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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苏联农村的个人经济在战争时期规模扩大了，它成为农民得以熬过战争艰苦时期的物质生活保障，这使得个人经济在农村地区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了。这种变化对苏联集体农庄的发展以及苏联政府的农村政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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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农庄农户从集体农庄社会生产中所获得的工资不断减少，而从个人经济中获得的收入相对增加，出于生计考虑，农民更加关注宅旁地的发展。1942年农民参加集体农庄义务劳动的最低时间增加了，而政府则加强了对于未完成劳动任务庄员的处罚。即使这样，仍然有大量没完成劳动义务的现象出现，仅在1942年的5个月中（6～10月），俄罗斯加盟共和国人民法庭就审理了15万起没有完成劳动义务的案件。此时的集体农庄，作为国家在农村的生产单位，常年无法完成国家计划任务，作为农民赖以依靠的生活资料来源，也无法提供足够的物质保障。可以说，集体农庄无论在国家经济结构中的地位，还是在农民生产生活中的地位，都大大地削弱了。用当时苏联政府上层的评论来说，“集体农庄制度基本崩溃了”。[27]农民对于集体农庄也不抱有太多的期望，甚至希望能解散集体农庄。在1943年库尔干州内务人民委员部给联共（布）州委书记的报告中，专门汇报了关于集体农庄中散布的近期将解散集体农庄的传言。人们认为解散农庄主要来自于国际的压力，传言美英提出解散集体农庄、开放教堂等几项要求，苏联如果能够完成，那么美英将迅速开辟第二战场。许多农民相信不久后集体农庄将会被解散，牲口、土地将分发给各个农户，以后播种、生产将由农户自己经营。农民们对于解散集体农庄满怀期待，认为解散集体农庄后，“我们将有足够的粮食，边远地区粮食储藏站里有很多粮食，到时将分发给个人”，生活将“回到从前”，“将变得更加幸福”。[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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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经济以及集体农庄市场在加强城乡之间的商品流通、保障居民基本生活方面的突出作用，显然也引起了苏联政府的重视。在艰苦的形势下，政府竭力挖掘每一分可以动员的力量，一方面加强集体农庄的纪律，增加劳动时间和交售任务，另一方面又开始鼓励发展集体农庄市场，这些都间接地促进了农民个人经济的发展。1943年斯维尔德洛夫州统计局局长的报告认为，“在战争条件下国家统一供给无法充分保障居民生活的情况下，对于工业城市和地区的居民来说，这（集体农庄市场）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食物来源”，报告还建议应当采取措施鼓励农户参与集体农庄市场，系统地保障市场定期有组织的开放。[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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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时期苏联农业地区个人经济的发展，不仅帮助农民挨过了最艰苦时期，也对维持苏联农业经济运作乃至赢得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巨大作用。在饱受破坏的集体农庄体制下，顽强发展的个体经济大有“破茧而出”的趋势，这不能不引起苏联领导层的注意。出于形势的需要，战争时期苏联政府对于个人经济的发展没有做十分严厉的限制，但一俟战争结束，活跃的个人经济就成为苏联领导人眼中破坏集体农庄制度的不和谐因素。个人经济与市场因素相结合，在固化而又物资匮乏的票证配给制度下，充分表现了它们的活力。战争结束后，在恢复农业生产的同时，苏联领导人不得不直面战争给集体农庄制度带来的冲击，如何实现制度的恢复或重建，成为苏联战后经济发展中的一次重要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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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1706460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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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二 战后初期政府对集体农庄的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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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5月欧洲战事结束，战争的胜利大大提高了苏联的国际地位，在对内对外宣传中，这也成为苏联政治经济制度优越性的直观体现。但除此之外，战争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造成巨大的破坏，苏联恢复经济的任务十分沉重，这在农业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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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夺走了无数苏联人的生命，1941年苏联人口约1.967亿，1945年下降到1.705亿，不考虑战争时期的新出生人口，战争给苏联带来的人口损失达到2600万以上。[30]为支援前线，大量的农村居民应征入伍，4年中苏联农村人口减少了1390万，其中大部分是适龄劳动人口，根据专家估算，战争结束时农村的适龄劳动人口比战前下降了37.2%。[31]战争结束后大量军人复员返乡，在全国850万复员的适龄劳动男子中约2/3来自农村。复员军人补充了农村的劳动人口，但由于战争伤残、留在城里拒绝返乡、返乡男子入城打工等各种具体因素的存在，“战时应征入伍的集体农庄成员并没有给农村劳动力带来实质性的补充，因此1945年底农村集体农庄中适龄劳动人口明显地少于战前”。[32]农业机械的缺乏是战后农业恢复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难题。战争时期大量农业机械都被征调用于军事用途，许多农机生产厂也改为军用，农业机械数量以及生产能力都大大下降了。以拖拉机为例，1945年战争结束时，农村使用的拖拉机按功率计算只相当于战前水平的58.7%。[33]劳动力和农业机械的缺乏使战后农业生产远远低于战前水平，恢复农业的任务十分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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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农业生产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农村经济制度——集体农庄制在战争中也受到巨大冲击。战争对集体农庄制度的破坏，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战争初期德国侵占了大片苏联领土，在占领区强令解散集体农庄；另一方面是个人经济在战时的发展以及集体农庄自身无法满足国家与农民二者的经济需要，导致集体农庄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大为削弱，乃至在广大农民中表现出来的解散农庄的愿望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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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战后的农业恢复，并不单纯是提高产量的问题，需要关心的还有建立什么样的农业制度的问题。然而，受到意识形态和传统经济理念的影响，苏联领导人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过多考虑，不假思索地选择了重建和强化集体农庄制度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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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开始，苏联的战场形势逐渐好转不断收复失地，也是从这一年开始，苏联着手在解放区恢复集体农庄制度。1943年1月23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公布了“关于在从德国法西斯占领下解放出来的地区恢复机器拖拉机站和集体农庄的措施”的决议。为了迅速建立机器拖拉机站，不仅归还战争初期撤退到后方地区的农业机械，而且责令各军事部门归还部分征用的农机器械。抽调3万左右的农业干部支援被解放地区，并对返乡的人员予以经济上的补助。涉及各地区的工作由地区党委第一书记负责，全盘工作由农业人民委员每5天向中央汇报一次。[34]这一决议充分体现了苏联领导人在解放区恢复集体农庄制度的迫切心情。同年8月，苏联公布了恢复被解放地区经济的决议，细致全面地落实了恢复集体农庄制度的各项措施。[35]至1945年年底，原被占领区的集体农庄基本上得到恢复，而机器拖拉机站的数量在1944年已经超过了1940年水平（具体数字见表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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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战争期间集体农庄和机器拖拉机站数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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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争的结束，在享受胜利喜悦的同时，农民也表露出对沉重的生产负担和低下的生活质量的不满，他们期待着战后农村体制和农业生产制度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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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农民在1946年6月的一封信中说：“我们在集体农庄劳动就像是给地主干活一样，因为我们被驱赶着去劳动，不给吃的也不给工资。作为诱饵每天给一勺稀菜汤，50克面包，而且不是经常有，为了不饿死，每周给2～3次……”[37]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的一位庄员费多罗夫说：“集体农庄里的生活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处在死亡的边缘……应该退出集体农庄。让我们扔下工作各奔东西吧。”[38]在奔萨州，一个叫舒雷根的人说：“一点儿办法没有，除非解散集体农庄。土地荒芜，没有牲畜，谁也不愿劳动……农民讽刺那些对农庄抱幻想的人。”[39]关于解散集体农庄的传闻在农民中广为传播，普斯科夫地区“火花”集体农庄成员们问来到集体农庄的一名区负责人：“是否要立即解散集体农庄？假若没了集体农庄，我们会生活得更好，也会给国家带来更大的好处。”[40]许多庄员将解散集体农庄的希望寄托在国际盟友的身上。在普斯科夫风传，“在旧金山会议上，建议莫洛托夫同志放弃布尔什维克和集体农庄。莫洛托夫放弃了集体农庄而不想放弃布尔什维克，所以美国向俄罗斯宣战了”。库尔斯克州情报员在报告中指出，集体农庄庄员之间议论着如下内容：“英国和美国向我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或者你们解散集体农庄，或者我们对俄国发动战争；在旧金山，莫洛托夫一开始拒绝消灭集体农庄，后来回来后又同意了；美国人将从飞机上检查，是否真的解散了集体农庄……”[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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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人在给上层的信件中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关于改革集体农庄的建议。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胜利者”集体农庄主席伊万诺夫在1945年7月议论说：“应当对集体农庄做一些改造，否则会彻底变穷，假若让集体农庄独立自主经营，不干涉它的内部生活，不给任何计划，而只保证向国家上交必要数量的产品，那我们将如数上交。但怎样上交——这是我们的事。我们将少种些地，但种得更好些，那时我们将有粮食，城市也会食品充裕。”[42]此外，一些农民也提出关于减免赋税、扩大宅旁园地等改革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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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政府并没有对集体农庄制度作出任何实质性的改革，相反却采取措施加强和巩固原有的农业制度。战后初期，苏联政府强化集体农庄制度的做法，一方面是在组织上建立新的农业机构，加强对农业生产收购等工作的领导，另一方面是采取严厉措施，惩罚庄员破坏劳动合作章程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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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对农业的管理，1946年10月成立了集体农庄事务委员会，决议规定：“集体农庄事务委员会在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可有自己的代表，作为中央的检查员，他们不受地方当局的领导。”[43]这一委员会的建立，使中央政府得以更加准确、有效地监察和管理地方农业经济的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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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苏联粮食收购计划完成得很不理想，当年收购到谷类作物只有1750万吨，比1945年少了250万吨，只完成了收购计划的76.9%。[44]粮食收购工作的不顺利，主要是因为该年苏联主要产粮区遭到旱灾侵袭，收成大受影响。为改善农业收购工作状况，苏联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监督。联共（布）中央于1947年2月通过决议，在机械拖拉机站设置了政治副站长职位。党组织挑选了数千名具有丰富的党的活动经验的共产党员担任这一工作，并给农村政治副站长提出了具体的任务。“如果农庄事务搞得不好，没有完成合同义务，就必须要求集体农庄领导人加强纪律。如果落后的集体农庄庄员们违反劳动纪律而给集体农庄带来危害，就不能坐视不管，而应该为彻底纠正这些现象作斗争。”[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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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因为1946年粮食收购工作的失败，中央统计局及其地方机构也被指责工作中存在着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46]为改善统计工作，1947年又成立了苏联国家计委国家产量确定监察总局，在地方上，成立了420个州监察局，每个局平均管8～10个地区。新监察机构被赋予重要的作用，当年3月18日联共（布）中央书记处批准苏军复员的一批政工人员为区际产量确定监察员。他们在工作中独立于地方组织，后者不能干涉他们的活动。[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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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后初期农业机构调整可以看出，苏联政府在加强恢复农业生产的同时，十分注重贯彻劳动组合章程、完善收购工作等，尤其是削弱了地方政府在农业工作中的地位，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地方农业事务的直接控制，从而保证政府在农业方面的各项要求得到彻底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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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组织机构上完善的同时，苏联政府也开始对旷工、未完成缴纳任务、盗窃等所有违反劳动纪律、未完成劳动义务的行为处以严苛的惩罚。苏联领导人决定以高压手段挽救战争时期濒临解体的集体农庄制度，从而完成农业经济由战时向和平时期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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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后，饱受战争创伤的农民并没有得到休养的机会。1945年10月，义务交售和税收扩大到以前享受优惠待遇的所有居民，而根据苏联征购部的命令，阵亡烈士家属农户和其他人一样也必须向国家交售粮食。1946年苏联政府出台决议，提高了义务交售的标准，增加了1948年、1952年的农业税标准。农民的负担并没有因为战争的结束而有所减轻，与此同时，他们从集体农庄社会劳动中获得的工资却十分微薄。1946年全苏联75.8%的集体农庄每个工作日只发给不到1公斤的粮食。而7.7%的集体农庄则完全不支付任何粮食。在俄罗斯联邦，13.2%的集体农庄不给自己农庄的农民提供粮食。[48]本就负担沉重的俄国农民，1946年又遭逢旱灾，可谓雪上加霜，饥荒在全国大部分地区蔓延。在这样恶劣的生存条件下，旷工和盗窃的行为在农村不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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