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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面临货币兑换、物价提高的情况，居民纷纷从银行中提取存款用以购物保值。从11月28日开始，各地的储蓄所取款的人不断增加，许多地方都排起了数百人的长队。在莫斯科，“如果在平时全城的储蓄所每天支付给储户500万～700万卢布，那么11月28日竟支付了2500万卢布，而且有1800个账户的存款被提空了。这一天各储蓄所收到的存款只有1500万卢布。根据初步数据，11月29日19点前储蓄所向储户支付了5000万卢布。隶属于莫斯科邮政总局的第58储蓄所平时每天提款约80万卢布，而在11月28日这个储蓄所支付了147.9万卢布，11月29日则为250万卢布。”[78]在列宁格勒同样出现了储户大量提现的情况，“11月最后5天里储蓄所共存入了7200万卢布，而提出的存款达1.14亿卢布”。[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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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提款的同时伴随着购物的狂潮。“11月25日前莫斯科商品收购机关下的商店每天平均销售额为220万～250万卢布，11月28日的销售额达到740万卢布，而29日16点之前就超过了1300万卢布。”许多贵重物品以前无人问津，但此时销售量大增，以致许多商品脱销。“11月29日将近中午时，中央百货商店的毛皮制品已经销售一空。首饰钟表部所有手表和首饰、音乐部的所有钢琴、运动狩猎器具部的猎枪以及自行车、摩托车都被买光。装潢部平时每天出售2～3张地毯，11月29日售出了60张。11月26日前，中央百货商店平均每天卖2～3张玄狐皮，11月27日和28日卖出了100张，而11月29日一个小时中就卖出了剩下的13张。”[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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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商业部门在市场出现混乱后不久，就对抢购现象作出反应。“从11月30日起，莫斯科市内购买者对于适合于长期保存的食品（熏肠、干酪、干咸鱼、罐头食品、油、糖果、茶、糖等）的需求增加了。有鉴于此，根据莫斯科食品商店管理总局的指示，从11月30日晨开始，这些商品在所有商店都停止销售”。“12月1日这一系统的商店因为假日而停业。只有第5和第19两个商店营业，这两个商店中商品的出售规定了限额，例如油每人只能购买100克……珠宝贸易管理局辖下的11家商店中从12月1日开始只有3家还在营业。剩余9家都进行停业盘点。”[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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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底出现的银行挤兑、抢购商品的情况，充分表现了普通民众对于改革的担心。由于不清楚改革的具体措施，人们希望以购物的方式守护财产。而为数很少的一部分消息灵通者，在很早便知晓货币改革中核定存款方式，先提走大量存款（3万～5万卢布或者更多），其后又将这些钱拆分成更小的份额以多个户头的方式存到了其他储蓄所。[82]随着改革措施临近，居民反应也发生了变化。“各地储蓄所中的存款开始急剧增长”，莫斯科地区的储蓄所在12月的第一周存款量为135.4万卢布，而在接下来的一周，也就是改革开始的前一周，存款总量迅速增加到5126.2万卢布。“如此剧烈变化以及存款的小额化趋势证明，民众已经比较准确的知道了货币兑换的规则”。[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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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4日改革决议公布后，民众的反应不尽相同。有些人盛赞改革，认为货币改革与取消票证配给制度是政府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状况的举措，但也有人抱怨物价提高后，生活水平受到影响。对于更换货币，部分人认为这样可以严重打击那些通过投机积攒大量财富的人，因此表示拥护，但很多人对于现金和存款兑换标准不同感到不满。一位居民在给财政部长的信中抱怨，他有3000卢布在手中，他的邻居将3万卢布存在银行，货币兑换开始后，他仅仅得到300卢布，而他的邻居损失却很小。[84]另一位居民气愤地表示，“部长会议到底知不知道，在现有的生活条件下，除了那些投机商、贪污分子、小偷、形形色色的盗用国家公款的人以外，大多数普通居民很少有机会能在储蓄所存放自己的‘资本’。”[85]人们在惊讶于手中的钞票变少时，更对将钱分成多个小额户头存储的现象表示不满，并希望政府采取措施，制止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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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票证制度是与货币改革同时进行的商品供应体制改革，这项改革从筹划到实施都是与货币改革同时进行、紧密相连的。战后初年，在酝酿货币改革的同时，苏联领导人也同时计划着取消票证制度，恢复统一的零售价格。1946年5月成立了关于取消票证配给制度的改革委员会，米高扬、沃兹涅辛斯基、兹韦列夫等都是其中成员，而他们也都是货币改革的重要参与者。1947年12月14日取消食品和工业品配给制度与货币改革同时公布实行。根据这一决议，同年12月16日起，废除票证配给制度，取消原配给制度下的议价贸易，实行国家统一的零售价格。在统一物价的同时，对主要粮食商品实行不同幅度的降价，例如面包价格比原配给价格下降了12%，通心粉价格下降了10%。统一零售价格与降低物价政策，不适用于集体农庄市场及合作社贸易。[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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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取消票证配给制度、实行统一零售价格之后，在1949年3月、1950年3月相继进行了两次全国性的降价。[87]随着国营贸易价格的下降，集体农庄市场价格也不断下降，具体如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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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货币改革后与居民生活相关的商品零售价格的变动情况（年度平均价格，以1940年价格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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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政府的宣传中，降价政策被认为是给居民带来了巨大物质利益，是制度优越性的一个重要体现，然而实际情况却大相径庭。这里主要讨论财政改革对农村和农民产生影响的情况。在战争结束后，虽然取消了战争税，但农民的纳税负担并没有减轻，因为农业税的税额增加了。与战前一样，出售个人经济产品是农民家庭获得货币收入的主要途径，但货币改革之后，农民在市场上获得的收入明显减少了。根据1947年12月14日决议中规定，食品类价格普遍比原配给价格低，而工业品的统一价格规定得略高于配给低价，而比原议价价格平均降低了2/3。[88]这就促成了表8所展示的价格走势，即粮食产品价格下降的幅度远远大于工业品价格下降的幅度。这一“剪刀差”的特点意味着，农民不得不出售更多的粮食才能换得日常所需的工业制品。这一趋势在农庄市场的贸易量上有明显表现，此处列举斯维尔德罗夫斯克州集体农庄市场商品流通总量在货币改革前后的变化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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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1947～1948年斯维尔德罗夫斯克州集体农庄市场农产品出售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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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9可以看出，在货币改革之后，该州的农庄市场上出售的主要粮食产品数量均有增加，但是由于市场价格的下降，农民在市场上的收入却相对减少了（见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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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斯维尔德罗夫斯克州集体农庄农民货币收入（卢布/1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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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展示了货币改革前后斯维尔德罗夫斯克州农民收入结构的变化。总体上看，个人经济仍然是家庭货币收入的主要来源，农民在市场上出售粮食或其他产品的收入远大于参加社会劳动以及交售农产品的收入，这是与战前、战时的特点相同的。但是比较明显的变化是，货币改革前后，农民来自于社会生产、来自于国家的收入稳定增长，而来自于市场的收入却明显下降。这一收入结构的变化是由降价政策直接导致的，这种收入结构的变化，使个人经济在农民生活中的作用削弱了，也使农民更加依赖于集体农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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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改革、取消票证配给制、降低物价，通过这一系列政策，苏联政府彻底改造了国内的商品供应及流通体制，完成了由战时定量供应向国家统一零售价格的自由贸易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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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战后贸易体制的改革是建立在对农民掠夺的基础之上的，而且在新的贸易体制中，农民仍然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市场虽然开放了，但是由于实行不断降低的国家统一价格，市场已经被牢牢地控制在政府手中。而工业制品和农产品的价格差距逐渐拉大的价格差，则使市场成为剥削农民用以维系低廉零售价格的贸易体制的重要一环。市场之于农民作用的变化，严重地削弱了个人经济在农民生活中的作用。经过这一系列改革，将农民束缚在集体农庄中的绳索再一次被勒紧了。如果说用镇压与惩治的手段加强农村纪律是采用行政的手段强化集体农庄制度的话，那么以货币改革为发端的贸易制度的变革，则是从经济层面稳固了集体农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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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三个问题的探讨可以看出，在战后恢复中，苏联政府并没有顺应下层民众关于改善生活质量的要求，而是更加关注如何消弭战争引起的社会松动，如何使经济制度更加有效地完成不断提高的年度计划。这样的政策导向，既不适应已有的经济现状，也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在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后，农业生产的大多数指标都没有达到计划要求，更没有超过战前1940年的水平。这种情况也引起了苏联领导层的关注，50年代初，上层领导开始酝酿对农业生产进行进一步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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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苏联时期的作品，诸如Арутюнян Ю. Сосетск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в годы Велий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Москва：Наука，1970；Вылцан М.А. и т.д.（ред.）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крестьянства3.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наканунеивгоды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1938-1945. Москва：Наука，1987。尽管受到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但却提供了翔实的历史资料。20世纪90年代后，出现了一批利用新公布档案的著作，如Попов В.П.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1946-1953 гг. Москва-Тамбов：ТГТУ，2000；Белоусов Р.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XX век. Книга 4. Экономика России в условиях“горячей”и“холодной”войн. Москва：ИздАТ，2004；Зима В.Ф.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46-1947 годов.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Москва：ИРИ РАН，1996；Вербицкая О.М. Насел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еревни в 1939-1959 гг.，Москва：ИРИ РАН，2002；Чуднов И.А. Денежная реформа 1947 г.，Кемерово：ГУ КузГТУ，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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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Попов В.П. Российская деревня после войны（1945-1953）：Сб. Документов. Москва：Проместей，1993；Колхозная жизнь на Урале 1935-1953. 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6；Зубкова Е.Ю. и т.д.（сост.）Советская жизнь，1945-1953，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3。有关俄国档案的中译本，可见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34卷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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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相关的研究参见沈志华《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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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Севостьянов Г. Н. Война и общество，1941-1945：В 2-х кн.Кн. 2. Москва：Наука，2004，с.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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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北京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译，人民出版社，1977，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