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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二 战后初期政府对集体农庄的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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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5月欧洲战事结束，战争的胜利大大提高了苏联的国际地位，在对内对外宣传中，这也成为苏联政治经济制度优越性的直观体现。但除此之外，战争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造成巨大的破坏，苏联恢复经济的任务十分沉重，这在农业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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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夺走了无数苏联人的生命，1941年苏联人口约1.967亿，1945年下降到1.705亿，不考虑战争时期的新出生人口，战争给苏联带来的人口损失达到2600万以上。[30]为支援前线，大量的农村居民应征入伍，4年中苏联农村人口减少了1390万，其中大部分是适龄劳动人口，根据专家估算，战争结束时农村的适龄劳动人口比战前下降了37.2%。[31]战争结束后大量军人复员返乡，在全国850万复员的适龄劳动男子中约2/3来自农村。复员军人补充了农村的劳动人口，但由于战争伤残、留在城里拒绝返乡、返乡男子入城打工等各种具体因素的存在，“战时应征入伍的集体农庄成员并没有给农村劳动力带来实质性的补充，因此1945年底农村集体农庄中适龄劳动人口明显地少于战前”。[32]农业机械的缺乏是战后农业恢复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难题。战争时期大量农业机械都被征调用于军事用途，许多农机生产厂也改为军用，农业机械数量以及生产能力都大大下降了。以拖拉机为例，1945年战争结束时，农村使用的拖拉机按功率计算只相当于战前水平的58.7%。[33]劳动力和农业机械的缺乏使战后农业生产远远低于战前水平，恢复农业的任务十分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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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农业生产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农村经济制度——集体农庄制在战争中也受到巨大冲击。战争对集体农庄制度的破坏，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战争初期德国侵占了大片苏联领土，在占领区强令解散集体农庄；另一方面是个人经济在战时的发展以及集体农庄自身无法满足国家与农民二者的经济需要，导致集体农庄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大为削弱，乃至在广大农民中表现出来的解散农庄的愿望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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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战后的农业恢复，并不单纯是提高产量的问题，需要关心的还有建立什么样的农业制度的问题。然而，受到意识形态和传统经济理念的影响，苏联领导人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过多考虑，不假思索地选择了重建和强化集体农庄制度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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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开始，苏联的战场形势逐渐好转不断收复失地，也是从这一年开始，苏联着手在解放区恢复集体农庄制度。1943年1月23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公布了“关于在从德国法西斯占领下解放出来的地区恢复机器拖拉机站和集体农庄的措施”的决议。为了迅速建立机器拖拉机站，不仅归还战争初期撤退到后方地区的农业机械，而且责令各军事部门归还部分征用的农机器械。抽调3万左右的农业干部支援被解放地区，并对返乡的人员予以经济上的补助。涉及各地区的工作由地区党委第一书记负责，全盘工作由农业人民委员每5天向中央汇报一次。[34]这一决议充分体现了苏联领导人在解放区恢复集体农庄制度的迫切心情。同年8月，苏联公布了恢复被解放地区经济的决议，细致全面地落实了恢复集体农庄制度的各项措施。[35]至1945年年底，原被占领区的集体农庄基本上得到恢复，而机器拖拉机站的数量在1944年已经超过了1940年水平（具体数字见表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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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战争期间集体农庄和机器拖拉机站数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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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争的结束，在享受胜利喜悦的同时，农民也表露出对沉重的生产负担和低下的生活质量的不满，他们期待着战后农村体制和农业生产制度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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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农民在1946年6月的一封信中说：“我们在集体农庄劳动就像是给地主干活一样，因为我们被驱赶着去劳动，不给吃的也不给工资。作为诱饵每天给一勺稀菜汤，50克面包，而且不是经常有，为了不饿死，每周给2～3次……”[37]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的一位庄员费多罗夫说：“集体农庄里的生活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处在死亡的边缘……应该退出集体农庄。让我们扔下工作各奔东西吧。”[38]在奔萨州，一个叫舒雷根的人说：“一点儿办法没有，除非解散集体农庄。土地荒芜，没有牲畜，谁也不愿劳动……农民讽刺那些对农庄抱幻想的人。”[39]关于解散集体农庄的传闻在农民中广为传播，普斯科夫地区“火花”集体农庄成员们问来到集体农庄的一名区负责人：“是否要立即解散集体农庄？假若没了集体农庄，我们会生活得更好，也会给国家带来更大的好处。”[40]许多庄员将解散集体农庄的希望寄托在国际盟友的身上。在普斯科夫风传，“在旧金山会议上，建议莫洛托夫同志放弃布尔什维克和集体农庄。莫洛托夫放弃了集体农庄而不想放弃布尔什维克，所以美国向俄罗斯宣战了”。库尔斯克州情报员在报告中指出，集体农庄庄员之间议论着如下内容：“英国和美国向我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或者你们解散集体农庄，或者我们对俄国发动战争；在旧金山，莫洛托夫一开始拒绝消灭集体农庄，后来回来后又同意了；美国人将从飞机上检查，是否真的解散了集体农庄……”[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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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人在给上层的信件中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关于改革集体农庄的建议。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胜利者”集体农庄主席伊万诺夫在1945年7月议论说：“应当对集体农庄做一些改造，否则会彻底变穷，假若让集体农庄独立自主经营，不干涉它的内部生活，不给任何计划，而只保证向国家上交必要数量的产品，那我们将如数上交。但怎样上交——这是我们的事。我们将少种些地，但种得更好些，那时我们将有粮食，城市也会食品充裕。”[42]此外，一些农民也提出关于减免赋税、扩大宅旁园地等改革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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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政府并没有对集体农庄制度作出任何实质性的改革，相反却采取措施加强和巩固原有的农业制度。战后初期，苏联政府强化集体农庄制度的做法，一方面是在组织上建立新的农业机构，加强对农业生产收购等工作的领导，另一方面是采取严厉措施，惩罚庄员破坏劳动合作章程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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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对农业的管理，1946年10月成立了集体农庄事务委员会，决议规定：“集体农庄事务委员会在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可有自己的代表，作为中央的检查员，他们不受地方当局的领导。”[43]这一委员会的建立，使中央政府得以更加准确、有效地监察和管理地方农业经济的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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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苏联粮食收购计划完成得很不理想，当年收购到谷类作物只有1750万吨，比1945年少了250万吨，只完成了收购计划的76.9%。[44]粮食收购工作的不顺利，主要是因为该年苏联主要产粮区遭到旱灾侵袭，收成大受影响。为改善农业收购工作状况，苏联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监督。联共（布）中央于1947年2月通过决议，在机械拖拉机站设置了政治副站长职位。党组织挑选了数千名具有丰富的党的活动经验的共产党员担任这一工作，并给农村政治副站长提出了具体的任务。“如果农庄事务搞得不好，没有完成合同义务，就必须要求集体农庄领导人加强纪律。如果落后的集体农庄庄员们违反劳动纪律而给集体农庄带来危害，就不能坐视不管，而应该为彻底纠正这些现象作斗争。”[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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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因为1946年粮食收购工作的失败，中央统计局及其地方机构也被指责工作中存在着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46]为改善统计工作，1947年又成立了苏联国家计委国家产量确定监察总局，在地方上，成立了420个州监察局，每个局平均管8～10个地区。新监察机构被赋予重要的作用，当年3月18日联共（布）中央书记处批准苏军复员的一批政工人员为区际产量确定监察员。他们在工作中独立于地方组织，后者不能干涉他们的活动。[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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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后初期农业机构调整可以看出，苏联政府在加强恢复农业生产的同时，十分注重贯彻劳动组合章程、完善收购工作等，尤其是削弱了地方政府在农业工作中的地位，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地方农业事务的直接控制，从而保证政府在农业方面的各项要求得到彻底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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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组织机构上完善的同时，苏联政府也开始对旷工、未完成缴纳任务、盗窃等所有违反劳动纪律、未完成劳动义务的行为处以严苛的惩罚。苏联领导人决定以高压手段挽救战争时期濒临解体的集体农庄制度，从而完成农业经济由战时向和平时期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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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后，饱受战争创伤的农民并没有得到休养的机会。1945年10月，义务交售和税收扩大到以前享受优惠待遇的所有居民，而根据苏联征购部的命令，阵亡烈士家属农户和其他人一样也必须向国家交售粮食。1946年苏联政府出台决议，提高了义务交售的标准，增加了1948年、1952年的农业税标准。农民的负担并没有因为战争的结束而有所减轻，与此同时，他们从集体农庄社会劳动中获得的工资却十分微薄。1946年全苏联75.8%的集体农庄每个工作日只发给不到1公斤的粮食。而7.7%的集体农庄则完全不支付任何粮食。在俄罗斯联邦，13.2%的集体农庄不给自己农庄的农民提供粮食。[48]本就负担沉重的俄国农民，1946年又遭逢旱灾，可谓雪上加霜，饥荒在全国大部分地区蔓延。在这样恶劣的生存条件下，旷工和盗窃的行为在农村不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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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打击这些行为，战后苏联政府相继出台了多个相关决议。1946年7月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共同发布了《关于确保粮食完好无损、不允许浪费、侵吞、糟蹋粮食的措施》的决议，9月出台了《关于消除集体农庄中违反农业劳动组合章程的现象的措施》，10月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保障国家粮食不受损失》的决议，1947年6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了《关于盗窃国家和社会财产的刑事责任》的法令等。这些法令决议并不包含任何在制度上完善和改善的内容，只是不断加大对于农村地区的监管，并调整对违反劳动组合章程现象的惩罚力度。[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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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农庄管理缺乏民主，行政管理人员编制过多，不正确支付劳动日报酬等，是劳动组合章程在集体农庄中遭到破坏的主要现象之一，而这一现象主要涉及的是集体农庄的管理者。集体农庄的领导者，尤其是农庄主席，既是由农村居民“选举”产生的首脑，又是“专横独断的官僚”，他作为农庄首脑对农民生活有着重要影响，作为“官僚”又是政府意志的基层执行者，因此对于农庄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战后为强化对农村的管理，苏联领导者也将监管惩治的矛头指向了这一阶层。在1946年9月的决议中，决定对于庞大的农庄行政人员进行精简，对于农庄管理者的行为进行监督。[50]随后，裁减了45.6万名闲职工作人员，还有18.2万名与集体农庄没有联系的人，被取消依照劳动日支付工资。[51]行政人员的精简，使得集体农庄在行政管理方面的劳动日支付大为减少。例如在普斯科夫州由行政机关和服务性职工所完成的劳动日的百分比在1946年占14.5%，到1948年减至7.9%。[52]这样做的结果就是集体农庄可以将更多的资金支付给在田间劳作的普通庄员。在裁减冗员的同时，集体农庄领导者在执行国家计划中的效率也受到严苛的纠察，许多主席因未完成年度计划或其他过失，经常被追究刑事责任。1946年上半年，全国有3322名农庄主席遭到起诉，下半年遭到起诉的竟达6189人。集体农庄事务委员会法律处主任苏里达科夫在报告中指出，“检察机关在对待农庄主席的刑事处分上，态度常常表现得过分严厉，有时只为损失些许利益或非故意行为，便将之关入牢房。”[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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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限制宅旁地面积，打击侵占公有土地行为，是另一项重要举措。如前所述，个人经济的发展是农民生存的保障，但同时也是威胁集体农庄制度的重要因素。抑制农庄庄员个人经济的发展，严格限定宅旁地面积，是苏联在农业经济中一贯政策的延续，只是在战后初期显得尤为突出和迫切。1947年1月1日开始，在全国22.2万个集体农庄中的19.8万个农庄重新丈量了公有土地和宅旁园地，查出侵占集体农庄土地的事件225.2万起，查出侵占公有土地470万公顷。清查出来的被侵占的公有土地全部没收，归还集体农庄。[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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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盗窃、侵吞公有财产犯罪是战后法令的另一个重点。根据1947年6月的法令，盗窃国家和集体财产将被处以在劳改营监禁5～8年[55]，而侵吞或挪用公有财产则依照1932年法律处以10年以上监禁。以1947年下半年为例，在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农村地区，以盗窃公有财产罪共审判了13044人，其中71.4%为农庄普通社员，案件性质多为盗窃粮食。在所有被审判者中，40%被判处8年监禁，32.4%判处8～10年监禁，19.4%的人判处10～15年监禁。在地方上，对于盗窃罪的起诉和审理过程十分草率，量刑往往过重。例如，巴什基尔共和国的一位69岁农民被判处劳改5年，而罪名成立的根据只是在搜查中发现他家里的黑麦同农庄的黑麦十分相似，而总重才2.5公斤。[56]苏联的司法部门本身纪律涣散，执法粗暴且不近人情。1946年8月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女庄员叶夫多基莫娃给《社会主义农业报》编辑部的信中为其丈夫叫屈，并描述了这次审判的过程。在原定的审判开始后，法官、检察官、辩护人都喝得酩酊大醉，有的是在别人的搀扶下才得以入场，有的则因醉酒而无法按时参加审判，而所有案件都是在这个“酗酒的法庭”中进行的。后来这封信辗转被送交到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手中，在日丹诺夫的指示下，地方党委才对案件及其审理过程进行了重新调查，并对酗酒的司法人员进行了处理。此外，这个案件值得关注的是，叶夫多基莫娃在信中所提到的因盗窃56公斤粮食而被起诉的庄员（她的丈夫），两年中一直没有得到劳动日工资，集体农庄欠他1044公斤粮食。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的报告也承认，“如果这些粮食早一点发放的话，叶夫多基莫夫的犯罪是可以避免的”。[57]类似因为饥饿而盗窃，进而遭到不合理审判的例子在当时屡见不鲜，但只有部分案件能得到申诉机会并获得重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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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强化集体农庄制度的各项举措，其作用归根结底就是通过严厉的镇压手段使农业生产者在极端疲惫的情况下，仍被迫最大限度地完成国家计划。在战后的农业方面，苏联领导人选择了与民众意愿相背离的政策，其中的原因，一是受到意识形态的传统束缚，斯大林和苏共干部已经习惯于集体经济和“贡赋”理论；二是战后的工业恢复同样需要投资，特别是重工业的生产发展，核武器的开发研制，以及一度希望发展的轻工业，所有这些都需要资金。因此，亟待休养生息的农业再一次作出了牺牲。而对于农民（其实也包括城市居民，他们同样在饥饿的威胁下高负荷工作）来说，这种牺牲不是第一次，更不是最后一次。在经历了饥荒之后，他们又将面临另一次个人财富的被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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