慑，特殊移民逃跑人数急剧下降。1949年从移民区逃跑的人数缩减到了1948年的1/4。1948年因逃跑被判刑的特殊移民共计3746人，1949年8636人，1950年2872人，1951年423人，1952年345人。1949～1950年6月间因逃跑而被当局判刑的2776名特殊移民都是根据1948年11月26日法令定罪的，即服苦役20年。[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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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特殊移民所遭受的歧视性待遇。战争期间和战后，诸类型少数民族—特殊移民继续受到当局的各种歧视性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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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根据相关法令，诸遭驱逐少数民族—特殊移民子女身份世袭，他们即使在年满16周岁之后，仍以个人身份被登记为特殊移民，不得获释。战争爆发后的最初几个月间劳动移民管理部门从劳动移民中共划分出12574个家庭。当局规定：苏联人民委员会1938年10月22日关于解放劳动移民年满16周岁子女的决议不适用上述人口。1944年，这一规定还扩展到“前富农”—特殊移民中如下一些民族：卡尔梅克、车臣、印古什、卡拉恰耶夫、巴尔卡尔、克里木鞑靼等。[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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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诸遭驱逐少数民族—特殊移民不得参军。如上所述，战争爆发后，迫于兵源不足，当局曾大量动员特殊移民子女应征入伍。但德意志、车臣、印古什等遭驱逐少数民族均被排除在外。虽然有一些此类人通过冒名顶替的方式参了军，但其绝大多数都被动员进入了类似于“苦役集中营”的所谓劳动军。[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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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虽然国家法律规定，在工业部门工作的特殊移民在劳动条件和工资等方面均理应与企业其他工作人员享受同等待遇，但实际上他们经常会遭到企业的歧视，不能与自由雇佣工人同工同酬。苏联内务部部长С.Н.克鲁格洛夫在一份《关于内务部机关在特殊移民中的工作和任务》的指令中曾指出：“时至今日企业克扣特殊移民工资的现象仍未彻底消除。雅库茨克自治共和国林业采伐工施卡坚科与德意志族特殊移民埃依涅尔干一样的活，可在结算工资时，施卡坚科所得工资数量为7000卢布，而埃依涅尔仅得700卢布。”[100]一些地方政府机关对特殊移民子女采取了各种限制性措施。他们不允许特殊移民子女前往共和国、边疆区和州首府上学，对其进入中等和高等学校设置障碍。例如1951年托姆斯克州就严禁特殊移民子女前往托姆斯克市就读；1952年伊尔库茨克州禁止269名特殊移民子女去州首府求学；1952年哈萨克共和国限制特殊移民子女到高等院校就读。[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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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苏联移民政策呈现出从流放富农逐渐转向民族驱逐的趋势：20世纪30年代以流放富农为主；40年代的重心转向解决民族问题。30年代，斯大林发动特殊移民的初衷是为了迅速实现集体化。通过流放富农，一方面消灭农村中敌视国家集体化政策的成分，弥补边远地区劳动力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所没收的富农资产来建立集体农庄。虽然当时苏联国内民族问题同样严重，但并非国家的当务之急，因而期间只有部分民族遭到驱逐。40年代随着集体化的实现和战争的爆发，富农问题退居其次，在苏联最高领导人看来民族问题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当局借口“维护国家安全”将特殊移民的重心转向民族驱逐。[102]在放松对前富农—特殊移民控制的同时，国家针对诸驱逐民族的特殊移民政策却愈益强化。从某种程度上说，特殊移民政策从流放富农向民族驱逐的转折，是30年代已逐渐开始的民族驱逐的逻辑终结。如上文所述：30年代便有一些民族被作为富农迁入特殊移民区，3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各边境地区诸少数民族不断遭到迁移，到了40年代初局部民族驱逐演化为民族整体驱逐。特殊移民是一种依靠强力建立起来的制度。它违背人类道德基本准则，不得人心，因而难以持久。随着苏联政权的更迭，特殊移民政策也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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