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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徐天新：《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第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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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导致民族问题成为引发苏联解体的导火索的因素很多，除特殊移民政策对民族关系的负面影响外，还包括联邦制变形、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地方大民族主义、历任苏联国家领导人在民族工作中的错误、经济对民族关系的影响等（参见赵常庆等《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第三、四、五章相关内容，第76～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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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新编苏联史（1917～1985）》，第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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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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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师建军：《苏联特殊移民政策的深层原因》，《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6期，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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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黄军甫：《斯大林主义的根源及其当代意义》，《俄罗斯研究》2004年第2期，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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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放弃“世界革命”：斯大林与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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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 沈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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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5月，作为世界革命大本营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突然宣布解散，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一件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就组织形式而言，第三国际是一个共产党世界性的统一机构，各国党只是它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解散后，各国共产党都独立了。虽然到中苏分裂之前，国际共运还是以莫斯科为中心继续存在，但是其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共产党情报局只是欧洲九国共产党的协调和指挥机构，而苏共二十大以后各国共产党都是通过召开会议来统一他们的政策和行动。就斗争任务而言，共产国际在理论和逻辑上始终以发动世界革命为己任，而在共产党情报局那里，所谓世界革命战略充其量只是莫斯科动员各国人民支持和援助苏联的口号，苏共二十大则明确提出了“和平共处”的外交路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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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缺乏档案材料，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纳入历史学家的研究范围。俄国档案的解密为人们提供了对这一问题进行详细考察的契机，研究论著也相继出现。[2]目前俄国学者的研究，比较详细地考察了共产国际解散的历史过程，但对这一事件的原因和意义的探讨却显得不够深入。斯大林为什么要在1943年5月迫不及待地解散共产国际，这个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24年的庞大机构是怎样解散的，共产国际的解散对苏联和各国共产党乃至世界革命意味着什么？这些就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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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共产国际的解散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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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性的。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写道：“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3]共产国际正是为了推行世界革命这一战略任务而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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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取得成果以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就在期盼和准备世界革命。由于红军在国内战争中的胜利，1920年7月12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发动世界革命的决议。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支持这个路线，在托洛茨基起草的宣言中强调：“国际无产阶级将时刻准备战斗，直到苏维埃俄国的版图扩展到了全世界。”1921年春革命陷入低潮后，尽管列宁试图修正世界革命的概念，并对“左”倾冒险主义展开批判，但俄共（布）和多数共产国际领导人仍然坚持在欧洲各国全面发动进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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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1924年，革命的风暴已经过去，而资本主义世界在美国的带动下开始趋向繁荣。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多数领导人在把革命推向东方的同时，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正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斯大林提出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在本质上和逻辑上是对“世界革命”战略的反动，因而受到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对派联盟的尖锐批判。反对派的失败一方面是由于在苏联党内斗争中运用的政治策略不敌斯大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的理论脱离当时的实际情况，而斯大林的主张更具现实性和实用性，并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5]随着对世界革命路线的偏离以及斯大林在党内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的确立，共产国际开始逐步从一个共产党领导革命的世界性组织机构沦落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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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再次唤起革命希望，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大会提出的战略是：准备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不论是在法西斯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实行议会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在总体上，共产国际认为“法西斯主义是一种革命的和民主的组织，能给资本主义以打击，至少能加剧革命局势”，而社会民主主义则是更危险的敌人。于是，共产国际要求各国共产党要经常揭露和打击社会民主主义，在实践中不懈地争取无产者的大多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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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希特勒崛起，法西斯成为对苏联安全的更大威胁。1935年7～8月共产国际在七大期间提出，法西斯主义剥夺了民主，摧毁了人类赢得的巨大社会权利及精神成果。季米特洛夫在会议上说：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广大群众所面临的，“不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民主之间，而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和法西斯主义之间作出选择”。因此，配合苏联与英法建立集体安全的外交路线，各国共产党必须转向拥护民主，动员群众，建立起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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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资本主义国家本能的警惕以及与英法谈判陷入僵局的结果，使斯大林再次改变了策略。为了保障苏联的安全，苏联决定与德国联手。[8]1939年8月苏德秘密条约签订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斯大林要求共产国际淡化反法西斯的宣传，取消人民阵线和民族团结的口号，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必须坚定地宣布反对本国政府，反对战争”。于是，几年来依靠人民阵线与本国政府合作并得到空前发展的欧洲各国共产党，被迫对各自政府的反法西斯战争采取了不合作立场。因为“对待苏联的态度便成为衡量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意图的真假试金石”。共产国际指示各国党：“凡与此看法抵触的，都要立即修正自己的政治路线。”[9]其结果，不仅各国共产党再次受到政权当局压迫，共产国际本身也成为众矢之的。在欧洲以外，1941年初，皖南事变引起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分歧，美国共产党也退出了共产国际。[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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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艰难的处境，1941年4月在苏联领导层便出现了有关共产国际是否还要存在的议论。[11]4月20日，斯大林对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说，现在，“各国共产党应成为完全独立的党，而不是共产国际下面的支部”。由于出现了新的情况，“各国共产党作为从属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国际组织下面的支部这种状况已经成为障碍”，这种形式使各国党更容易受到资产阶级政府的迫害。第二天，季米特洛夫便向最有影响的两个西欧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和多列士传达了斯大林的意向：在近期停止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为各国共产党的上级领导的活动，使各国共产党具有充分的独立性，并成为真正本国的政党。[12]5月12日，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与共产国际两巨头季米特洛夫和马努伊尔斯基讨论了终止共产国际执委会活动决议的起草问题。在讨论中，他们担心这样突然的变化会在共产党内引起沮丧和混乱，同时被敌人攻击为“一种手腕”或说共产党人放弃了世界革命。因此，他们认为，在提出这一问题时，应该强调：“在现阶段，各国共产党必须作为独立的本国的政党来发展。在今后的阶段中，各国共产主义运动在国内的蓬勃发展将使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在更牢固、更广泛的基础上获得新生。”此外，还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能匆忙行事”。他们还为解散共产国际找到了很好的理由，即：①使反共产国际公约失去其基础；②打掉资产阶级手中的重要王牌：共产党都是服从于某国外中心的本国的“叛徒”；③各国共产党将发展成为真正的本国人民的政党；④吸引更多的工人积极分子入党。[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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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使斯大林感到共产国际应该解散的最初动力来自两个方面：第一，各国共产党的宣传口径和方针、政策围绕莫斯科的意图左右摇摆，其结果不仅使共产国际的威信和作用受到极大损伤，成为各国政府攻击的目标，而且把各国共产党搞得晕头转向，失去信心，而这种组织形式最终带给他们的只能是伤害。第二，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使人们根本看不到世界革命的前途，无论是与英法结盟，还是与德国联手，苏联都必须借助于一种资本主义的力量来保证自身的安全，共产国际因此很难再喊出世界革命的口号。作为世界革命的大本营，共产国际存在的逻辑基础已经动摇。至于苏德秘密条约的签订，虽然给莫斯科带来了眼前利益和脱身于战争的短暂时机，但是，却在道义、信仰以及国际力量的聚合等方面从根本上打击了苏联和共产国际。在这样的情势下，斯大林不得不考虑脱掉这件无用的外衣。尽管6月21日希特勒的突然进攻打乱了共产国际的工作部署，但是，这场以保卫苏联为中心的战争开始以后，一方面共产国际的重心已经完全转向民族国家利益，世界革命自然无从谈起；另一方面，苏联与英美在反法西斯基础上建立的联盟，随着战争的进程有不断加强和长期化的趋向，共产国际已经成为莫斯科推行其对外政策的严重障碍，于是，斯大林决心踢开这块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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