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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特殊移民在移民区内的生活状况，1933年7月3日古拉格负责人在给俄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和工农监察局的报告中指出：“……随着物资供应标准的下降，在林业部门（尤其是乌拉尔州和北部边疆区）从事劳动的特殊移民的生存状况也急剧恶化了……北部边疆区和乌拉尔州林业部门的特殊移民中普遍存在以粮食代用品充饥的情形，甚至有人吃猫、狗和死亡牲畜的尸体……由于饥饿，特殊移民的患病和死亡人数剧增……有人因饥饿而自杀。由于营养不良特殊移民根本无法完成劳动定额，一些人已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特殊移民在生产过程中或在下工返回的途中便因饥饿而死亡……”[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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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移民除了要承受繁重的体力劳动，恶劣的物资供应和生活资料匮乏外，精神上还要忍受行政警备人员和小头目们的欺压和污辱。后者可随意提高移民的劳动定额或压低其工作量评估，克扣其口粮，取消孕妇的物资供给，将丧失劳动能力者指责为装病并指使爪牙对其任意实施殴打。乌拉尔州执委主席1931年5月9日在一份《关于特殊移民的迁移、经济安置和劳动利用》的文件中指出：地方上出现了大量针对特殊移民的“犯罪和污辱事件”。在很多移民区均存在这样的事实，“移民区管理部门……不给特殊移民发工资（如楚索夫斯克林业局），给移民制定根本无法完成的劳动定额，不给在工区工作的移民发放食物和必要的服装，拒绝向患病的特殊移民提供救助，强制驱赶快要临产的孕妇和儿童参加劳动，任意对移民实施打骂，等等”。[156]一些企业领导者经常会公开表示对移民的恶感。例如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应国家动员而参加劳动军的德意志族人经常会受到管理人员公开的歧视。1943年8月索里卡姆斯克纸业联合企业工厂的德意志族人在食堂吃午饭时，有关部门刻意将其安排在最后用餐，而且不给他们吃第二道菜。第二工段的负责人巴尔科夫斯基有意将原先应给德意志族人的补餐券发给了其他工人和犯人，并宣称：“你们，德国佬！还加什么餐！”[157]1948年12月2日“莫洛托夫森林纸业”托拉斯姆基辛斯克林业局副经理在工人大会上便曾这样答复移民关于改善生产和物资供应状况的请求：“即使死上10～15个人（指移民），我们也无所谓。”[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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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在特殊移民期间的残暴和不人道做法，败坏了社会主义声誉，伤了广大民众的心。特殊移民大量的申诉信充分反映了民众精神和心理上的巨大创伤。纳兹拉尼村特殊移民С.Ш.伊兹马伊洛夫便写道：“我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我要让他知道，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如此没有人性地对待整个民族的事件。”卡尔梅克族人А.У.巴德马耶夫和苏塞耶夫说，“当局所实施的特殊移民活动，实际上是一场旨在灭绝印古什、车臣、鞑靼、卡尔梅克诸民族的犯罪活动。斯大林所颁布的宪法是彻头彻尾的样子货”。“我真不明白，在卡尔梅克、车臣、印古什等民族被如此摧残的情形下斯大林又怎么能说出关于苏联民族大团结的话来呢？！难道，在经过这一切之后还可能存在所谓的民族统一和巩固的国际主义吗？！”[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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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特殊移民活动及其所促成的集体农庄体制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扼杀了农民的个性和主动精神，导致农业发展丧失了革新的活力，农业长期落后，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改革举步维艰，国家陷入危机；特殊移民活动对苏联民族主义运动不断高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民族问题成为引发苏联解体的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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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新国家领导人对农业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活动。但他们没有废除斯大林当年通过镇压农民手段才得以建立的集体农庄农业体制，没有改变庄员对国家的依附地位。因而成果是暂时的，危机不断加深，最终导致农业问题积重难返，陷于停滞。苏联农业生产的长期落后拖了工业发展的后腿，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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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农业长期低迷。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农业产量徘徊不前，市场供应紧张。1986～1990年苏联谷物年均产量为1.965亿吨，比上一个五年计划略有提高，但低于1976～1980年的2.05亿吨。棉花、甜菜的情况也相类似。棉花年均产量是840万吨，低于70年代的855万吨。甜菜为8730万吨，也低于70年代的8870万吨。1991年的情况更糟，谷物产量直线下跌到1.6亿吨左右。[160]农业的停滞倒退，再加上收购供应渠道的日趋瓦解，国家掌握的农畜产品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居民收入不断增多，对高脂肪高糖高蛋白食品的需求明显增加，结果导致供求矛盾日趋尖锐，市场上每一卢布货币只有0.12～0.14卢布的商品。农业捉襟见肘，限制了工业的发展，人民生活需求得不到满足，国民经济状况不断恶化，社会安定局面无法维持，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面对危机戈尔巴乔夫锐意改革，但改革的进程却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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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年代，斯大林当年镇压富农、消灭个体农民阶级的特殊移民举措的恶果逐渐显现。这在苏联解体前夕表现得尤其明显。由于长期在行政命令和农庄制度的保护下从事生产活动，苏联农民的个性遭到窒息，没有了劳动积极性和主人翁感。多数农庄庄员已不会独立进行农业生产，习惯于一切依赖农庄和安于现状。相当一部分庄员甚至不知离开集体农庄后如何生活。他们害怕竞争，惧怕变革，特别是那些前景不明的变革。据1990年1月对823名农村居民的调查显示，只有40%的人希望独立经营生产。当问及获得土地后想做什么的时候，44%的人回答要种蔬菜瓜果，26%的人想建私房，很少有人想进行大田生产。至于农村干部，则大多数都反对或抵制发展私人经济。1990年最高苏维埃开会讨论《土地法》时，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领导们几乎一致反对平等对待集体经济和私人经济。[161]农民个性和主动精神的丧失，成为苏联农业变革的巨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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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最大危险更来自民族问题。由于特殊移民问题解决得不彻底和苏联新国家领导人继续推行民族高压政策等原因[162]，自60年代起在“解冻”的条件下苏联国内民族主义运动不断高涨。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国家已是进退维谷，岌岌可危。按说，苏联有耕地2.15亿公顷，人均耕地面积达0.79公顷，比美国多5%，粮食本应自给有余，但如今却要每年花费大量外汇进口3000多万吨粮食。政府为弥补外贸赤字，每年不得不减少先进设备和技术的进口，大量出口石油、木材等原料。恰逢当时世界石油和黄金价格急剧下滑，苏联欠西方的外债高达800亿美元。经济陷入困境，政府被迫向外国进行粮食借贷，结果使国家的债务愈加沉重。苏联对国外金融资本不断增长的依赖，迫使她不得不经常向西方作出妥协，政治上沦为西方资本的人质，改革受到西方国家的钳制。随着冷战对峙的日趋缓和，公开性、民主化思潮的广泛传播，农民已很难再忍受斯大林体制，更不愿向国家交售自己的产品。国家经济状况不断恶化，社会主义威望不断下滑。人民对改革的兴趣直线下降，对政治家们的活动越来越冷漠。一些政治家为转移人民对生活状况及其政绩的不满，极力挑动民族主义情绪，民族问题成为国家分裂的导火索。1991年，苏联农业再度跌入低谷，城市供应明显紧张，民族矛盾和民族分裂也被煽动到顶点。各种矛盾和冲突的激化终于导致国家的瓦解和列宁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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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数苏联特殊移民政策负面影响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否认广大特殊移民在国家边远地区经济开发方面所作出的成绩，在促进国家工业化的顺利实现和对苏联东西部人口平衡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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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数百万特殊移民的牺牲换来了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如期建立和国家工业化的顺利实现。特殊移民政策促使农业集体化制度的迅速建立。虽然这种制度没有效率，但它的确将苏联粮食的商品率从1929年的13%增加到1933年的40%。1933年国家得到11.3亿普特商品粮，从而基本满足了国家对粮食的需要，有力地支援了工业化。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结果来看，苏联在工业发展速度方面超过了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总产值也已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期间共有4500个新工业企业建成投产，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基本完成。1937年苏联工业总产值比1932年增长了12倍，农业总产值增长0.5倍，国民收入增长1倍以上。[163]苏联已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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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特殊移民促进了俄国东西部的人口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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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殊移民运动过程中，当局将600多万人迁往国家东、北部边远地区。虽然，随着特殊移民的解放，大量移民返回了原迁出地，但最终还是有100多万此类人口留在了移民区。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国家东西部人口的不平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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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特殊移民政策促进了俄国边疆地区的土地和经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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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移民在迁入移民区后便被大量利用于国民经济领域各部门参加劳动，并创造了相当大的业绩。这尤其体现在土地开发方面。例如截至1938年1月1日劳动移民共开发各类土地3035644公顷，其中，耕地和有耕种能力土地1128194公顷，刈草地287431公顷，牧场590789公顷，宅基地44914公顷，其他土地984316公顷（沼泽地2988公顷，可灌溉土地12857公顷，生荒地243161公顷，特殊移民通过挖掘树根，铲除和清理灌木丛而开发出的新土地183416公顷等）。其中俄罗斯联邦境内由特殊移民所开发的土地便有1662280公顷，其他联盟共和国——1373364公顷。截至1938年初由特殊移民铺设的土质道路共计7294公里，在农村地区架设桥梁21400米，开掘水井1578口。[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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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总体来看，苏联当局通过特殊移民政策而得到的这些“成绩”和“积极作用”的代价过于高昂，有些得不偿失。特殊移民政策充分体现了斯大林动员型发展模式竭泽而渔、急功近利的特点。它对国家的长远利益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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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移民现象是苏联历史上悲惨的一页，是斯大林时期苏联产生的诸多悲剧性重大历史现象之一。它既与斯大林的名字紧密相关，同时也打上了斯大林个人活动的深刻烙印。特殊移民历史现象之所以产生，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苏联当局的特殊移民政策，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它既是对俄罗斯帝国传统的沿承，同时也与斯大林对农民问题、民族问题的错误认识和对马列主义关于暴力运用的经典论述的片面理解密切相关，另外还涉及斯大林防患于未然的心理、政治家“为求大善不避小恶”的善恶价值观及其暴戾的个性，等等。[165]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落后的俄国爆发，本身就是俄罗斯传统与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合流[166]，因此这期间所产生的一切历史现象必然会带有俄国历史和传统的印迹。国内落后的社会现状和严峻的国际形势迫使个性粗暴、只对马列主义具有教条式理解的斯大林重蹈了俄国动员型社会发展模式的覆辙，而加速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斯大林模式又导致了特殊移民政策的出台及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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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苏联特殊移民政策诸问题的目的在于以史为鉴，其中，最大的教训便是苏联领导人没有解决好农民问题和民族问题。斯大林以简单粗暴的特殊移民方式来对待农民和处理民族矛盾，人为地加剧社会紧张和民族分离，最终导致农业问题和民族问题成为国家分裂的重大诱因的前车之鉴无疑对当今的俄罗斯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首先，善待农民、慎用暴力。农民问题解决得好坏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亡。苏联领导人的重大错误之一便是没有善待农民，最终导致工农联盟的破裂和农业的破产，在人民的冷漠中葬送了整个国家。其次，谨慎对待民族问题。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民族问题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苏联当局的特殊移民活动不但未能解决苏联旧有的民族矛盾，反而制造了新的矛盾。特殊移民的痛苦经历成为苏联少数民族心中一个永远的痛。苏联国家领导人没有谨慎地对待民族问题，没有充分认识到民族问题本身所具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等特点。他们试图以简单的人为“组织”或“融合”等强制手段来解决国家内部的民族矛盾，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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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动荡不安的90年代之后，我们看到以普京为首的俄罗斯政府在处理国内问题尤其是民族问题方面已变得成熟起来。有理由相信，普京之后的俄罗斯国家领导人一定会吸取历史教训，在解决民族问题时绝不会再犯苏联那样的错误——把步子迈得太急和采取简单化的解决方式，而会从捍卫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团结与发展、促进社会繁荣富强的高度，以更加谨慎和务实的态度来重视和解决俄国当前所面临的农民和民族等敏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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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事这方面专题研究的俄国学者主要有В.Н.兹姆斯科夫、Н.Ф.布卡依，前者主要从事特殊移民史研究，后者主要从事民族驱逐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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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学者目前还没有直接涉及苏联特殊移民史方面的学术著作，只有一本关于俄国时期移民的著作（王晓菊：《俄国东部移民开发问题研究（1861～191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该著作以1861年至1917年以前沙俄时期的西伯利亚移民为主，对苏联特殊移民问题只是稍有提及。涉及苏联时期移民问题的论文有谭继军的《试析苏联特殊移民的饥饿现象》（《俄罗斯研究》2004年第1期）和冯佩成的《苏联农业集体化中的特殊移民现象》（《俄罗斯研究》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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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文参考和引用的资料包括俄文著作：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М.：НАУКА，2005；Бугай Н.Ф. Л.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Согласно Вашему указанию…”，М.：АНРО-ХХ，1995；Вербицкая О.М. Насел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еревни в 1939-1959гг，проблемы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М.：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Институ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2002，以及俄国学者近年来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文资料有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徐天新、叶书宗、郑异凡、杨存堂等《中国史家论苏联》，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赵常庆等《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宫达非主编《苏联剧变新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王晓菊《俄国东部移民开发问题研究（1861～191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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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1946～60年代初）》第6卷，盛曾安等译，东方出版社，1986，第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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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苏联在表述这一概念时，使用过三个俄文词，即трудпоселенец，спецпереселенец，спецпоселенец，三者为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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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М.：НАУКА，2005，с.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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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见赵常庆等《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第2页；叶书宗《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第384～3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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