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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后，饱受战争创伤的农民并没有得到休养的机会。1945年10月，义务交售和税收扩大到以前享受优惠待遇的所有居民，而根据苏联征购部的命令，阵亡烈士家属农户和其他人一样也必须向国家交售粮食。1946年苏联政府出台决议，提高了义务交售的标准，增加了1948年、1952年的农业税标准。农民的负担并没有因为战争的结束而有所减轻，与此同时，他们从集体农庄社会劳动中获得的工资却十分微薄。1946年全苏联75.8%的集体农庄每个工作日只发给不到1公斤的粮食。而7.7%的集体农庄则完全不支付任何粮食。在俄罗斯联邦，13.2%的集体农庄不给自己农庄的农民提供粮食。[48]本就负担沉重的俄国农民，1946年又遭逢旱灾，可谓雪上加霜，饥荒在全国大部分地区蔓延。在这样恶劣的生存条件下，旷工和盗窃的行为在农村不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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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打击这些行为，战后苏联政府相继出台了多个相关决议。1946年7月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共同发布了《关于确保粮食完好无损、不允许浪费、侵吞、糟蹋粮食的措施》的决议，9月出台了《关于消除集体农庄中违反农业劳动组合章程的现象的措施》，10月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保障国家粮食不受损失》的决议，1947年6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了《关于盗窃国家和社会财产的刑事责任》的法令等。这些法令决议并不包含任何在制度上完善和改善的内容，只是不断加大对于农村地区的监管，并调整对违反劳动组合章程现象的惩罚力度。[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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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农庄管理缺乏民主，行政管理人员编制过多，不正确支付劳动日报酬等，是劳动组合章程在集体农庄中遭到破坏的主要现象之一，而这一现象主要涉及的是集体农庄的管理者。集体农庄的领导者，尤其是农庄主席，既是由农村居民“选举”产生的首脑，又是“专横独断的官僚”，他作为农庄首脑对农民生活有着重要影响，作为“官僚”又是政府意志的基层执行者，因此对于农庄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战后为强化对农村的管理，苏联领导者也将监管惩治的矛头指向了这一阶层。在1946年9月的决议中，决定对于庞大的农庄行政人员进行精简，对于农庄管理者的行为进行监督。[50]随后，裁减了45.6万名闲职工作人员，还有18.2万名与集体农庄没有联系的人，被取消依照劳动日支付工资。[51]行政人员的精简，使得集体农庄在行政管理方面的劳动日支付大为减少。例如在普斯科夫州由行政机关和服务性职工所完成的劳动日的百分比在1946年占14.5%，到1948年减至7.9%。[52]这样做的结果就是集体农庄可以将更多的资金支付给在田间劳作的普通庄员。在裁减冗员的同时，集体农庄领导者在执行国家计划中的效率也受到严苛的纠察，许多主席因未完成年度计划或其他过失，经常被追究刑事责任。1946年上半年，全国有3322名农庄主席遭到起诉，下半年遭到起诉的竟达6189人。集体农庄事务委员会法律处主任苏里达科夫在报告中指出，“检察机关在对待农庄主席的刑事处分上，态度常常表现得过分严厉，有时只为损失些许利益或非故意行为，便将之关入牢房。”[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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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限制宅旁地面积，打击侵占公有土地行为，是另一项重要举措。如前所述，个人经济的发展是农民生存的保障，但同时也是威胁集体农庄制度的重要因素。抑制农庄庄员个人经济的发展，严格限定宅旁地面积，是苏联在农业经济中一贯政策的延续，只是在战后初期显得尤为突出和迫切。1947年1月1日开始，在全国22.2万个集体农庄中的19.8万个农庄重新丈量了公有土地和宅旁园地，查出侵占集体农庄土地的事件225.2万起，查出侵占公有土地470万公顷。清查出来的被侵占的公有土地全部没收，归还集体农庄。[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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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盗窃、侵吞公有财产犯罪是战后法令的另一个重点。根据1947年6月的法令，盗窃国家和集体财产将被处以在劳改营监禁5～8年[55]，而侵吞或挪用公有财产则依照1932年法律处以10年以上监禁。以1947年下半年为例，在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农村地区，以盗窃公有财产罪共审判了13044人，其中71.4%为农庄普通社员，案件性质多为盗窃粮食。在所有被审判者中，40%被判处8年监禁，32.4%判处8～10年监禁，19.4%的人判处10～15年监禁。在地方上，对于盗窃罪的起诉和审理过程十分草率，量刑往往过重。例如，巴什基尔共和国的一位69岁农民被判处劳改5年，而罪名成立的根据只是在搜查中发现他家里的黑麦同农庄的黑麦十分相似，而总重才2.5公斤。[56]苏联的司法部门本身纪律涣散，执法粗暴且不近人情。1946年8月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女庄员叶夫多基莫娃给《社会主义农业报》编辑部的信中为其丈夫叫屈，并描述了这次审判的过程。在原定的审判开始后，法官、检察官、辩护人都喝得酩酊大醉，有的是在别人的搀扶下才得以入场，有的则因醉酒而无法按时参加审判，而所有案件都是在这个“酗酒的法庭”中进行的。后来这封信辗转被送交到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手中，在日丹诺夫的指示下，地方党委才对案件及其审理过程进行了重新调查，并对酗酒的司法人员进行了处理。此外，这个案件值得关注的是，叶夫多基莫娃在信中所提到的因盗窃56公斤粮食而被起诉的庄员（她的丈夫），两年中一直没有得到劳动日工资，集体农庄欠他1044公斤粮食。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的报告也承认，“如果这些粮食早一点发放的话，叶夫多基莫夫的犯罪是可以避免的”。[57]类似因为饥饿而盗窃，进而遭到不合理审判的例子在当时屡见不鲜，但只有部分案件能得到申诉机会并获得重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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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强化集体农庄制度的各项举措，其作用归根结底就是通过严厉的镇压手段使农业生产者在极端疲惫的情况下，仍被迫最大限度地完成国家计划。在战后的农业方面，苏联领导人选择了与民众意愿相背离的政策，其中的原因，一是受到意识形态的传统束缚，斯大林和苏共干部已经习惯于集体经济和“贡赋”理论；二是战后的工业恢复同样需要投资，特别是重工业的生产发展，核武器的开发研制，以及一度希望发展的轻工业，所有这些都需要资金。因此，亟待休养生息的农业再一次作出了牺牲。而对于农民（其实也包括城市居民，他们同样在饥饿的威胁下高负荷工作）来说，这种牺牲不是第一次，更不是最后一次。在经历了饥荒之后，他们又将面临另一次个人财富的被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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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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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三 货币改革及其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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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面临的国家重建，特别是经济的恢复和调整，对苏联政府来讲，其重负丝毫不亚于应付战争。究其实质来说，不仅仅是恢复和发展被战争破坏了的国家经济，更重要的是调整经济结构，使之适应战后苏联国家发展的需要，这种特点在1947年货币改革与取消票证配给制度中表现得极为明显。[58]不幸的是，在这次重大的政策调整中，农业经济的发展被置于最底层，而不得不再次担负起缴纳“贡赋”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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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提高税收、增收战争税、发行国债等途径，苏联政府在战争中获得了大量的财政收入，而战争结束后，战时的非常收入手段就不得不取消。战后为应对新的国际形势，苏联的国内政策也相应调整，由于倾力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苏联的国家预算支出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不断增加。苏联1940年的预算支出为1743亿卢布，1945年为2986亿卢布，1946年增加到3075亿卢布，之后几年又不断增加，1950年是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国家预算支出达到了5395亿卢布。[59]如此看来，如何调整财政政策、增加国家预算收入就成为政府在战后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此外，战争期间，苏联在城市地区实行了票证配给制度（农业地区部分人口享受配给待遇），但在商品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国家无法完全保证各类粮食产品的供应。在这样的条件下，集体农庄市场对于保证城市居民生活方面的作用就变得十分突出，市场因素在人民生活中活跃起来。1944年国家开始了议价商品贸易，苏联国内商品的价格变得更加复杂多样，因此在战争时期政府根本无法有力地调控国内贸易的发展，对于苏联领导人来说，如何限制市场因素的发展，加强对于国内贸易的计划控制，是战后重建的一个重要任务。在市场因素的刺激下，无论是农村居民还是城市居民的个人经济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农民因为战时市场粮食商品价格的飞涨集聚了不少货币，收入结构的变化也使农民对于集体农庄的依赖以及参加集体劳动的热情大大降低。从这一点来看，其结果既是对集体农庄制度稳定性的极大威胁，也是对苏联战前的经济体制的巨大冲击。因此，战争刚刚结束，关于货币改革的建议便纷至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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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进行货币改革的建议有一部分来自下层群众。从他们的信件中可以看出，战时一部分人通过市场积攒一定的财富，但这在大多数人眼中被视为是一种投机行为，所以人们建议通过改革对这种情况加以纠正。例如在1946年一封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幼儿园经理和厨师在战争期间通过克扣儿童口粮获取了上万卢布。[60]在另一封信中提到，战争时期国内出现了上百个百万富翁，他们把钱藏在家里而不是放入银行，使得这些钱无法为国家所用。[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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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上层对于进行战后货币改革的筹划或许可以追溯到更早。兹韦列夫在1938～1960年间长期负责苏联的财政工作，货币改革就是在其任内进行的。[62]根据兹韦列夫的回忆，1943年底斯大林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讨论了战争中财政问题，也提及了战后进行财政改革的相关问题。斯大林向兹韦列夫提出了改革的几项原则：“要使苏联的财政基础比战前更加巩固；总支出必然增长和国家预算的逐年增加，要求财政机构有能力在几年中适应变化的形势；恢复国民经济的艰难状况要求苏联国民进一步作出牺牲，但要使他们相信，这是最后一次牺牲。”[63]回忆录中还记述说，兹韦列夫在1944年曾就货币改革问题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过一次报告，并提出了详细的计划和措施，但出于保密原因，这次报告并没有形成文字记录，会后兹韦列夫专门调集三名专家进行货币改革的筹备工作。[64]货币改革时兹韦列夫就任财政部长，参与了从筹备到实施的整个过程，并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回忆录本应是最为重要的口述史材料，但有学者怀疑回忆录为了夸大作者本人在历史事件中的地位，而将货币改革筹备的时间提前了。[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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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档案文献来看，关于货币改革的文件最早出现在1946年初。1月8日兹韦列夫向斯大林提交了题为《战争时期的预算和货币流通及必要措施》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兹韦列夫指出，如果说战争时期巨大的开支“很大程度上被来自居民的收入所掩盖”，那么在战后国家预算就失去了这个重要的收入来源。但是战争结束后，国家预算支出“几乎没有缩减”。为了解决现实面临的财政问题，兹韦列夫建议依靠贸易流通税来作为国家预算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因此，报告建议发展纺织工业，恢复和发展日用消费品的生产。为了积聚战后恢复发展经济所需的资金，兹韦列夫主张夺取“居民中个别阶层在战时通过临时性收入所得的货币积累”，即通过实行货币改革来达到这一目的。报告建议委托苏联财政部、国家银行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在3个月内制定相关实施建议，并确定新币的样式准备投入生产。斯大林看过报告后，批示：“转送贝利亚、沃兹涅辛斯基和马林科夫同志阅，希望在五年计划中充分考虑到兹韦列夫同志关于扩大市场贸易资源、降低生产成本的重要建议。”[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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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韦列夫在报告中提出的依靠流通税作为国家预算收入主要来源的主张，沿袭了苏联传统的财政政策方针，战前的1940年贸易流通税占国家预算收入的58.77%，战争时期由于大量临时性收入的增加，流通税占国家预算收入的比例降至40.76%，而1946年又恢复到58.67%。鉴于1946年的预算收入从1940年的1802亿卢布增加到了3254亿卢布，对于刚刚遭受战火荼毒的苏联人民来说，其负担之巨可想而知。苏联领导者在制定恢复发展经济的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的方针时，考虑的是在国民收入增长有限的情况下，尽可能地通过国内的二次分配增加国家预算收入，这实质上就是将国家经济发展的负担转嫁到人民身上。这一方针在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表现得极为明显。在了解了战争前后国家预算历年状况，了解了苏联财政政策的实质后，也就可以更准确地理解兹韦列夫在报告中为什么建议发展纺织工业和其他消费品工业，并且得到斯大林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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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将贸易流通税作为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就需要改善商品流通环境，扩大商品流通量，从而增加贸易额。票证配给制度越来越无法完成这一财政方针，这也使得取消票证配给制成为战后经济改革的必然的组成部分，这在后面还会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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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增加流通税是关于战后财政改革这一长期任务所提出的方针的话，那么货币改革就是夺取居民的财富，减轻国家债务负担的一个立竿见影的短期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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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斯大林的批示中可以看出，货币改革问题并没有引起领袖的关注。很可能，一方面是因为货币改革涉及社会各个阶层，是一个秘密而敏感的问题，在具体方案出台之前，斯大林暂时不便表态；另一方面，1946年初经济工作的重点集中在制订战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上，所以斯大林并没有把货币改革作为主要工作任务，交给内务部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领导人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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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6月，兹韦列夫向斯大林提交了关于进行货币改革的决议草案，在这里兹韦列夫第一次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货币改革计划。兹韦列夫建议在1947年第四季度实行改革，旧式货币的1卢布折合新式货币的20戈比，也就是说旧币以5：1的比率兑换成新币，同时兑换国债。在实行改革之前，停止提高工人工资和农产品收购价格。在兑换货币的同时，按指定的比率兑换居民在银行中的存款。[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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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订改革计划过程中，关于新旧货币兑换的比率、兑换方式等问题，提出过不同的方案。除上面提及的5：1的方案外，还提出过1：1的兑换方案。在这个方案中，居民可以按票面价格兑换新币，但同时规定了兑换的限额。工人、职员、退休者、奖助学金获得者不许超过半个月的工资，农民为每户1000卢布，集体农庄庄员每人800卢布。据统计，如果依照这种兑换方式进行兑换，可以从500亿～600亿卢布流通货币中抽取100亿～150亿卢布。由于各地各阶层所持有的货币数目差异较大，这样的兑换方式必然会使部分人损失巨大。此外，关于兑换方式还提出过新旧货币同时流通的方案，根据这个方案，发行新币之后，旧币仍可用于购买商品，国家通过出售商品、接受存款等方式吸纳旧币，以这种方式逐渐完成货币兑换。[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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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斯大林开始重视货币改革了。面对各种改革建议，斯大林最终采用了以10：1的比率兑换新币的方案。1947年5月27日，根据中央政治局决议成立了货币改革委员会，参与委员会的国家领导人还有莫洛托夫、沃兹涅辛斯基、日丹诺夫、米高扬、马林科夫、柯西金等人。1947年12月14日，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出台了“关于实行币制改革、废除食品和工业品配给制”的决议。决议规定：自1947年12月16日发行新货币，即1947年的卢布。一切现金除辅币外一律进行兑换。辅币不进行兑换，并按票面价值继续使用。苏联全境的兑换货币时间为一周，即12月16～22日（含22日）；边远地区的兑换货币时间为两周，即12月16～29日（含29日）。流通中现有现金兑换新币的比例，为旧币10卢布换1947年新币1卢布。在规定期限内未予兑换的旧币，一律作废并失去其支付能力。在发行1947年货币的同时，苏联各储金局和国家银行将对居民的存款进行重新核算。存款核算的原则是，少于3000卢布的存款按1：1进行兑换；存款在1万卢布以内，其中3000卢布按1：1兑换，其余部分按3：2的比率进行兑换；存款超过1万，其中的1万存款按上面的条款核算，超出部分按2：1兑换。此外，决议还规定了对公债进行兑换的原则以及关于废除配给制度实行统一零售价格的相关规定。[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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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政府给人民更换货币的时间仅为一周。即使如此，在改革开始两天后，12月18日，为了尽量减少旧币的使用，部长会议通过决议，自12月18日始在商店、货运以及使用公共设施都必须以新币作为支付手段。同一天，财政部发布第1009号法令，货币兑换点减少了1/3，工作时间也缩短了。这样的规定，事实上大大减少了居民兑换货币的时间，使得居民手中的货币无法及时兑换而滞留手中。[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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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银行的粗略统计，1947年6月流通中的现金总量约为659亿卢布，改革前约为634亿卢布[71]，而实际上只有372亿卢布旧币得到兑换，其中有146亿卢布在城市兑换点兑换，132亿卢布在农村兑换点兑换，有9亿是通过商品销售单位完成兑换。[72]到货币改革之前流通的货币总量中，有40亿～60亿卢布在战争中消失而没有进行兑换。计算下来，只有不足70%的货币得到正常兑换。而余下的30%的货币中，部分是通过个人的非法手段转为存款，其余则留在居民手中而失去作用。货币兑换之后，根据苏联国家银行的统计，居民手中共留有约40亿卢布，而1947年底发行的新币总量约为144亿卢布。[73]此后又发行了大量纸币，1948年1～8月间流通中的货币量从140亿增加到了258.5亿卢布，增幅达45.8%之多。[74]通过兑换货币，苏联政府达到了缩减流通中货币量的目的。但更重要的是，通过上述措施，居民的货币没有得到充分兑换，继而增发的货币又使居民的货币迅速贬值，居民手中所持有的货币量相对的大大减少了，政府成功地没收了居民在战争时期通过“不正当手段”积累起来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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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2月14日决议，1948年5～8月对以往发行的国家公债进行兑换。战争期间为增加预算收入，国家发行了大量战争公债，1941年1月国家所负担的公债总额为542亿卢布，而到1948年兑换公债之前，则增长到了1879亿卢布。通过变更公债条款降低公债收益率以及兑换公债，国家的公债总数在1948年9月降为865亿卢布。国家的债务负担极大地减轻了，因而支付公债的国家预算支出也大大减少了，根据估算，1948～1955年间国家用于支付公债的支出将节省545.69亿卢布。[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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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通过重新核定银行存款，苏联居民的银行存款从186亿卢布下降到150亿卢布，通过核定集体农庄账目（由59亿卢布下降到47亿卢布）和合作社组织账目（由78亿卢布下降到62亿卢布），国家在这些改革举措的实行中都获得了大量实质性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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