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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6月3日苏联部长会议第1841-730с号决议，要求各地方机关严肃追究那些逃避社会有益劳动的特殊移民的相关刑事责任。仅在1949年苏联内务部所属特别委员会便因逃避社会有益劳动罪而给予303名特殊移民劳动教养8年的判罚。[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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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8年11月26日法令和1949年6月《内务部特别警备部为各地方警备机关在移民—特殊移民中开展工作而制定的行动细则》规定，德意志、卡拉恰耶夫、车臣、印古什、巴尔卡尔、卡尔梅克、克里木鞑靼、克里木希腊、克里木保加利亚和克里木亚美尼亚，土耳其、库尔德和赫姆申，及迁自波罗的海沿岸的人口（包括1949年遭到迁移的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等驱逐民属于永久性特殊移民，均无权返回原居住地。凡战争期间迁入特殊移民区的永久性移民，如果从指定区域逃跑，将受到20年苦役、剥夺人身自由5年的惩罚。当局要求此类移民填写“无权返回原居住地，如果擅自逃离指定移民区，将被判20年苦役”的保证书。永久性移民（男性和女性）与非迁移民结婚者，其本人不得解除特殊移民身份。[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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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加强针对特殊移民的谍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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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极其重视在特殊移民中招募间谍和情报员的工作。例如截至1945年3月1日当局在源自克里木特殊移民中所建立的特务—情报网便有519人，其中，特务头目5人、特务12人和502名情报员。同期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克里木—特殊移民中——2730人，相应数据分别为15、82和2633人。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部还将招募神职人员充任特务，作为自己工作的重点。1945年末仅在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的特殊移民—穆斯林神职人员中内务人民委员部便安插了16名特务和23名情报员。与此同时，特殊移民中的“老居民”，即“前富农”—特殊移民中当局所培植的规模庞大的特务—情报网络仍在发挥作用，据相关资料，截止到1944年12月1日，该情报网络共计13325人，其中特务头目174人，特务561人，情报员12590。截至1953年1月1日，特务33463人，秘密接头处所468个，十户长94246人。[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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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特殊移民区管理监督机构的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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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953年1月1日当局对特殊移民等实施监督的人员共计10752人，特别警备派出所协助人员1861人，监视人员2801人，别动—辑查分队成员1217人。当局对特殊移民的监督均通过安插在移民中的眼线（特务）和十户长来进行。为了确保特殊移民人口及时注册和各项规定制度的具体实施，截至1953年4月10日当局共设立了51个特殊移民部、19个特殊移民分部、2916个特别警备机构和31个行动—缉查分队。[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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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针对特殊移民的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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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有数千名特殊移民遭到当局逮捕和判刑。仅1944年9月至1945年10月1日被当局追究刑事责任的特殊移民便有1.3万人以上。[95]1946年1月1日至1947年4月1日期间，各特殊移民部共逮捕特殊移民7907人，其中被指控从事反苏宣传活动罪1612人，叛国罪1104人，参加反苏组织和集团罪285人，匪帮45人，怠工罪45人，间谍罪21人，实施恐怖和恐怖企图罪12人，危害社会罪7人，匪帮帮凶和窝藏罪6人，从事破坏活动罪4人，违反军纪17人，渎职罪20人，其他犯罪4729人。[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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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49年以后，鉴于1948年11月26日法令的强大威慑，特殊移民逃跑人数急剧下降。1949年从移民区逃跑的人数缩减到了1948年的1/4。1948年因逃跑被判刑的特殊移民共计3746人，1949年8636人，1950年2872人，1951年423人，1952年345人。1949～1950年6月间因逃跑而被当局判刑的2776名特殊移民都是根据1948年11月26日法令定罪的，即服苦役20年。[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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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特殊移民所遭受的歧视性待遇。战争期间和战后，诸类型少数民族—特殊移民继续受到当局的各种歧视性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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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根据相关法令，诸遭驱逐少数民族—特殊移民子女身份世袭，他们即使在年满16周岁之后，仍以个人身份被登记为特殊移民，不得获释。战争爆发后的最初几个月间劳动移民管理部门从劳动移民中共划分出12574个家庭。当局规定：苏联人民委员会1938年10月22日关于解放劳动移民年满16周岁子女的决议不适用上述人口。1944年，这一规定还扩展到“前富农”—特殊移民中如下一些民族：卡尔梅克、车臣、印古什、卡拉恰耶夫、巴尔卡尔、克里木鞑靼等。[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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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诸遭驱逐少数民族—特殊移民不得参军。如上所述，战争爆发后，迫于兵源不足，当局曾大量动员特殊移民子女应征入伍。但德意志、车臣、印古什等遭驱逐少数民族均被排除在外。虽然有一些此类人通过冒名顶替的方式参了军，但其绝大多数都被动员进入了类似于“苦役集中营”的所谓劳动军。[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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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虽然国家法律规定，在工业部门工作的特殊移民在劳动条件和工资等方面均理应与企业其他工作人员享受同等待遇，但实际上他们经常会遭到企业的歧视，不能与自由雇佣工人同工同酬。苏联内务部部长С.Н.克鲁格洛夫在一份《关于内务部机关在特殊移民中的工作和任务》的指令中曾指出：“时至今日企业克扣特殊移民工资的现象仍未彻底消除。雅库茨克自治共和国林业采伐工施卡坚科与德意志族特殊移民埃依涅尔干一样的活，可在结算工资时，施卡坚科所得工资数量为7000卢布，而埃依涅尔仅得700卢布。”[100]一些地方政府机关对特殊移民子女采取了各种限制性措施。他们不允许特殊移民子女前往共和国、边疆区和州首府上学，对其进入中等和高等学校设置障碍。例如1951年托姆斯克州就严禁特殊移民子女前往托姆斯克市就读；1952年伊尔库茨克州禁止269名特殊移民子女去州首府求学；1952年哈萨克共和国限制特殊移民子女到高等院校就读。[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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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苏联移民政策呈现出从流放富农逐渐转向民族驱逐的趋势：20世纪30年代以流放富农为主；40年代的重心转向解决民族问题。30年代，斯大林发动特殊移民的初衷是为了迅速实现集体化。通过流放富农，一方面消灭农村中敌视国家集体化政策的成分，弥补边远地区劳动力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所没收的富农资产来建立集体农庄。虽然当时苏联国内民族问题同样严重，但并非国家的当务之急，因而期间只有部分民族遭到驱逐。40年代随着集体化的实现和战争的爆发，富农问题退居其次，在苏联最高领导人看来民族问题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当局借口“维护国家安全”将特殊移民的重心转向民族驱逐。[102]在放松对前富农—特殊移民控制的同时，国家针对诸驱逐民族的特殊移民政策却愈益强化。从某种程度上说，特殊移民政策从流放富农向民族驱逐的转折，是30年代已逐渐开始的民族驱逐的逻辑终结。如上文所述：30年代便有一些民族被作为富农迁入特殊移民区，3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各边境地区诸少数民族不断遭到迁移，到了40年代初局部民族驱逐演化为民族整体驱逐。特殊移民是一种依靠强力建立起来的制度。它违背人类道德基本准则，不得人心，因而难以持久。随着苏联政权的更迭，特殊移民政策也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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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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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三 特殊移民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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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后，“解冻”的征候开始在苏联社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逐渐显现，新的国家领导人敏感地意识到继续维持特殊移民体制已不可能。1950～1953年，苏联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向苏共中央提供了大量的民情分析资料。这些国家权威性机构的负责人均认为继续在国内推行以往的镇压政策已是“危机重重”。如果说，1937～1938年在企业和机关发布关于镇压“人民公敌”的消息还会赢得群众热烈拥护的话，那么，在1950年代初苏联民众的思想状况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任何关于镇压的消息已不会再激起人民的响应，相反大部分群众都会“谨慎地”对待此类事件。苏联领导人已觉察到危机的信号，意识到民众在情绪上的微妙变化。为了稳定政局和赢得民众的支持，他们认为最理性的做法便是不再进行新的镇压，并通过对以前遭镇压人口的大赦、解放和平反等活动来尽可能地挽回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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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1960年，苏联特殊移民制度难以为继还因为它面临一系列深刻的危机。首先，从1953年起国家基本停止了针对国民的强制性驱逐活动，特殊移民的源头枯竭了。其次，在政治“解冻”的社会环境下继续对几百万合法居民实施警察式的管理方式已显得不合时宜。最后，特殊移民政策违反人类基本道德准则，与苏联社会—政治生活的文明进步发生了严重的抵触。另外，当局解放特殊移民还有一个原因。苏联部长会议自认为，特殊移民已在当地扎下了牢固的根基；即使得到了迁居自由，这些人也不会离开移民区，不会破坏政府“苦心经营”多年的“殖民成果”。[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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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移民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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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1965年，苏联特殊移民的解放活动共经历了以下四个主要阶段：①1953～1954年中，特殊移民解放政策的前期酝酿。②1954年中至1956年末，绝大多数特殊移民已被解除人身限制，但仍无权返回原迁居地，特殊移民实际转变为行政移民。③1957～1958年，当局对前一阶段的特殊移民解放政策作了一些修正，允许部分被驱逐少数民族（卡尔梅克、车臣、印古什、卡拉恰耶夫和巴尔卡尔等民族）重返故乡并恢复其在被驱逐前所拥有的民族自治地位；对剩余多个类型特殊移民实施了解放。④1959～1960年，以最新颁布的刑事基本法为依据当局对当年一些没有具体过失，只是由于与“反苏分子”存在亲属关系和社会出身等原因便被迁往特殊移民区的人给予解放；1961～1965年，对特殊移民区内犯有“各种具体罪行”的民族主义地下组织和匪帮领导人等逐步予以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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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截止到1953年初有些特殊移民类型（例如1940～1941年遭到当局强制迁移的波兰族阿萨特尼克—难民和1937年被从远东地区迁往中亚的朝鲜族人）已经不复存在，还有一些特殊移民类型（如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当时登记在册的人数只有24686人）在人数上已大量减少。因此这时苏联政府准备解放的主要是40年代以后被强制迁移的各少数民族—特殊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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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特赦令”的颁布和解放特殊移民的前期准备（1953～195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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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初，苏联特殊移民共计2753356人（其中成年人口1862222人）。[104]1953年，当局已不再大量向特殊移民区发送新移民，但也未出现特殊移民被大规模解放的情况，只有少量特殊移民被解除人身限制。[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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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实施宽容政策的第一项举措便是颁布了大规模特赦囚犯的文件。根据贝利亚的提议，1953年3月2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了《关于实行大赦》的法令。大赦法令几乎未涉及特殊移民的解放问题。依据该法令当局提前从古拉格集中营和劳改营释放了1201738名囚犯（比重占截至1953年4月1日古拉格在押囚犯总量的53.8%）。[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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