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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5月8日深夜,季米特洛夫和马努伊尔斯基被召进克里姆林宫。在那里,莫洛托夫向他们通报了斯大林的意见:“作为各国共产党领导中心的共产国际,在目前形势下已成为各国共产党独立发展和执行其独特任务的障碍”,因此应该解散,并且现在就开始制定解散共产国际的相关文件。[35]根据这一指示,季米特洛夫和马努伊尔斯基很快便起草了一个决议草案,并于5月11日提交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当晚,斯大林召见了他们(莫洛托夫在场),并对决议草案表示满意。接着斯大林与他们讨论了解散这个机构的程序:首先在主席团会议上审核决议草案,并作为向各支部的建议予以通过;然后通知各支部并取得他们的同意;最后在征得各支部同意后予以公布。至于这个机构的哪些职能以及以何种形式继续存在的问题,交由马林科夫和季米特洛夫去讨论并提出具体建议。斯大林最后说:经验表明,不应有一个领导所有国家的国际领导中心,这个问题在马克思时期、列宁时期和现在都已显示出来。也许应该过渡到地域性的联合,如南美,美国和加拿大,某些欧洲国家等,但这也不要急于行事。[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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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季米特洛夫将决议草案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和各书记作了传达,大家认为解散共产国际的建议“原则上和政治上是正确的”,决定第二天召开主席团会议讨论,最后解决这一问题。同时还决定向各大党领导人通报决议草案:波立特(英国)、毛泽东(中国)、铁托(南斯拉夫)、芬德尔(波兰)、杜克洛(法国)、白劳德(美国)、林德罗特(瑞典)。[37]目前可以看到的,只有给波立特的电报,其中说到,“该文件暂不可在任何地方对外宣扬”。[38]其他通报很可能当时没有发出,因为斯大林在主席团开会前又指示季米特洛夫:①这件事你们不要急。你们把草案提出来讨论,请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两三天时间进行考虑并作出修改。我也有几点修改意见。②草案暂时不要送往国外。至于何时发送,我们以后会作出决定。③不要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似乎我们只是简单地把这些外国领导同志赶走了。这些人将在一些报社继续工作。应该开办4种报纸(德文、罗马尼亚文、意大利文和匈牙利文),还要建立若干反法西斯委员会。[39]事情确实有些急迫,对问题的处理也显得有些慌乱。5月15日《消息报》在第四版刊登的一则报道,或许有助于理解斯大林的心情。该报道指出:5月14日丘吉尔到达华盛顿,与在那里的捷克总统贝奈斯、澳大利亚外长埃瓦特进行了会晤,并将会晤罗斯福总统,英美是否于1943年开辟第二战场与此次会议的结果密切相关。[40]看来,关于解散共产国际一事,对外急需让西方盟国得知消息,对内又担心引起各国党的涣散,斯大林的复杂心情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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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月13日有共产国际下属各国党代表参加的主席团会议上,季米特洛夫首先强调,解散共产国际并不是走形式,而是要真正地解散这一机构,这是符合当前政治形势的及时举措。多数与会者在发言中对解散共产国际持完全赞成态度,认为此举有助于联合一切反法西斯力量,组成统一民族阵线。多列士指出:“我完全同意这一草案。我们共产党人既没有成功地粉碎社会民主党派别,阻止一些国家建立法西斯政权,也没能制止法西斯分子将这些国家拉入这场强盗式的战争。(事实证明),旧的工人国际联合组织已经过时。”科拉罗夫说,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最老的委员之一,他对解散共产国际没有任何怜惜之情,“其实,共产国际早就不能发挥领导机构的职能了。原因在于,国内外形势已发生了变化。共产国际是在急风暴雨的革命高潮中建立起来的。随着迅速革命论的破产和苏联作为一种新兴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共产国际已成为过去时代的残余”。多洛雷斯则认为,“没有必要保留任何残余组织。因为毫无疑问的是,国际已成为各国共产党组织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如果我们希望让这些党成长壮大,就必须培养他们的独立性和责任感”。那些在本国影响较小的共产党代表对解散共产国际有些惋惜,皮克担心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尚未成熟到能够独立地解决本国问题。他认为,就德国共产党而言,目前在思想方面正急切需要经验更为丰富的苏联朋友的帮助。拉科西建议在文件中增加关于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条款,“以便使我们在国外的同志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捷克共产党人施维尔玛的发言代表了与会者很多人的复杂情感,他说:“当我了解了决议草案的内容之后,心情难以言表。我是在共产国际中成长起来的,我的全部生活都与国际息息相关。但情感归情感,(我最终还是认为),草案中关于解散国际的政治决定是正确和英明的。”经过讨论,会议一致同意,将草案作为未来决议的基础,并确定草案修改的最终期限为6月17日。[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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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共产国际主席团再次召开会议,逐条讨论了解散国际的决议草案,并提交专门成立的编辑委员会进行整理、校订。会议还讨论并决定了该决议付诸实施的方式,即在决议内容最后确定之后,由主席团向共产国际各支部发出通报,各支部则以登报方式予以确认。各支部所发表的声明即意味着接受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42]第二天,由季米特洛夫、马努伊尔斯基、皮克、多列士、多洛雷斯组成的编辑委员会整理和校订了主席团修改的决议草案,然后呈送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同时呈送的还有主席团会议记录和编委会讨论记录。季米特洛夫还报告说,该决议已通过电台发给了陶里亚蒂、哥特瓦尔德和库西宁,他们表示完全同意决议的内容。[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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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夜,斯大林召集苏联领导人开会。显然是想推卸责任,斯大林在对决议草案提出修改意见时特意指出:需要说明,解散国际的问题是一些支部在战争期间提出来的。会议商定:要预先告诉各支部,将要公布这样一个决议;决议应在10天后公布;公布的决议要由联共(布)中央主席团成员日丹诺夫和马努伊尔斯基签名;收到各支部中央批准该决议的决定后,发布共产国际主席团关于彻底解散的公报。[44]大概感到10天后公布决议太迟,20日上午,斯大林即打电话给季米特洛夫:“难道不能今天就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登报公布?应当尽量加快此事的进程。”季米特洛夫解释说,密码无线电台只能够在白天、夜晚和深夜的固定时间向各党领导人电传决议内容,而他们要破译电报和了解具体内容,最快也得到5月21日。在此之前,我们不宜将决议内容公开。已定21日晚将决议全文交付印刷,这样22日晨可以见报。[45]当天,季米特洛夫就即将公布的关于解散国际的决议内容,分别用密码电报发给各国党领导人。电报称:作为国际联合的集中管理的组织模式,共产国际已不能适应以民族工人党面目出现的各国共产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甚至成为其发展的阻碍。因而,共产国际主席团要求各共产党支部中央迅速研究本建议,并将讨论结果上报。[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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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在斯大林的办公室召开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莫洛托夫宣读了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后,斯大林对此做了一番详细的解说:实践证明,即使马克思和列宁,在目前情形之下也无法用一个国际中心来对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工人运动实施领导。尤其是在战争条件下,情况如此复杂——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共产党组织的任务是推翻自己的政府和采取失败主义策略,而苏联、英国、美国等国家的共产党则相反,他们的目标是全力支持自己的政府,以便尽快地消灭敌人。当共产国际建立之时,我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认为我们有能力领导所有国家的运动。这是我们的一个失误。如果让国际继续存在下去,将会对国际的声誉造成损害。而这种情形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解散共产国际还有一个原因,这在决议中没有明确提及。那就是,作为共产国际分支机构的各国共产党均受到了无端的指责——似乎他们是别的国家的代理人。这对他们在本国群众中广泛开展工作造成了消极影响。而随着共产国际的解散,敌人也就丧失了藉此指责共产党的口实。国际的解散无疑会巩固以民族工人党面目出现的各国共产党的地位,并加强各族人民的国际主义意识,而后者则是苏联赖以维系的根基。斯大林讲话后,会议一致通过了决议,并就有关国际解散的具体问题交换了意见。[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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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季米特洛夫向共产国际各处领导人说“解散工作将会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但是尚未等到各国共产党支部回复意见,5月22日《真理报》便公布了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对此所做的解释是,由于战争环境,无法召开会议,只得通过报纸将这一建议提交各国支部讨论。值得注意的是,报上标明的决议通过的日期是5月15日,而不是最后定稿的5月19日。[48]这显然是希望引起英美盟友注意的一个细节。第二天,斯大林又迫不及待地举行了“答记者问”。斯大林解释说,解散共产国际是为了驳斥纳粹分子和工人运动中其他敌人的谣言,即莫斯科打算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其目的是使这些国家“布尔什维克化”,以及各国共产党都服从外国的命令。[49]当然,斯大林这些话主要也是说给正在华盛顿会晤的英美领导人听的,以此进一步证明苏联愿意与西方保持长久合作的诚意。5月28日,斯大林在书面答复英国路透社驻莫斯科记者的问题时,再次解释说:解散共产国际的目的在于揭穿希特勒分子关于“莫斯科企图干预别国生活,并使他们布尔什维克化”的谎言;粉碎共产主义敌人关于各国共产党不顾本国人民利益而只是遵照外来命令行事的诬蔑;便于动员各国进步势力,不分党派和宗教信仰,联合成统一的民族解放阵营,以展开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便于把一切爱好自由的人民联合成统一的国际阵营,为各国人民将来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联合扫清道路。[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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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前,多数国家的共产党都已经回电,表示支持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提议。它们是:英国、法国、中国、瑞典、南斯拉夫、叙利亚和黎巴嫩、澳大利亚、阿根廷、智利、古巴、哥伦比亚、瑞士。另外,还收到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芬兰、捷克斯洛伐克、西班牙和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支持解散国际的政治决议,这些党的领导人就在莫斯科。5月31日季米特洛夫通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近日内在收到波兰工人党,比利时、荷兰、丹麦、挪威和希腊等国共产党组织的回电之后,即可发布公报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国际的建议,已得到绝大多数共产党组织的认可。[51]接到报告后,斯大林似乎有些等得不耐烦了,于6月2日夜间给季米特洛夫打电话问:“需要收到所有共产党通知之后才发表公报吗?”季米特洛夫回答说,因有些党将于6月7~8日召开代表会议,应该再等几天。斯大林只好作罢。[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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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季米特洛夫向莫洛托夫报告,在共产国际41个支部中,已有29个表示赞同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提议,还未递交报告的共产党支部包括:比利时、荷兰、丹麦、挪威、卢森堡、希腊、土耳其、阿尔巴尼亚、印度、日本、巴西、新西兰。季米特洛夫决定,即使不再收到此类报告,仍打算在6月8日召集共产国际主席团会议,并在会议上审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批准公报。此前,公报草案将发给斯大林审阅。公报的见报日期拟定在6月10日,即英国工党会议开幕(6月13日)前夕。季米特洛夫还报告说:在此次大会上除了要确认关于解散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书记处和国际监督委员会等机构的决议外,还打算成立由季米特洛夫(任主席)、马努伊尔斯基、皮克、埃尔科利以及经济活动管理局局长苏哈列夫(任秘书)等人组成的委员会,具体负责清理共产国际原有机构及其财产的工作。整个工作结束日期限定于1943年8月1日前。[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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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斯大林同意后,6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召开了最后一次(第826次)会议。会议确定,共产国际的所有支部一致批准关于解散国际的建议,没有任何支部对此提出异议。余下的程序完全是按照季米特洛夫事先报告的计划进行的。[54]6月10日,《真理报》刊登了31个赞成解散国际的共产党支部的名单,以及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签署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决议,宣布共产国际从即日起正式解散。[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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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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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解散共产国际并非一场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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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学者中有一种看法认为,共产国际只是“名义上”或“形式上”被解散了,而实际上其机构大多经更改名称后保留下来(如第99、100、205研究所及通讯社等),其骨干成员都被充实到这些机构中,并统一由新成立的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领导,这个部的实际负责人仍然是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因此,共产国际的解散是“斯大林炮制的一个弥天大谎”。[56]那么,事实到底如何?这关系到一个重要问题: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究竟只是一种策略或权宜之计,还是某种带有战略性质的选择?或者说,解散共产国际的举动是否意味着苏联在战后对外政策方针上会重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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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共产国际解散的过程及善后工作安排来看,执委会机关及其下属机构的某些职能确实以其他的形式保留下来。共产国际的职能部门在组织革命运动中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通过共产国际第一部(通讯部)负责人莫罗佐夫1943年5月给马林科夫的报告可以得知,该机构的任务包括:与苏联境外的各共产党组织和各联络站保持秘密无线电联系,并为其培养无线电技术骨干;培训各国党务工作人员如何开展地下工作,如制作身份证件、使用密码和专业设备、书写密信等;向各联络站点派送搜集军事情报的人员;组织对各国播放当地语言的节目;从事无线电侦听业务等。与第一部长期保持联络的境外无线电联络站有:波兰5个,荷兰(同时负责德国境内业务)5个,中国3个,比利时2个,法国2个,丹麦、瑞典、奥地利、蒙古、伊朗、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南斯拉夫游击区、英国和美国各1个。尚在筹建的联络站还有:捷克、斯洛伐克、芬兰和德国,计划设立的联络站有:匈牙利、叙利亚、保加利亚和印度。通过该部,1942年共产国际共收到各联络站发来的电报5300份,仅1943年1~4月就有3586份。[57]即使在准备解散共产国际的过程中,第一部的日常工作仍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直到6月下旬,还不断有共产党员、地下工作人员和物资被派送到各欧洲被占领国或游击区。[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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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开始筹备解散共产国际之日起,共产国际机构和人员的命运便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5月1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召开秘密会议,讨论了与共产国际解散有关的一些组织机构问题。关于对各国的无线电广播,所有与会者均表示应继续发挥各民族广播电台的职能,因为该电台正在为各国的反法西斯斗争提供真实信息、政治指导和心理支持。关于各国党的国外局,季米特洛夫列举了苏联境内的兄弟党国外机关及成员后,多数与会者赞同:有必要利用现有技术装备维持境外机关与本国党组织的联系,否则,敌人便会在当地建立类似的虚假机构来破坏共产主义运动。关于“苏普列斯”通讯社、外文出版社、共产国际和各党的档案资料以及图书馆,与会者均主张保留,但其归属问题由联共(布)中央决定。负责培养各党干部的党校在本期培训结束后关闭,《共产国际》杂志也在本期出版后停办,以后是否继续,交由联共(布)中央考虑。至于云集在共产国际的各国干部的去留问题,也由联共(布)中央决定。季米特洛夫最后总结说,共产国际的这些职能均应以某种形式予以保留,而在新的形势下按联共(布)中央的系统予以安排。[59]5月22日,季米特洛夫将会议记录发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60]5月31日,季米特洛夫等人与马林科夫商定:保留对各国的广播,对有关国家的广播交由相应的共产党国外局负责;保留“苏普列斯”通讯社,由联共(布)中央监管;保留联络服务处(电台联系、护照技术等),归属和管理问题待定;图书馆改为马恩列研究所分支机构;档案移交联共(布)中央;外文出版社继续工作,作为联共(布)中央的一个单独出版社;各国共产党干部的工作由联共(布)中央负责安排;其他经济实体移交联共(布)中央秘书局处理。[61]到7月中旬,有些机构的归属又有所改变:所有经济实体,其中包括位于罗斯托基诺的两幢大楼,均移交联共(布)中央事务管理局,“苏普列斯”通讯社转交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特殊技术部门移交国家安全委员会,党校和无线电学校解散。[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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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6月1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设立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Отдел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按照季米特洛夫的解释,为了不让敌人利用该部是由季米特洛夫领导的这一事实,任命联共(布)中央书记谢尔巴科夫为部长,季米特洛夫和马努伊尔斯基为副部长;本决议不予公布,而该部的工作将按内部工作制度予以组织和实施。[63]12月27日又作出进一步决议,组建联共(布)中央国际部(Иностранный отдел),任命季米特洛夫为部长,马努伊尔斯基为副部长;将原共产国际的所有对外联系工作均集中到国际部统一管理;委托莫洛托夫负责国际部的领导工作。[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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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7~8月,相继成立了隶属于国际情报部(国际部)的205研究所和100研究所,分别接管了共产国际原机构的业务。205研究所负责广播和宣传工作,每年出版数十种小册子,并使用28种语言对47个国家进行广播(1947年),前共产国际报刊和广播部负责人格明杰尔任该所领导人。100研究所是在共产国际第一部的基础上组建的,领导人仍是莫洛佐夫,该所负责同各国共产党进行特殊联系,并向境外输送武器装备、医疗器械、药品、宣传品和其他秘密材料,同时负责为各党培训干部。此前还组建了99研究所,主要负责在战俘中开展工作。[65]由于季米特洛夫有病在身,国际部的机构设置和工作安排直到1944年6月才最终确定下来。根据呈送给莫洛托夫的报告,该部的基本任务是:领导对境外的宣传和反宣传工作;同各国反法西斯活动家和组织保持联络,并对他们给予支持;帮助苏联的工会组织、文化组织和科学研究机构发展和巩固与盟国、中立国相应机构的关系;向联共(布)中央提供国外反法西斯组织和活动家的情报;培训和监督在苏联或国外工作的国际主义者。[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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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正如俄国学者所说:“共产国际1943年5月前的工作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拥有了更大的规模。”[67]但是,无论如何不能简单地认为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或国际部就是共产国际的继续。从国际部所担负的任务看,基本上都是与战争期间反法西斯斗争相关的事务,而与作为共产国际宗旨的革命主张已经没有关系。至于说共产国际的机构和功能,早在战前已经沦落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国际部在某些职能上取代了共产国际,也只是承认了一个现实而已。如前所述,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几次谈到解散共产国际是一次认真的行动,应尽量避免人们再想起这个机构。这说明,从本意上讲,斯大林决不想让西方看到共产国际组织在苏联的复活。为了在苏联抹去共产国际的一切痕迹,斯大林甚至注意到许多细节:1920年得名的“共产国际路”(лу. Коминтерна),现在已改名为加里宁路(лу. Калинина);一直作为苏联国歌的《国际歌》,现在也被取消,而仅留作党歌了。[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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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当然不仅仅在于表面形式,从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的动机可以看出,这一决定的历史意义主要在于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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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解散共产国际就意味着莫斯科从战略的角度放弃了世界革命的主张,而这一主张恰恰是建立共产国际的初衷。从国家层面看,斯大林在其掌握权力后考虑的唯一问题,就是保障苏联的安全和发展,输出革命和鼓动造反曾经被认为是一种可以利用的方式,但是在战争期间特别是战后,这种方式已经完全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了,即使提到革命,也不过是顾及意识形态延续性和鼓舞人民士气的一句口号。斯大林已经考虑并正在准备让苏联作为重要成员加入国际社会,加入一个既有约束力又能提供机会的体制,而加入这个体制的方式和前提是放弃革命的传统。1944年10月斯大林在与丘吉尔的著名对话中一语道破天机——丘吉尔坦诚地对斯大林说,“在1919~1920年时,全世界都因世界革命而吓得发抖”。斯大林毫不迟疑地回答说:“现在世界不会再吓得发抖了”,因为“苏联无意在欧洲发动布尔什维克革命”。[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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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解散共产国际就意味着莫斯科失去了从组织上指挥各国共产党的合理依据,虽然在莫斯科的各国共产党国外局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两年左右),但是随着战争结束,各国共产党领导人返回国内领导本国的重建工作,国外局和国际部陆续被取消,而让位给对外联络部。通过这个机构与各国共产党的联系,根本无法与共产国际相提并论。否则,在冷战兴起的背景下,斯大林也不会想方设法去组建共产党情报局了。[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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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笔者对上述问题的论述详见《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李丹慧主编《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毛泽东、赫鲁晓夫与1957年莫斯科会议》,《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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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苏联解体后,随着档案的解密,有关研究论著便在俄国开始出现,如Лебедева Н.,Наринский М.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 в 1943 году//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1994,№5;Шириня К.К. Идея мир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в стратегии Коминтерна//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5,№5;Адибеков Г.М. Коминтерн после формального роспуска(1943-1944 гг.)∥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7,№7;Адибеков Г.М.,Шахназарова Э.Н.,Шириня К.К.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Коминтерна,1919-1943,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1997。这些论著分别讲述了共产国际解散前后的情况。至于涉及共产国际解散的历史文件,主要收集在俄国出版的三本档案集中:Россий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ЧастьⅡ,после 22 июня 1941г.,Москва: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1998;Чубарьян А.О.(отв. ред.)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а,1919-1943,Докум. Очерки,Москва:Наука,2002;Адибеков Г.М. и т.д.(сост.)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б)-ВКП(б)и Коминтерн:1919-1943гг.,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4。此外,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日记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史料来源:Димиитров Г. Дневник(9 март 1933-6 феврари 1949),София:Универсстетсйо издарелство“Св. Климент Охридски”,1997,中译本参见《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马细谱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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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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