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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324 表3 1940~1945年集体农庄个人经济农业种植面积占全国种植面积比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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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329 从表3可以看出战争爆发后,集体农庄个人经济农业作物播种面积的比重不断扩大,在谷类作物种植方面表现尤为明显,1945年全国农业种植总面积与1940年相比减少了24%,而同期个人经济播种总面积却增长了10%,而谷类作物的播种面积更是提高了77%。个人经济的发展还体现在单个农户所持有宅旁地的平均面积略有增加,同30年代的情况一样,农民出于生计考虑想方设法地扩大宅旁地的面积,尽管政府几乎每年都要核查集体农庄的土地,可是违法私占的行为却无法遏制。农庄家庭的多余土地虽然不断地被没收、充公并停止耕种,但1944年仍有7.7%的集体农庄家庭有多余土地。[17]1940年全苏平均每个集体农户宅旁地播种面积为0.24公顷,而在1945年为0.28公顷。此外,农民的家庭养殖业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在1940年每100个集体农户有95头牛,而到1945年则增加至104头。[18]从绝对数字上看,个人经济的发展幅度并不是很大,但考虑到当时苏联的农业状况,这种发展足以体现出个人经济所具有的顽强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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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331 个人经济的发展首先体现的是满足农民家庭生活的基本需求。根据统计数据,1943年农民个人消费的谷类同1939年相比下降了35%,肉类下降了66%。而土豆的消费量增长了100%,蔬菜增长了24%。只有奶的消费还停留在战前水平。[19]土豆、蔬菜是农民宅旁园地里的主要作物,而牛奶、鸡蛋则是家庭养殖业的主要产品。粮食消费结构的变化从一个侧面表明,战争时期个人经济越来越成为农民家庭食物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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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333 如前文所述,战争时期农村居民的缴税负担十分沉重,为此农民不得不努力增加货币收入。在劳动力稀缺的情况下,农民外出务工的现象同战前相比明显减少了,1941年农民外出务工所得收入占所有货币收入的11%,而在1942年只有3.3%,1944年为4.5%。[20]农民从义务交售中只能获得象征性的微薄收入,因此在集体农庄市场上出售农产品成为农民货币收入的主要来源。集体农庄市场是30年代全盘集体化之后出现的,集体农庄、庄员和个体农民可以通过市场出售农产品,它是国营和合作社贸易的重要补充形式。集体农庄市场在战前得到了一定发展,商品流通总量1932年为7.5亿卢布,到1940年增长到了29.1亿卢布。[21]但是苏联政府一直推行降低商品零售价格的政策,农民从市场贸易中获利不断减少,这大大限制了集体农庄市场的发展。1932年集体农庄市场的商品流通量占全国流通总量的17%,1940年则下降到14%,而同期国营零售贸易的份额则从30%增长到63%(见表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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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335 表4 零售贸易中各经济成分的比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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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340 在实行票证配给制度后,面包、米、肉等食品以及丝织品、皮鞋、香皂等工业品需凭配给证定量购买,这一制度逐渐在全国城市地区推行。但是战争开始后苏联国营和合作社贸易中流通的商品量大大减少了,1942年减少到1940年的44%左右,这使得城市地区经常出现商品短缺的情况。[23]例如,1944年由于前一年粮食歉收,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商业机构经常减少向各厂工人供应处供应的米、肉和鱼等食品”,在哈巴罗夫斯克市中小学大部分教师持有配给证但却“无法领到任何食品”。[24]在这种情况下,集体农庄市场就成为城市居民购买、交换食品的一个重要场所,它在城市生活中的作用不断增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集体农庄市场在40年代上半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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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342 从表4可以看出,战争期间集体农庄市场的商品流通量(按市场价格计算)大幅度增长,尤其是食品流通量在1945年甚至超过了国营和合作社贸易的总和。农民将大量的粮食产品投入到市场中。当然,集体农庄市场份额的增加与价格因素有关,票证配给制度下国营贸易中配给价格一直保持在极低水平,而集体农庄市场上自由贸易价格却不断上涨,考虑到价格因素,集体农庄市场商品流通的份额并没有表4中那么高。同样影响表4数据的因素还有两个,首先,1944年苏联政府在经济形势开始好转的情况下,国营商店开始实行价格昂贵的议价贸易,其议价价格比同时期集体农庄市场上的价格还要高。其次,战争时期货币的购买力不断下降,因此集体农庄市场上出现了以物易物的实物交换形式。1942年2月莫斯科市委大会上就曾指出,“集体农庄农民不是把土豆出售,而是用来交换其他商品”。[25]因此,尽管表4内容并不能直观地反映出集体农庄市场和国营贸易中商品流通数量的对比,但战争期间农庄市场份额得到很大提高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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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344 集体农庄市场主要是用于出售农民个人经济中的农产品。1944年集体农庄市场上商品流通总量为1934亿卢布,而农民出售的农产品占了1501亿卢布,集体农庄出售的产品只有140亿卢布,不足农民出售量的1/10,如果考虑到市场上许多仅用于实物交换的商品,那么农民投入集体农庄市场的商品份额就会更高。集体农庄市场为农村个人经济提供了充分发展的空间,同时战争时期市场上高涨的商品价格也给农民带来了大量货币收入。战争时期,集体农庄市场上的商品零售价格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而波动。战争的头两年,战场上的溃败也使苏联的经济遭受重创,1943年苏联经济跌入最低谷,但这一年也是转变的开始,苏联政府开始着手经济复兴和解放地区的重建,从1944年苏联经济得到了较大的恢复。集体农庄市场上商品价格也在战争开始最初三年里不断攀升,1943年达到最高点,1944年开始慢慢回落,详情见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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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346 表5 1941~1945年苏联集体农庄市场价格走势(以1940年价格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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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351 与战前市场价格相比,主要粮食商品的价格在1943年上涨了10倍以上,面包价格更是增长了20倍。尽管1945年市场价格下降许多,但仍保持在1940年价格的4~10倍之间。高涨的市场价格给农民带来了可观的现金收入,农民来自市场的收入成为其货币收入的主要来源(见表6)。战争前夕,在市场上出售农产品的收入只占农民货币收入的1/3,而在战争后期,已接近农民全部货币收入的2/3,相比之下农民通过义务交售所获得的收入则微乎其微。从总体上看,农民在战争中积累了比城市居民更多的货币收入。根据苏联财政部的统计,战前城市居民持有的货币量约为73亿卢布,农村居民约为70亿卢布,到了1945年城市居民手中的货币量为195亿卢布,而农村居民则增长到了342亿卢布。[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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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353 可以看出,集体农庄市场在农民个人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是集体农庄市场在票证配给制度下的特殊地位,成为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贸易纽带,加强了农民同城市居民的经济联系,从而为农村个人经济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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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355 表6 出售农产品得到的货币收入占农民全部收入比重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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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360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苏联农村的个人经济在战争时期规模扩大了,它成为农民得以熬过战争艰苦时期的物质生活保障,这使得个人经济在农村地区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了。这种变化对苏联集体农庄的发展以及苏联政府的农村政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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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362 集体农庄农户从集体农庄社会生产中所获得的工资不断减少,而从个人经济中获得的收入相对增加,出于生计考虑,农民更加关注宅旁地的发展。1942年农民参加集体农庄义务劳动的最低时间增加了,而政府则加强了对于未完成劳动任务庄员的处罚。即使这样,仍然有大量没完成劳动义务的现象出现,仅在1942年的5个月中(6~10月),俄罗斯加盟共和国人民法庭就审理了15万起没有完成劳动义务的案件。此时的集体农庄,作为国家在农村的生产单位,常年无法完成国家计划任务,作为农民赖以依靠的生活资料来源,也无法提供足够的物质保障。可以说,集体农庄无论在国家经济结构中的地位,还是在农民生产生活中的地位,都大大地削弱了。用当时苏联政府上层的评论来说,“集体农庄制度基本崩溃了”。[27]农民对于集体农庄也不抱有太多的期望,甚至希望能解散集体农庄。在1943年库尔干州内务人民委员部给联共(布)州委书记的报告中,专门汇报了关于集体农庄中散布的近期将解散集体农庄的传言。人们认为解散农庄主要来自于国际的压力,传言美英提出解散集体农庄、开放教堂等几项要求,苏联如果能够完成,那么美英将迅速开辟第二战场。许多农民相信不久后集体农庄将会被解散,牲口、土地将分发给各个农户,以后播种、生产将由农户自己经营。农民们对于解散集体农庄满怀期待,认为解散集体农庄后,“我们将有足够的粮食,边远地区粮食储藏站里有很多粮食,到时将分发给个人”,生活将“回到从前”,“将变得更加幸福”。[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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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364 个人经济以及集体农庄市场在加强城乡之间的商品流通、保障居民基本生活方面的突出作用,显然也引起了苏联政府的重视。在艰苦的形势下,政府竭力挖掘每一分可以动员的力量,一方面加强集体农庄的纪律,增加劳动时间和交售任务,另一方面又开始鼓励发展集体农庄市场,这些都间接地促进了农民个人经济的发展。1943年斯维尔德洛夫州统计局局长的报告认为,“在战争条件下国家统一供给无法充分保障居民生活的情况下,对于工业城市和地区的居民来说,这(集体农庄市场)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食物来源”,报告还建议应当采取措施鼓励农户参与集体农庄市场,系统地保障市场定期有组织的开放。[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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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366 战争时期苏联农业地区个人经济的发展,不仅帮助农民挨过了最艰苦时期,也对维持苏联农业经济运作乃至赢得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巨大作用。在饱受破坏的集体农庄体制下,顽强发展的个体经济大有“破茧而出”的趋势,这不能不引起苏联领导层的注意。出于形势的需要,战争时期苏联政府对于个人经济的发展没有做十分严厉的限制,但一俟战争结束,活跃的个人经济就成为苏联领导人眼中破坏集体农庄制度的不和谐因素。个人经济与市场因素相结合,在固化而又物资匮乏的票证配给制度下,充分表现了它们的活力。战争结束后,在恢复农业生产的同时,苏联领导人不得不直面战争给集体农庄制度带来的冲击,如何实现制度的恢复或重建,成为苏联战后经济发展中的一次重要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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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7371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1706460289]
1706467372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二 战后初期政府对集体农庄的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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