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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АВПРФ，ф.0122，оп.29，п.208，д.7，л.81-84，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I，с.592-594，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3卷，第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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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详见《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欧洲的重组》下册，第494～501页。Ерещенко История，которую остановили за кулисами дипломатии//Гибианский（отв. ред.） У истоков“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одружества”，c.91；Мурашко，Носкова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с.97；彼得·卡尔沃科雷西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47～1948）》，徐先麟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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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关于对待马歇尔计划的立场上苏联与波、捷的分歧及其解决，参见Наринский М.М.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Чеховловакия и план маршалла //Севостьянов Г.Н.（отв. ред.），Февраль 1948，Москва и Прага，взгляд через полвека，Москва：Интитут славяноведния и балканистики РАН，1998，с.67-83；Mikhail M.Narinsky，“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Marshall Plan”，CWIHP Working Paper，№9，1994.3；Anderson，Sheldon，Poland and the Marshall Plan，1947-1949，Diplomatic History，1990，V.15，№4，pp.473-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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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战后初期苏联对东欧政策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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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捷关系的个案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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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师范大学 吕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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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从大国合作战略出发在东欧推行联合政府政策。随着美苏在战后调解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的不断加深，相互之间的猜忌和不信任感增强。为了抵制美国向苏联势力范围进行渗透的企图，斯大林放弃了大国合作战略，随之对东欧政策作出调整。在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会议上，联共（布）中央向东欧各国共产党人下达了向敌对力量展开进攻的命令，要求东欧各国共产党人以议会外的斗争方式对政权建立垄断。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件标志着东欧左转的完成，此后，独揽国家政权的东欧各国共产党人按照莫斯科的命令走上了全盘苏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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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拟从战后初期捷克斯洛伐克历史进程的角度来考察苏联对东欧政策的演变，是基于如下考虑：捷克斯洛伐克是作为战胜国进入战后时代的，在东欧诸国中捷克斯洛伐克工业化水平最高，战前就拥有深厚的议会民主传统，居民拥有浓厚的亲俄情绪，尤其是贝奈斯总统，倡导融合苏维埃民主和自由主义民主的优越性，从而创建新型议会制共和国的思想，并在战后规划中，把捷克斯洛伐克定位为“东西方之间的桥梁”。这一切，为斯大林从大国合作战略出发制定东欧政策提供了某种启发和样板。当时，通往社会主义的“贝奈斯道路”成为苏联外交部中的流行词语。应该说，战后初期捷克斯洛伐克的历史进程比较完整地展现了苏联对东欧政策的演变轨迹。因此，笔者认为，与其他东欧国家相比，以捷克斯洛伐克为个案来考察战后苏联对东欧政策的演变是最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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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一 1943年苏捷条约的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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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2月12日在莫斯科签订的《苏捷友好互助与战后合作条约》是战争期间苏联同被法西斯德国占领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涉及战后问题的条约，条约奠定了战后两国关系的基础，也为斯大林制定对中东欧政策提供了一个范式。因此，探讨1943年苏捷条约的形成史，对于理解战后苏联从大国合作战略出发在东欧推行联合政府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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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3月，在希特勒德国及其追随者匈牙利的操纵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被肢解为三个部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形式上保持着独立，实质上成为第三帝国的组成部分；依附于德国的斯洛伐克共和国；外喀尔巴阡乌克兰（罗斯）[1]被合并到匈牙利，享有自治权。此时流亡在外的捷克斯洛伐克前总统贝奈斯正以私人身份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讲学，得此消息后他于3月16日发表宣言，宣布为恢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而斗争，斗争的目标是“自由欧洲中的自由捷克斯洛伐克”。[2]是年夏天，贝奈斯返回欧洲领导捷克斯洛伐克民族抵抗运动，任在巴黎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领导人。法国溃败后，民族委员会迁居伦敦并成立了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他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促使西方国家放弃慕尼黑协定和承认民族委员会为流亡政府，但西方国家不急于为战后欧洲秩序和未来各国边界问题承担责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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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流亡期间，贝奈斯反复思考和分析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民主政治发生危机的原因问题，寻找防止今后出现类似情况的途径。贝奈斯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两卷本著作《今天和明天的民主》[4]中，贝奈斯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加速传播面前引起恐慌是1920～1930年代民主制度崩溃的根本原因。他指出自由民主制度具有软弱性，无力解决社会问题，例如失业。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主要任务是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民主进行改造。在构想战后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制度时，贝奈斯计划在“集体化”和“社会化”（非革命的方式）的基础上来改造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即综合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点来完善议会民主制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赞同共产主义学说。他写道：“我不会走的那么远，我相信必须对今天的民主进行改造，我会努力去这样做。”[5]慕尼黑事件促使贝奈斯思考捷克斯洛伐克对外政策的重新定位问题，他提出了让捷克斯洛伐克充当“东西方桥梁”的思想。贝奈斯不信任西方，当时西方同希特勒签订慕尼黑协议出卖了捷克斯洛伐克，以及还担心战后德国复兴再次发动新的侵略战争，认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无力抵抗纳粹威胁，贝奈斯把捷苏同盟看作是防止德国新的侵略的保障。用他的话来表达就是“50%面向东方，50%面向西方，而不是100%面向西方”，这就是著名的“贝奈斯公式”。[6]但是，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侨居伦敦这一事实不可避免地使自己的对外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英国政府的态度。英国在战后构想中给捷克斯洛伐克设定的命运是成立波捷联邦，此举既有防范战后德国复兴再次对外发动侵略的目的，也有反苏的意图。1940年11月11日，在英国的倡导下，捷克斯洛伐克同波兰签订了战后成立联邦的宣言。然而，该计划能否成功取决于两个关键因素：一个是苏联对战后成立捷波联邦的态度，一个是波兰同苏联能否建立友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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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英两国经过长时间的争吵最终于1942年5月在伦敦签订了英苏战时同盟条约。贝奈斯参加了苏英同盟条约的签字仪式，他对条约大为赞赏，认为这项条约“百分之百地符合现在和战后政策”，并“为战后协调奠定了基础，确定了俄国和英国在欧洲的长时期的共同政策”。[7]贝奈斯希望能以苏英条约为蓝本同苏联也签订这样的条约。5月7日，在发给捷驻苏大使费林格的电报中，他谈到了自己的想法：“我经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本人应该在合适的时候去一次俄国”，“英苏条约签订后，中欧问题就变得迫切了，包括我们和波兰的问题，关于联邦的问题，多瑙河的问题，德国问题。我认为必须及时地同俄国人谈这些问题。”[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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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9日，苏联外交部长[9]莫洛托夫在访问美国后再次返回伦敦时同贝奈斯进行了会谈。莫洛托夫向贝奈斯阐述了苏联同波兰流亡政府之间的关系现状，他说：“波兰流亡政府不值得信任。”鉴于此，莫洛托夫表达了对组建波捷联邦动机的怀疑。贝奈斯试图从捷克斯洛伐克的地缘政治角度进行解释，他说：“捷克斯洛伐克同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为邻，因此同波兰缔结协定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生存具有重要意义。”此外，贝奈斯还提到了组建波捷联邦的三个前提条件：“1.在国外准备的联邦草案只能等到解放后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实行；2.波兰必须改变自己的社会结构，必须同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结构相近；3.波兰必须同苏联解决一切纠纷，并同苏联建立友好关系。”[10]但莫洛托夫不为所动。贝奈斯说：“如果他不得不在苏波之间做出选择的话，毫无疑问，他会选择苏联。”[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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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苏联同波兰流亡政府之间对在苏联成立的波兰军队使用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苏波关系恶化。[12]由于西方盟国拒绝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德国再次从西方战线抽调兵力到苏德战场发动了斯大林格勒战役。苏联同西方盟国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在贝奈斯看来，“未来的一切取决于俄国胜利还是失败，俄国将以怎样的情形退出这场战争”。[13]因此，他密切关注着事态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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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波关系的恶化使得捷波联邦构想变为不可能，但贝奈斯并未放弃捷波以某种形式接近的努力，他又设计出签订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苏联三方条约的方案，并责成捷驻苏联大使费林格把这一消息转告给苏联外交部。在同苏联外交部第四欧洲司司长诺维科夫和副外交部长杰卡诺佐夫就贝奈斯的新建议进行讨论后，费林格向贝奈斯报告说：“苏联领导人对采取任何类似捷波联邦形式的行动都持反对意见。”[14]贝奈斯对此不死心。1943年3月20日，贝奈斯在同苏联驻伦敦各流亡政府大使博戈莫洛夫共进午餐时再次进行了试探，他说：“我有两个对他本人来说特别重要的问题，希望在访问美国回来之前能得到苏联政府的答复：1.苏联政府是否认为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这场战争结束前就签订相互援助条约是可行的？2.苏联政府是否想以英苏条约的精神签订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的三方条约？”[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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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苏联的态度发生了改变。4月22日，苏联外交部就签订捷苏条约问题给博戈莫洛夫发出指示，要求他向贝奈斯转达苏联政府如下意见：“第一，我们同意讨论关于签订苏捷互助条约的问题，如果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提出这样建议的话。第二，如果贝奈斯说，他上次同您的会谈应视为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的签订苏捷互助条约的建议，那么，您应该声明说，苏联政府原则上同意签订这个条约，准备讨论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具体建议。第三，如果贝奈斯声明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建议签订苏英类型的条约，那您就告诉他，我们准备研究这个建议。第四，鉴于贝奈斯提出关于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签订三方条约的问题，请告诉他，苏联政府原则上认为这个条约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由于现在苏联同波兰之间的关系紧张，显然，讨论三方条约的问题不合时宜。”[16]4月23日，博戈莫洛夫会见了贝奈斯，向他转达了苏联政府的答复。[17]这样，苏联在贝奈斯访问美国之前就给他做了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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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苏联政府的态度会发生如此变化呢？第一，以苏捷条约为样板向中欧其他国家展示自己良好打算的需要。在苏联政府宣布接受贝奈斯谈判条件的两天后，即4月25日，苏联政府声明中断同波兰伦敦流亡政府的外交关系。波兰同苏联之间历史积怨甚深，居民中有浓厚的反俄情绪。波兰流亡政府在苏波边界问题上的不合作态度以及“卡廷事件”的发生，使斯大林对波兰失去耐心。[18]而与波兰相比，捷克斯洛伐克同苏联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居民中素有亲俄情绪，选择捷克斯洛伐克而放弃波兰无疑是斯大林中欧政策的最佳选择。第二，向贝奈斯施加压力。苏联中断同波兰流亡政府的外交关系，转而实行支持“卢布林委员会”的政策无异于给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下了最后通牒。贝奈斯的态度直接决定了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的命运。第三，向西方盟友施加压力，要求开辟第二战场。尽管取得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但由于西方迟迟没有开辟第二战场，使得德国再次从西方战线抽调兵力到苏德战场，苏联仍面临着巨大的军事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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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奈斯没有对苏联的建议作出正面回应，此时，他非常想听听美国的意见[19]，同时也可利用访问的机会争取时间，观察事态的发展情况。这样，苏捷条约谈判就因此中断了两个月。从5月12日开始，贝奈斯在美国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访问，期间同罗斯福总统及政治家、新闻记者举行了多次 会谈。按照贝奈斯本人的说法，罗斯福总统赞同他的意见。[20]此后贝奈斯又去加拿大访问，于6月11日才返回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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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对苏捷关系的发展保持着警惕。6月6日，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马萨里克在给贝奈斯的电报中谈到了同英国驻捷大使尼科尔斯的会谈情况，尼科尔斯问：“总统是否打算在访问莫斯科时签订条约？英国政府认为，考虑到波兰问题，这个条约是不符合（英国的）愿望的。”而贝奈斯访问归来后亲自去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会谈时，后者明确表示：“英国政府不希望苏联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签订条约，因为这不符合英国的利益。”在艾登看来，“苏捷条约具有反波兰的倾向”，随后艾登提出了贝奈斯访问莫斯科的条件：如果苏联政府“同意”把波兰也纳入条约中，贝奈斯就可以去莫斯科。[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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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6月19日，贝奈斯在同博戈莫洛夫会谈时向后者提交了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苏联三方条约草案。贝奈斯解释说：“这是策略上的考虑，是为了迎合英国人和美国人，他故意强调条约的友好原则给波兰政府看，条约文本具有三方性质。”博戈莫洛夫明确表示：“三方条约草案在形式上不符合现在的局势，应该把捷苏双边条约问题同三边条约问题分离开来”；“现在波兰政府同苏联政府之间的关系不能令人满意，很难去研究。”针对贝奈斯对英国政府的疑虑，博戈莫洛夫说：“三个国家都是盟国和朋友，如果其中的两方想明确和进一步巩固这种关系，那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任何人都不可能干涉他们。”[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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