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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战前一样，农民不仅要缴纳货币税，还要缴纳实物税。根据《劳动组合章程》集体农庄农户每年要向国家义务交售一定份额的粮食，以实物形式支付机械拖拉机站的报酬，偿还贷款，之后的剩余才能供农民自己支配。战争开始后，苏联政府立刻加强了粮食动员工作，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不断发布关于加强粮食收获和粮食收购工作的决议，更派遣沃兹涅辛斯基、加里宁、柯西金等中央政治局委员到地方对粮食收购工作进行监督。1942年2～4月间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相继发布决议，提高土豆、蔬菜、肉和其他农产品的义务交售额。[11]1942年11月24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发布了《关于集体农庄庄员及个体经营者未完成义务交售任务的责任》，根据这一决议，国家粮食采购部的特派员在追讨农民所欠义务粮时，可以不经由法庭直接没收农民财产。这一法令的颁布，改变了1937年确定的以司法手段处理没收农民财产问题的规定，战争的特殊形势下，恢复了对农村经济事务的行政管理方式。此外，在粮食义务交售工作方面，1942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发布决议，禁止搜集实际资料，而以中央统计局预估资料为标准来评估粮食收成，从而制定该年粮食收购计划。这使得国家在制定收购标准时，根本不考虑各地农业的实际播种收获情况，由于中央统计局编制的预估收成资料远高于农业地区的实际收获量，所以农民所承担的义务交售任务更加沉重了。[12]从具体数字上看，战争时期农民的实物交售义务比之战前大大增加了，以谷类作物为例，1940年国家从农民手中收购的谷类作物占全国收获量的38%，而1941年增加到43.5%，1944年达到战争时期的最高水平——43.9%。[13]虽然由于大量农业机械转交到红军作军事使用，农民给机械拖拉机站的粮食支付比之战前有所减少，但由于新增加了军事粮食捐助，所以总体来看，农民的实物缴纳的任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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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爆发一个月后，苏联实行了票证配给制度，以尽可能有效地分配国家所掌握的粮食资源，在农业地区只有机械拖拉机站和联合农场的工人和职工享有国家统一的粮食配给，而占农村人口大多数的集体农庄庄员却不在其中。所以，和战前一样，农民获得收入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参加集体农庄社会劳动获得工资，另一个就是从事宅旁园地的生产。[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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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述，战前苏联的农业政策的方向是“引导”农民更加关心社会生产，尽量限制农户个人经济的发展。战争爆发之初，苏联政府的政策指导仍然没有改变。1941年11月在机械拖拉机站和集体农庄建立了政治科，它的主要任务就是“加强集体农庄的政治工作，在拖拉机站、联合农场和集体农庄中强化纪律和秩序，以保障及时完成农业工作计划。”[15]为了加强集体农庄的生产工作，1942年4月13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提高集体农户最低义务劳动日的决议”，并且首次将这一规定在12～16岁的青年中推行。根据这一决议，庄员的义务劳动时间增加了一倍半，劳动组合的每个成员必须每年工作不少于100～150个工作日，而1939年是60～80个工作日。12～16岁的成员每年的义务劳动最低时限不少于50天。没有完成最低劳动任务的庄员，将被开除出劳动组合并剥夺宅旁地，还要将他们交付法庭，并处以6个月以下的劳动改造。决议简化了驱逐不满劳动任务、不积极参加社会劳动的懒惰庄员的手续。没有将上述庄员交付法庭的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主席和工作队长，自己将受到法律审判。[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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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战争开始后集体农庄农户参加社会生产的义务劳动时间增加了，但农民来自集体农庄社会生产的工资却大大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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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940～1945年苏联集体农庄劳动日平均实物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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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940～1945年集体农庄劳动日货币工资的分类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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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1、表2两组数据可以看出，战争时期，农民从集体农庄社会生产所获得的实物收入骤减，1943年时实物工资水平不足战前水平的一半，而且这种下降的趋势并没有因为战时农业经济形势的好转而停止，1945年的实物工资水平更加低了。与实物工资的变化趋势有所不同，庄员从社会劳动中所获得的货币收入的平均值则略有增加。但需要注意的是，表2中显示，战争期间日工资在0.6卢布以下的人群比重大幅度减少了，其他各等级的人数均有所上升，甚至与1940年相比，日工资在4卢布以上的人群比重在1943年增加了一倍，但同样显著的是，未能从集体农庄获得劳动工资的人群比重增加得更多，战争爆发后这一人群的比重始终保持在四分之一弱至三分之一弱之间。这说明集体农庄发展表现出地区间的不平衡性特征。同时也需要指出的是，在战争时期，商品零售价格急剧升高，货币的购买力大大降低。因此，货币工资的些微增长对于改善农民生活来说作用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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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民负担空前加重，但又无法从集体农庄社会生产中获得足够的实物和货币收入的情况下，个人经济就成为农民赖以维持生计的唯一依靠。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联农村的个人经济在战争时期获得了相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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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1940～1945年集体农庄个人经济农业种植面积占全国种植面积比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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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3可以看出战争爆发后，集体农庄个人经济农业作物播种面积的比重不断扩大，在谷类作物种植方面表现尤为明显，1945年全国农业种植总面积与1940年相比减少了24%，而同期个人经济播种总面积却增长了10%，而谷类作物的播种面积更是提高了77%。个人经济的发展还体现在单个农户所持有宅旁地的平均面积略有增加，同30年代的情况一样，农民出于生计考虑想方设法地扩大宅旁地的面积，尽管政府几乎每年都要核查集体农庄的土地，可是违法私占的行为却无法遏制。农庄家庭的多余土地虽然不断地被没收、充公并停止耕种，但1944年仍有7.7%的集体农庄家庭有多余土地。[17]1940年全苏平均每个集体农户宅旁地播种面积为0.24公顷，而在1945年为0.28公顷。此外，农民的家庭养殖业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在1940年每100个集体农户有95头牛，而到1945年则增加至104头。[18]从绝对数字上看，个人经济的发展幅度并不是很大，但考虑到当时苏联的农业状况，这种发展足以体现出个人经济所具有的顽强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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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经济的发展首先体现的是满足农民家庭生活的基本需求。根据统计数据，1943年农民个人消费的谷类同1939年相比下降了35%，肉类下降了66%。而土豆的消费量增长了100%，蔬菜增长了24%。只有奶的消费还停留在战前水平。[19]土豆、蔬菜是农民宅旁园地里的主要作物，而牛奶、鸡蛋则是家庭养殖业的主要产品。粮食消费结构的变化从一个侧面表明，战争时期个人经济越来越成为农民家庭食物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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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述，战争时期农村居民的缴税负担十分沉重，为此农民不得不努力增加货币收入。在劳动力稀缺的情况下，农民外出务工的现象同战前相比明显减少了，1941年农民外出务工所得收入占所有货币收入的11%，而在1942年只有3.3%，1944年为4.5%。[20]农民从义务交售中只能获得象征性的微薄收入，因此在集体农庄市场上出售农产品成为农民货币收入的主要来源。集体农庄市场是30年代全盘集体化之后出现的，集体农庄、庄员和个体农民可以通过市场出售农产品，它是国营和合作社贸易的重要补充形式。集体农庄市场在战前得到了一定发展，商品流通总量1932年为7.5亿卢布，到1940年增长到了29.1亿卢布。[21]但是苏联政府一直推行降低商品零售价格的政策，农民从市场贸易中获利不断减少，这大大限制了集体农庄市场的发展。1932年集体农庄市场的商品流通量占全国流通总量的17%，1940年则下降到14%，而同期国营零售贸易的份额则从30%增长到63%（见表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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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零售贸易中各经济成分的比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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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行票证配给制度后，面包、米、肉等食品以及丝织品、皮鞋、香皂等工业品需凭配给证定量购买，这一制度逐渐在全国城市地区推行。但是战争开始后苏联国营和合作社贸易中流通的商品量大大减少了，1942年减少到1940年的44%左右，这使得城市地区经常出现商品短缺的情况。[23]例如，1944年由于前一年粮食歉收，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商业机构经常减少向各厂工人供应处供应的米、肉和鱼等食品”，在哈巴罗夫斯克市中小学大部分教师持有配给证但却“无法领到任何食品”。[24]在这种情况下，集体农庄市场就成为城市居民购买、交换食品的一个重要场所，它在城市生活中的作用不断增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集体农庄市场在40年代上半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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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4可以看出，战争期间集体农庄市场的商品流通量（按市场价格计算）大幅度增长，尤其是食品流通量在1945年甚至超过了国营和合作社贸易的总和。农民将大量的粮食产品投入到市场中。当然，集体农庄市场份额的增加与价格因素有关，票证配给制度下国营贸易中配给价格一直保持在极低水平，而集体农庄市场上自由贸易价格却不断上涨，考虑到价格因素，集体农庄市场商品流通的份额并没有表4中那么高。同样影响表4数据的因素还有两个，首先，1944年苏联政府在经济形势开始好转的情况下，国营商店开始实行价格昂贵的议价贸易，其议价价格比同时期集体农庄市场上的价格还要高。其次，战争时期货币的购买力不断下降，因此集体农庄市场上出现了以物易物的实物交换形式。1942年2月莫斯科市委大会上就曾指出，“集体农庄农民不是把土豆出售，而是用来交换其他商品”。[25]因此，尽管表4内容并不能直观地反映出集体农庄市场和国营贸易中商品流通数量的对比，但战争期间农庄市场份额得到很大提高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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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农庄市场主要是用于出售农民个人经济中的农产品。1944年集体农庄市场上商品流通总量为1934亿卢布，而农民出售的农产品占了1501亿卢布，集体农庄出售的产品只有140亿卢布，不足农民出售量的1/10，如果考虑到市场上许多仅用于实物交换的商品，那么农民投入集体农庄市场的商品份额就会更高。集体农庄市场为农村个人经济提供了充分发展的空间，同时战争时期市场上高涨的商品价格也给农民带来了大量货币收入。战争时期，集体农庄市场上的商品零售价格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而波动。战争的头两年，战场上的溃败也使苏联的经济遭受重创，1943年苏联经济跌入最低谷，但这一年也是转变的开始，苏联政府开始着手经济复兴和解放地区的重建，从1944年苏联经济得到了较大的恢复。集体农庄市场上商品价格也在战争开始最初三年里不断攀升，1943年达到最高点，1944年开始慢慢回落，详情见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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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1941～1945年苏联集体农庄市场价格走势（以1940年价格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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