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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中央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所进行的这场让被迫迁移民族回归家园的运动，不仅无助于消除昔日强制移民所造成的民族感情创伤，反而犹如在已渐结疤的创口上搓一把盐；更严重的是，这场回归运动不仅使当年被迫迁移的民族再受伤痛，同时也伤害了当年从其他地区迁到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的俄罗斯人以及其他民族。要知道，当年也不是他们自愿迁来这里的；他们也是被行政命令动员来的，或者被“按计划分配来的”。他们在新居住的土地上辛勤劳作了十几年后，却遭遇了苏共中央人为的一场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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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在解除对特殊移民人身限制的过程中新的苏联国家领导人不但没有吸取特殊移民活动的历史教训和彻底清算斯大林错误民族政策的遗毒，而且沿习斯大林的民族高压政策的旧辙，继续在执政期间以阶级斗争方式解决民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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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60年代起，在“解冻”的条件下苏联国内民族主义运动不断高涨。它具体包括以下几种类型：其一，争取生态安全、经济自主权和民族文化复兴。这在许多加盟共和国和民族地区都有不同的表现。其二，争取民族聚合，要求改变自治实体地位。这特别反映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个加盟共和国围绕着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归属问题的民族纠纷。其三，历史上曾受到迫害的民族要求平反，要求重返家园的活动。如克里木鞑靼人的抗议活动等。其四，争取共和国主权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这在经济、社会文化相对较发达的一些共和国里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且主要是位于苏联欧洲部分的共和国：波罗的海三国、乌克兰、摩尔多瓦等。其五，一些加盟共和国和国内民族自治单位要求民族自决和“民族独立”的活动。如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南奥塞梯两个自治共和国，阿塞拜疆的纳希切万自治共和国，摩尔多瓦的德涅斯特沿岸地区，俄罗斯的鞑靼斯坦、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等，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要求扩大当地民族自决权、直至脱离所属加盟共和国而“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民族问题都在迅速发展，其中尤以民族分离主义对苏联的威胁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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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随着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国家政治大环境的改善，在思想禁锢有所缓解的情况下，苏联地方民族主义情绪发生反弹和各少数民族提出扩大民族自主权等要求本也无可厚非。作为国家新领导人的赫鲁晓夫本应吸取斯大林的错误教训，运用民主、法制和政治方式合理解决民族矛盾。可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承袭过去的传统做法，继续采取压制和动武方法来处理发生的民族冲突。例如当经济改革遇到困难和阻力而赫鲁晓夫决定把下放给加盟共和国的部分权力收归联盟中央时，1959年8月以拉脱维亚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别尔克拉夫为首的一批领导干部便抵制联盟中央的决定，主张共和国自主发展和管理经济。赫鲁晓夫对此正当要求大为恼火，下令对拉脱维亚共和国中央和首都里加市的党政机关进行清洗，以强制手段打击民族自主的要求。在不到半年时间，当地就有24名主要领导被解除了职务。1961年12月，格鲁吉亚哥里市居民举行大规模集会和示威游行，反对拆除斯大林铜像。这是斯大林的故乡人对他怀念的表现，赫鲁晓夫本应采取疏导办法处理这一事件。可他却下令出动军警进行镇压。1961～1964年，乌克兰出现了以知识分子、党和国家机关干部、高等学校师生为核心的维护民族自主权的地下组织“乌克兰工农联盟小组”和“乌克兰民族委员会”。其主张维护乌克兰共和国独立自主权，反对联盟中央集权制。根据苏联当局的旨意这两个组织的主要成员卢克雅连科、康巴吉、魏伦、利鲍维奇等人均被捕入狱，受到审判和被判以重刑。苏联当局甚至于把基辅大学师生要求保护乌克兰语言文化传统，青年师生和市民举行纪念乌克兰著名诗人舍甫琴科的活动也视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活动”加以取缔，对其组织者绳之以法。同期，其他共和国也出现过要求维护民族自主权和保护民族语言传统的活动，但都遭到了苏联当局的打击或镇压。[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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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也继续采取民族高压政策。例如1965～1967年在乌克兰出现了主张扩大民族自主权和保护民族语言文化传统的“乌克兰民族阵线”等地下组织。基辅市高等学校师生和市民多次集会要求保护和发展乌克兰民族语言。文学评论家伊凡·久巴撰写了《国际共产主义还是俄罗斯化？》一书，批评苏共的民族政策。苏联当局把这些事件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进行了严厉批判，并逮捕和关押了数百名组织者和参加者。伊凡·久巴被开除党籍，判处重刑。1968年4月，乌兹别克斯坦奇尔奇克市的克里木鞑靼人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要求返回家园和恢复民族自治实体。但在当局的镇压下最终有300多人被捕入狱。1972年3月，苏共中央通过了批判格鲁吉亚共和国首都第比利斯市党组织的工作的决议，指责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姆日阿瓦纳泽等领导人是“民族主义者”。结果，200多名对苏共民族政策不满和主张维护民族自主权的党政干部被撤职查办，许多知识分子被批判。1972年5月，乌克兰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因撰写了歌颂和维护乌克兰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我们的苏维埃乌克兰》一书被当局免职，受此株连的共和国中央和州、市、区委干部还有50多人。1974年5月，苏联当局审判了“亚美尼亚统一党”成员托夫马相等20多人，同年12月逮捕了“爱沙尼亚民族阵线”成员缅尼克等十几人。1975年4月，阿塞拜疆共和国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党委书记阿鲁久尼扬因“庇护民族主义”被批判和解职，其他多名州委干部均受到牵连。同年11月，波罗的海舰队“警戒”号舰上的拉脱维亚、立陶宛等族士兵因反对民族歧视而遭到当局镇压。1976年，贾巴里泽因在格鲁吉亚作协八大上批评强制推广俄语受到批判并被开除出作协。[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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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国家领导人在解放特殊移民和以后执政过程中仍将民族矛盾归结为阶级矛盾，用阶级斗争方式处理民族关系问题，继续伤害少数民族的感情和在民族关系中播下不和的种子。由此导致苏联内部的民族离心倾向不断发展，民族问题最终演化为点燃苏联剧变的导火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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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四 特殊移民政策的后果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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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移民政策涉及农民和民族两个方面的问题，对苏联的政治、经济、人口和族际关系等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国家的最终解体和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挫折负有一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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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特殊移民促成了生产关系超前的农业集体化体制的实现，对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破坏；消灭了俄国农民中最积极肯干，最有经营头脑的中坚力量，助长了农村中的闲散、懒惰等不良风气；损害了工农联盟，对党和国家的前途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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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当局实施强制移民活动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实现农业全盘集体化。通过政治上的镇压和经济上的剥夺，一方面取得建立集体农庄所需要的物质手段，另一方面又可铲除反对派，威慑农民中的等待观望者迅速加入集体农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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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开始了集体经济的实践。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在政府的积极扶持下已出现了集体农庄、共耕社和农业公社等集体经济形式。但由于这种体制效益低下，对农民没有吸引力，一直没有形成规模。20年代，合作社的发展依然缓慢，国家的重点主要放在建立供销社方面。甚至到了1928年年中，集体农庄农民还不到苏联农户总量的2%，其播种面积也没有超过全国总面积的2.5%和谷物播种总面积的2.1%。[129]截至1929年11月，全国只有6万多个集体经济组织，耕地面积仅占全国的3.6%，参加集体经济组织的中农户只有全国中农户的3.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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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根据斯大林的意见作出决议，规定苏联必须在1932年基本完成全盘集体化。全盘集体化遭到了广大农民的强烈抵制。斯大林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分子反抗改造的表现，要求采取强制措施，以阶级观点对待全盘集体化运动。1930年1月16日，А.А.安德烈耶夫从北高加索边疆区向斯大林发电：“我们正准备将富农迁出边疆区境外，需要中央对以下各项举措予以批示：1）将极其反动分子约2万人迁往北部殖民区。1/4的富农分子被迁出边疆区，一定会对留下来的人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2）希望尽量加快富农迁移进度。”安德烈耶夫建议中央“最好能根据地方的愿望，将这一针对富农的措施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有必要“全部没收富农用于剥削式经营的生产手段和工具，以利于集体农庄的发展壮大”。[131]从安德烈耶夫的上述电报内容可明显看出，北高加索边疆区区委正试图将针对富农的强制迁移活动合法化。不久，当局便出台了消灭富农的政策。其中规定：凡不愿立即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即使是中农或是贫农也将视作“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准富农分子”或者“富农分子”予以镇压——剥夺选举权，没收财产，流放外地。在如此强大的政治攻势下苏联农村集体化运动飞速发展起来。截至1930年3月1日，1200多万户农民加入了集体农庄。全国集体化农户从占农户总数的7.6%猛增到56%。稍后，由于农民反应强烈，斯大林发表了《被胜利冲晕了头脑》的文章，当局放松了对农民的强制，很多刚刚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都纷纷退出。但随着政府镇压政策的再度加强，农户集体化的比重又开始迅速增长。到1932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全国1490万农户被组织进21万个集体农庄。集体化农户占到了全国农户总数量的60%。1933年1月，联共（布）中央宣布：“把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大农业轨道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又有360万农户加入农庄。苏联农村集体化比例达到了93%。[132]就这样，苏联完成了改造小农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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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截至20年代末全盘集体化前夕沙皇俄国时期原本意义上的富农阶级已在1918年的农村社会主义革命中被基本消灭殆尽。后来，苏俄政府实行新经济政策，富农力量又有所恢复。但他们大多是农村中拥有较高劳动技能、文化知识、善于经营和销售的中农，未必可以列入富农的队伍。镇压富农政策的实施使苏联农民中那些积极勤劳肯干的中坚力量基本被消灭。随着经营自主权的丧失，依赖心理和闲散习气在苏联农村中占据了上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明显下降。他们出工不出力，出力不用心，生产效益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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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制移民的威胁下数千万中农违心地加入了集体农庄，被迫交出家具、牲畜以及分配给他们的土地，失去了基本生产资料、失去了独立劳动者的地位，被迫改变了生活方式。大量农民在被迁移和加入集体农庄之前通常会把牲畜和家禽都宰杀掉。仅在1930年2～3月间，便有1400万头牛、占总数1/3的猪和1/4的绵羊与山羊被农民故意宰杀。[133]1930年到1933年，哈萨克地区的大牲畜减少了4/5，牛从650万头减少到96.5万头，羊从1860万只减少至130万只，马从350万匹减少到30万匹，骆驼从100万头减少到60万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苏联畜牧业规模仍未达到集体化前的水平。[134]农民中普遍存在消极怠工、有意损坏劳动工具和忍痛挥霍多年积蓄的现象。例如某地区有家酒店在1930年2月的一个月内便卖了4万卢布左右的酒，这笔钱在当时可以购买20台拖拉机。另据报道，在不少集体农庄中收获时损失的粮食达到全部粮食的20%～40%。[135]全盘集体化后连续几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谷物产量一直低迷不前。如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年均谷物产量为736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为7290万吨，均低于1927年的7683万吨。[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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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生前非常重视农民问题，一再强调工农联盟对苏联社会主义前途的重要性。他在自己的最后几篇口授文章中就曾指出，“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内社会制度是以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合作为基础的”，“如果在这两个阶级之间发生严重的阶级分歧，那么分裂将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共和国的命运归根到底将取决于农民群众是和工人阶级一道走”，还是“和工人分裂”。[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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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特殊移民活动完全背离了列宁的工农联盟原则。它以拔苗助长的方式人为地改变生产关系，通过使用强制和镇压等暴力手段强迫农民服从国家利益，打击和消灭农民中的中坚力量，严重损害了工农联盟，导致广大农民同无产阶级国家的关系日趋紧张。农业落后，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国家日益陷入危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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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特殊移民违背了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处理民族问题，加深了民族隔阂；恶化了边远移民区的自然环境，影响了族际关系；强行变更民族居住地，人为地加剧了国家内部原有的民族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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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坚持把解决无产阶级国家的建设问题同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紧密结合起来，把解决经济和文化建设问题同促进各民族全面发展问题紧密结合起来。在革命实践中，列宁提出了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是处理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联合和团结的基本原则的论断，并把这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思路。斯大林的特殊移民活动背离了列宁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他无视民族平等和自决等原则，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民族矛盾一律归结为阶级矛盾并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处理民族问题。1934年1月，斯大林在联共（布）十七大总结报告中明确提出，苏联国内民族矛盾的实质是阶级矛盾，民族纷争就是阶级斗争。他认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不是导致阶级斗争的熄灭，而是导致阶级斗争的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前进越顺利，那么注定灭亡和绝望的阶级敌人的反抗就会越加激烈。[138]正是基于上述错误认识，斯大林实施了一系列针对境内诸少数民族的特殊移民活动。30年代初镇压富农期间，乌克兰、白俄罗斯、中亚和高加索等地区的少数民族便大量遭到流放。30年代中期以后，芬兰、伊朗、库尔德、朝鲜和波兰等多个民族被强制迁移。时至40年代，当局又对德意志、车臣、印古什等民族实施了整体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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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经济各领域大量利用特殊移民劳动力的过程中苏联政府往往采取粗放式经营的方式，对自然资源实行掠夺性开发。这使许多边疆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受到了巨大破坏，从而严重影响了族际关系。如在发展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共和国的农业水利和工业生产的过程中当局对咸海的主要供水源——锡尔河和阿姆河的河水开发和利用过度，致使这个世界上第四大湖的储水量不断减少，生态环境恶化，严重威胁到当地居民的生活和身心健康。在哈萨克斯坦由于当局盲目发展采矿和冶金工业，大量重金属、硝酸盐和致癌物质流入河流、湖泊和水库，造成水源和大气层的严重污染。根据苏联中央指令性计划，从30年代起政府就在乌兹别克不惜一切代价地发展棉花生产。由于科学管理水平低，滥用化肥，致使河流受到严重污染，影响了当地的粮食生产和食品供应。这些问题引起了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共和国人民的强烈不满。此外，波罗的海地区农业集约化水平比较高，但化肥施用量过大，河流和其他水源也受到污染。特别是当局在爱沙尼亚共和国大规模地开发磷灰岩，发展化肥工业，每年从化肥厂和发电厂排出数十万吨有害物质，严重地污染了生态环境，导致略尔努斯海湾的污染超过了国际规定标准几十倍。为此，当地居民曾向苏联有关部门提出强烈抗议。在特殊移民劳动利用过程中产生的上述生态污染问题是影响苏联族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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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17年之前，俄国便已是一个横跨欧、亚两洲的庞大的殖民帝国。它是沙皇在300多年间依靠侵略扩张、制造民族纠纷、挑动民族仇视、实行分而治之和残酷屠杀等手段形成的，民族积怨甚深。特殊移民期间，苏联当局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强行迁移诸少数民族和变更其历史居住地的错误做法更进一步加深了民族积怨和加剧了民族仇恨和矛盾。苏联解体后爆发的车臣战争便是这方面最有力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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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实践表明，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以阶级斗争方式解决民族问题的错误做法不仅无助于民族问题的解决和民族关系的改善，相反只会加剧已有的民族矛盾和产生新的民族问题。而日积月累的民族问题和潜伏的民族危机一旦遇到适当的条件和时机，又必然要爆发出来，造成难以收拾的严重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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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特殊移民活动导致大量农业人口外迁和死亡，给国家人口再生产带来重大负面影响，为俄国的人口危机埋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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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以后，俄国人口状况不容乐观。2000年В.В.普京总统在俄罗斯联邦会议上所作的国情咨文中强调：“近十年来俄国人口每年减少75万，这一发展趋势可能导致在15年之后我国人口下降3300万的严重后果。”[140]俄国在21世纪所出现的人口危机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从历史来看，俄国一直都是一个人口稀少的国家。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和战争频仍等原因，俄国人口增长速度一直非常缓慢。进入20世纪，连绵不断的战争、天灾、人为制造的变故、苏联的解体和国家经济的衰败等都是导致俄国人口危机的重大原因。苏联领导人在30～50年代所实施的特殊移民活动加剧了俄国人口危机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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