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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8028 早在1943年7月26日，苏联驻伦敦大使迈斯基就向艾登转交了一份关于莫洛托夫同艾登之间的“协议”问题的备忘录。备忘录中说：“1942年6月9日，莫洛托夫在伦敦访问期间，艾登建议苏联同英国在未经双方相互协商和达成一致不得同欧洲各流亡政府签订涉及战后问题的条约，莫洛托夫答应研究这个问题和把这个问题转告给苏联政府。1942年7月15日，苏方在答复备忘录中说，苏联政府原则上同意他的建议，但对此指出，苏联政府想得到英国政府就上述问题的具体建议。但是，后来英国政府未能提出具体建议，这样，一切仅仅限于意见交流。文件中指出，苏联政府认为在遵守1942年5月26日两国政府条约方面尽了自己的义务，在该条约中没有禁止同其他国家签订有关战后问题的条约。”[31]近一个月后，8月23日，英国政府对苏联政府的备忘录做了答复。艾登在备忘录中说：“他不记得迈斯基当时提过这个建议，他只是后来再次同迈斯基会谈时才知道这件事。”鉴于此，“英国政府准备重新提出当时艾登向莫洛托夫提的建议。”[32]针对艾登所说的“不记得迈斯基说过苏联政府在等待英国政府就此问题提出具体建议这件事”的问题，莫洛托夫指出：“鉴于此，苏联政府再次对所掌握的材料进行了审查，从材料中可以看出，迈斯基向苏联外交部报告了去年7月他对艾登所做的声明。”针对英国驻苏联大使克尔所说的“英国政府提议两国政府依据艾登的建议——在任何情况下都禁止同上述盟国政府签订条约一事——达成了协定”，莫洛托夫指出：“艾登先生的建议中只是谈到了涉及战后的问题，还提到了未经双方相互协商和达成一致不得同欧洲其他盟国签订上述问题的协定。此时，在便函中提出不能同这些国家签订任何协定，这与艾登去年的建议是相矛盾的。”[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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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8030 对苏英政府关于以上问题的三份往来照会进行分析，我们发现，艾登所提的“未经事先协商和达成一致不得同欧洲各流亡政府签订涉及战后问题的条约”这句表述本身就有前后矛盾的地方。按照对这句话的理解，如果双方经过“事先协商和达成一致”就不排除可以“同欧洲各流亡政府签订涉及战后问题的条约”的可能性。按照英国政府的理解，就是不能签订涉及战后问题的条约，而苏联政府坚持的正是前者。双方的争执一直拖到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上才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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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8032 与此同时，苏联就签订苏捷条约一事也采取了一些灵活手段。1943年8月22日，贝奈斯向博戈莫洛夫提交了苏捷条约草案，建议进行预先谈判。[34]9月30日，费林格致电贝奈斯说：“苏联政府同意您8月22日的建议，只是对条约草案作了某些修改，修改意见完全符合您的意愿。”[35]把经过苏方修改的条约草案同贝奈斯提交给苏联政府的条约草案相比较，核心变化是苏方在条约中加上了第三方（指的是波兰）加入该条约的可能性。[36]贝奈斯对这样的修改意见非常满意，因为他的三方条约思想已部分地得到实现，同时也满足了英方提出的贝奈斯莫斯科之行的前提条件。自然，贝奈斯没有意识到，强调“第三方加入的可能性”与三方条约是有本质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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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8034 但是，贝奈斯低估了来自英国方面的阻力。10月6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国务部长里普卡在同尼科尔斯会谈时，后者再次表示：“他们不反对苏捷条约的思想，而是反对现在就签订条约。”里普卡在解释贝奈斯的立场时论证说：“我们想通过同苏联签订条约来保障我们内部的独立，因为担心同共产党人对抗，这是其一。其二，通过吸收共产党加入政府进行合作可以消除这种危险，因为他们也要承担政府责任。”更让贝奈斯气愤的是尼科尔斯表示：“战争结束前我们不可能考虑英国政府发表承担边界问题的宣言。”[37]10月18日，贝奈斯打电报给费林格说，他不能去莫斯科签订条约了，因为担心“这会引起同英国的冲突，这种后果对捷克斯洛伐克来说是危险的”。[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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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8036 显然，小国领导人的立场完全取决于大国之间的利益协调情况，作为现实主义政治家，贝奈斯既不想加剧反法西斯盟国之间的分歧，又担心遭到任何一方的埋怨。1943年10月16日，斯姆特内同贝奈斯公开的、详细的会谈证实了这种情况。贝奈斯在分析围绕谈判出现的问题时说：“今天我明白了，苏联说的那些话是想把我控制在自己手里，这一切多么龌龊。他们不惜任何代价来迫使我签订条约；他们的打算是，如果我这样做了，那么，英国人和美国人同我的关系也就彻底结束了，这样，我只能同他们打交道。”贝奈斯认为：“我们既反对英国也反对俄国”，因为“双方都在同我玩不诚实的游戏”。但是，贝奈斯承认，“从俄国方面来说，与英国相比，他们更为不诚实”，俄国人致力于“把形势弄乱，以便使他们的角色变得不那么明显”。[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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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8038 10月19～30日，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如期召开。10月24日会议研究了关于盟国内部主要国家同小国缔结涉及战后问题的条约问题。出人意料的是，苏联同英美之间在苏捷条约问题上未发生什么争执。莫洛托夫在会议召开两天前已把条约草案送给了艾登和赫尔，艾登声明说：“熟悉了条约草案后，我感觉这是一项好条约，我对条约没有异议。”[40]似乎长时间制约条约签订的各种麻烦顷刻间化为乌有，这里令人感兴趣的是英国的态度为什么发生改变？通过对影响条约签订的各种因素和本次会谈记录详加分析后，可以做如下判断：第一，“波兰问题”始终是影响条约签订的核心因素。如果签订苏捷双边协定而把波兰排除，势必给波兰流亡政府的命运带来负面影响。而如今的条约中规定了第三方加入的可能性，丘吉尔所极力倡导的“波捷联邦”尚存在实现的可能；第二，莫斯科外长会议上明确了在同小国缔结条约时大国协商一致的原则，这被艾登看作是防止出现“势力范围”的有效手段[41]；第三，苏捷双方已就条约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贝奈斯态度明确。如果继续向贝奈斯施加压力，势必会使捷克斯洛伐克倒向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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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8040 10月25日晚上，考涅楚克把这一消息告诉给费林格。[42]第二天，苏联驻伦敦各流亡政府临时代办奥尔洛夫正式向贝奈斯通告了这一消息，并向他转达了苏联政府希望他“尽快来莫斯科签订条约”的愿望。[43]这样，阻碍苏捷条约签订的各种障碍都被消除了。12月12日，贝奈斯前往莫斯科访问，并于12月16日签订了《苏捷战时友好互助与战后合作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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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8042 1943年12月签订的苏捷条约是战争期间苏联同被占领的法西斯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其内容反映了苏联战后对中东欧政策的基本倾向和目标。1944年1月10日，迈斯基在给莫洛托夫的供内部研究使用的呈文中这样阐述了苏联的立场：“苏联的目标是组建独立的和富有活力的波兰，但我们对出现一个强大的、有实力的波兰不感兴趣。过去波兰一直是俄国的敌人，今后波兰是否会成为俄国的朋友，谁也说不准。鉴于上述原因，我们对战后组建波兰的问题应该格外谨慎，尽可能地缩小波兰规模，遵循以民族来确定边界的原则。如果波兰愿意，它可以在这一基础上以第三方的身份参加不久前苏联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的互助条约。”在谈到捷克斯洛伐克时，迈斯基说：“组建一个强大的捷克斯洛伐克来对抗波兰，对苏联是有利的，因为捷克斯洛伐克居民的政治情绪，以及不久前签订的为期20年的苏捷互助条约，使得捷克斯洛伐克可以成为在中欧和东南欧保持我们影响的传导者。”[44]1943年的苏捷条约是苏联在战时外交中取得的重大胜利，同时也是大国协调利益的结果。贝奈斯的民主观念及其给捷克斯洛伐克在东西方之间的定位符合斯大林战后对中东欧的战略意图，斯大林接受并推而广之，借助苏军解放中东欧的历史契机成功地把这一地区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1944年末，惊慌失措的丘吉尔急忙飞抵莫斯科同斯大林就划分东南欧势力范围问题达成百分比口头协议。[45]其实，此时苏联方面已实现了预定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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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8047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1706460298]

1706468048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二 斯大林在捷推行联合政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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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8050 捷克斯洛伐克民族抵抗运动有两支领导力量，一支是贝奈斯领导的驻伦敦流亡政府，一支是捷共在莫斯科的领导中心。苏联在与贝奈斯流亡政府保持政府层面关系的同时，也在通过共产国际与捷共保持着联系。二战期间，捷共执行联共（布）（经过共产国际）的指示，通过开展游击运动掌握了武装，通过建立民族委员会掌握群众，二战后期成长壮大起来，成为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推行联合政府政策的依靠力量。联共（布）帮助捷共制定了科西策政府纲领，纲领的基本精神与斯大林从“大国合作”战略出发在东欧推行联合政府政策相吻合，纲领的实施也就意味着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政策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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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8052 1944年10月，苏军解放了外喀尔巴阡乌克兰，随即出现了要求合并到苏维埃乌克兰的事件。[46]1945年1月，苏军开始了解放斯洛伐克的行动。贝奈斯担心斯洛伐克也会出现类似外喀尔巴阡乌克兰事件，决定同苏军一同进入斯洛伐克。经过协商，贝奈斯接受了苏方的建议，准备携流亡政府成员途经苏联回国，并在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和捷共领导人会谈。[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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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8054 在贝奈斯访问莫斯科前夕，为迎接同贝奈斯即将举行的谈判，捷共在联共（布）的帮助下积极进行准备。1945年1月23日，斯大林同捷共中央主席哥特瓦尔德在克里姆林宫进行了会谈。按照当时的惯例这种性质的会谈一般不做会议记录，不过根据后来的事件及相应的回忆录来判断，很有可能谈的正是关于捷克斯洛伐克未来国家制度，针对贝奈斯来访捷共应采取的措施等内容。科佩茨基在回忆录中谈到了这次会谈，据他讲此次会谈的内容是哥特瓦尔德告诉他的：“哥特瓦尔德在前半夜去拜访了斯大林，那次会谈持续了6个小时，一直到早晨7点”，斯大林带着某种好感谈了捷克斯洛伐克，捷克和斯洛伐克人民，称赞他们有民主政治性和心地善良，还谈了德意志人的情况。斯大林指出，斯拉夫人应该行动起来，“避免德国这架军事机器怪兽再次制造惨剧”。按照科佩茨基的话说，“哥特瓦尔德同斯大林讨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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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8056 在组建第一届民族阵线政府问题上，贝奈斯一直坚持伦敦流亡政府迁回国内，同时吸收共产党人加入政府的办法。早在1943年12月贝奈斯访问莫斯科时，就同哥特瓦尔德谈到过战后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制度及对外政策问题，哥特瓦尔德表达了“民族阵线在战后必须继续存在下去”和“同苏联结成牢不可破的友谊”的态度。[49]1945年2月1日，哥特瓦尔德和科佩茨基同联共（布）中央国际部负责人季米特洛夫进行了会谈，季米特洛夫在日记中仅做了简要记述：“商讨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活动和贝奈斯访问苏联的事情。”[50]第二天，2月2日，哥特瓦尔德就组建临时政府问题给贝奈斯的电报大致能反映出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哥特瓦尔德在电报中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认为，就成立共和国第一届政府问题进行谈判是时候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准备参加谈判”，随后以不容置疑的口气邀请贝奈斯立即来莫斯科就成立第一届民族阵线政府及捷苏关系中的重要问题进行谈判，指出：“我们认为这是合适的。”[51]显然，哥特瓦尔德能以如此口气说话，说明捷共目前的实力已非昔日可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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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8058 此后捷共国外局[52]立即着手草拟新政府纲领和章程的工作。2月23日，哥特瓦尔德向联共（布）中央国际部递交了关于新政府组成的草案。根据这一方案，新政府应由20人组成，其中捷克人14名，斯洛伐克人6名。新政府就其组成而言，应当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民族阵线政府，并联合所有主要的政治集团。[53]3月10日，哥特瓦尔德向联共（布）中央国际部提交了拟定的政府纲领草案。哥特瓦尔德在附信中说：“根据自身的经验我们知道，他们对总的提法是会表示同意的”，“我们在政府纲领草案中提出的大部分问题会被贝奈斯接受”，哥特瓦尔德向季米特洛夫请求“以你们的建议和指示帮助我们完成这项任务”。[54]3月19日，新任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佐林在就任前夕对捷共提交的政府纲领草案作了严厉批评，他说：“全文都需要加以修正，使捷克斯洛伐克保持面向苏联和巩固斯拉夫人民团结政策的同时，还应强调捷克斯洛伐克同英国、美国和法国等联合国家保持友好关系，消除关于对外政策中的斯拉夫路线和中、东欧斯拉夫人民团结等尖锐的表达方式。”这些意见在最终形成文本时都受到重视。关于民族政策也提出了意见，佐林认为：“尽管谈到了捷克民族和斯洛伐克民族权利平等，但关于现今国家存在形式的问题说的模糊不清：既没有谈到斯洛伐克自治的问题，也没有谈到捷克与斯洛伐克联邦的问题。为了克服斯洛伐克的分离主义，特别是德国人的毒化教育影响，显然，应该明确谈到斯洛伐克在统一的捷克斯洛伐克框架内存在这个问题。此外，必须谈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问题（首先是乌克兰人和鲁辛人）。”这部分意见未被考虑，看来佐林作为新任大使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与敏感性了解不够。佐林还提出了其他一些意见，之后他把意见报送给莫洛托夫，莫洛托夫对佐林的报告作了简要批示：“1.斯拉夫联盟（联盟＋中欧和东欧）；2.外喀尔巴阡乌克兰立即转交并合并到苏维埃乌克兰；3.两个共和国（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55]从最后公布的文本来看，苏方的大部分意见都被采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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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8060 1945年3月11日，贝奈斯携带政府成员从伦敦出发，3月19日抵达莫斯科。与此同时，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代表也应邀来到莫斯科，根据斯洛伐克共产党[56]和民主党的协议，双方共同组成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代表团参加谈判。[57]作为此次谈判的会议记录员，时任捷共驻贝奈斯伦敦政府代表的拉什托维奇卡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比较完整地叙述了谈判过程，此外，捷共国外局领导人科佩茨基和贝奈斯的私人秘书塔波尔斯基也都在各自的回忆录中谈到了会谈情况。总统贝奈斯作为超党派代表不参加谈判，而去同苏联领导人就捷苏关系和战后合作问题进行会谈。3月22日，捷克斯洛伐克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各政治力量之间的谈判在捷驻苏联大使馆举行，参加谈判的各党派有：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国家社会党、天主教人民党、社会民主党、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斯洛伐克共产党和民主党）。会议共进行了一个多星期，主要议程有两项，一是讨论政府纲领，二是决定第一届民族阵线政府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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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8062 经询问各政党均未准备政府纲领草案后，哥特瓦尔德向与会代表提交了由捷共起草的政府纲领草案。草案共16章，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第六章关于捷克同斯洛伐克民族之间的关系上。原文表述为：“建立在各团体和地区民族委员会基础上的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政府不仅把其看作是斯洛伐克民族自治区的合法代表，也是斯洛伐克领土上国家政权的代表（司法权、执政权和执行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职责是在同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和作为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执行机关的斯洛伐克民族执行委员会密切协调的基础上解决共同的国家事务。”恰恰是这一表述方式引起国家社会党代表斯兰斯基、人民党（天主教）代表加拉和社会民主党右翼代表迈耶尔的坚决反对。加拉说：“政府不能承担属于选举出来的未来民族委员会的权力和责任。”斯兰斯基立即支持加拉说：“我现在要说，这种说法无法使我们信服，我们之间没有统一，这不是基于现今斯洛伐克形势的看法，而是把目前的结构以某种形式常态化了。”哥特瓦尔德反驳说：“是斯洛伐克人民想要这样，请不要忘记这一点。”斯兰斯基回答说：“如果斯洛伐克人民同捷克人民能达成协议的话，不排除把目前的形势最终常态化的可能，但是，我们不能承担为时尚早的责任。……解决未来国家联合形式的问题不能只由斯洛伐克人说，还要听捷克人的意见。”科佩茨基坚决支持斯洛伐克人民的意见，他说：“政府应该清楚地声明放弃‘捷克斯洛伐克民族’这一错误概念，斯洛伐克是个民族，而不只是文化上别具一格的人民”，“每个民族都应该成为自己土地的主人。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声明自己是斯洛伐克地区政权的唯一代表”。争论的实质在于捷克地区的中央集权主义同斯洛伐克民族主义之争。二战期间，斯洛伐克在德国的庇护下获得独立地位，他们追求的目标是联邦制的共和国，不想恢复到慕尼黑之前的状态。在争论过程中，捷克地区各政党代表（捷共除外）以退场相威胁，谈判有破裂的危险。在这个时候，很有可能贝奈斯对国家社会党人做了说服工作，最后采取了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的表述方式，即“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着力以法律解决捷克民族和斯洛伐克民族之间的关系，确定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作为斯洛伐克人民的政权机关（拥有司法权、执政权和执行权），由捷克民族和斯洛伐克民族选举出的司法代表解决中央机关和斯洛伐克机关之间权限划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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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8064 在政府成员分配比例问题上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论，最后结果为：新政府25名成员有7位共产党代表，3名社会民主党代表，3名捷克社会党代表，4名斯洛伐克民主党代表，3名人民党代表，5名非党人士。亲近共产党的左翼社会民主党人费林格领导内阁。捷共和斯共代表占有两名副总理的岗位（哥特瓦尔德和西罗基），以及内务部长、情报部长、农业部长、社会保障部长和外交部国务秘书的岗位。这样，在政府组成中，捷共和斯共就控制了政府中的关键岗位，其深远影响在1948年二月政变时显现出来。塔波尔斯基指责说：“为了进一步加强控制，捷共又借口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斯洛伐克共产党是两个分开的党，硬让它们的领导人获得两个副总理的职位。”[58]显然，塔波尔斯基并不清楚捷共同斯共在1939～1949年期间一直是组织上分立关系，另一方面，斯共是以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的身份参加谈判的，同时也是斯洛伐克利益的代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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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8066 3月31日，贝奈斯及其政府随员离开莫斯科回国，4月4日抵达斯洛伐克东部城市科西策，4月5日在这里发表了关于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阵线第一届政府成立及批准其纲领的声明，政府纲领被命名为科西策纲领。纲领规定，目前政府最重要的任务是同苏联和其他盟国并肩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直至完全解放共和国，为全国大选作准备；在军队建设方面规定，按照苏军的样式迅速建立新型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在经济领域规定，要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决定剥夺敌人和卖国贼的财产，对重要的工业企业、银行、矿山等收归国有，实行土地改革，没收敌人和通敌分子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同时保护私人企业和一般商业；在民族关系上规定，政府将设法使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在新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中享有国家法律保证的平等地位，使斯洛伐克语和捷克语具有完全平等的地位；在对外政策方面规定：捷克斯洛伐克的对外政策以同苏联结成最亲密的联盟为基础，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同苏联实行广泛的合作。在斯拉夫兄弟关系的基础上，同波兰、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保持友好关系，同时也表示希望加强同英美的联系。[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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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8068 总体看来，科西策纲领是一份性质比较温和的纲领，既没有提出解决生产资料的问题，也没有提出剥夺一切资产阶级财产的口号，体现了民族阵线各政治团体协商的精神。同时，捷共的政治观点是在联共（布）通过共产国际的积极影响下形成的，这符合苏联当时追求“大国合作”、维持雅尔塔体系的战略，也是当时捷国内政治力量对比的真实反映，用哥特瓦尔德的话说：“我们不能单独执政，他们也不能单独执政，他们没有我们不行，我们没有他们也是一样，必须同愿意与我们合作的政治集团合作。”[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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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8070 按照苏联同英美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上达成的协议，被解放的欧洲各国在临时政府成立后应立即着手举行自由选举，选出永久政府。在东欧各国中，捷克斯洛伐克是最先进行议会选举的国家。根据民族阵线各政党的协议——从政府和民族阵线到基层民族委员会的各级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中各政党平均分配代表名额，即代表“均等制”——1945年10月28日成立了临时国民议会，其中捷克人200名，斯洛伐克人100名，6个党派所占比例人数相同。临时国民议会着手批准临时政府所颁布的各项命令，但它的主要任务是筹备制宪国民议会选举。[61]到1945年末1946年初，随着苏美从捷克斯洛伐克撤军，进行议会选举的时机基本成熟。1946年1月和3月召开的民族会议通过关于“和睦地”进行选举的决定，规定各政党不能批评民族阵线和政府的政策，而只能宣扬他们的打算。在选举中不能利用总统的权威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不能批评苏联的对外政策。此外，还规定在选举结束后，不管结果如何都将组建联合政府。[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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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8072 尽管存在着上述协定，为了争夺选举的胜利，民族阵线共产党和非共产主义政党之间的思想和政治斗争还是不可避免地趋向尖锐化。1945年12月，苏美从捷克斯洛伐克撤军后，资产阶级政党在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运动中开始积极起来。国家社会党致力于取代共产党成为国内第一大党，他们提出的竞选口号不够具体，主要是捍卫民主、保护私有财产和法制，指控共产党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非爱国者。国家社会党小业主部的报告谈到了该党的计划：“我党定将在其中有着巨大影响的新政府，将不得不从空话转到行动。这将是对一切革命的罪过的纠正。我们相信，这将会是逐步的和彻底的。科西策纲领是所谓的东方纲领，它不适合我们的情况。”[63]为了同捷共争夺选民，国家社会党向被解散的法西斯主义政党（农业党、畜牧业党和人民团结党）的骨干分子打开了大门，希望以此能扩大队伍并取得对共产党的胜利。社会民主党内发生了分裂，左派致力于同共产党进行合作，推进革命，而右派则努力同国家社会党人合作。非共产主义政党，特别是国家社会党坚信自己的实力，认为自己会取得议会选举的胜利，把共产党甩在身后。他们对选举结果是非常乐观的。[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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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8074 斯洛伐克地区的情况更为复杂。斯洛伐克人同捷克人就国家政权体制的争论并未因科西策纲领的签订而得到解决，斯洛伐克民主党和人民党以维护斯洛伐克人利益的姿态出现，这种情况使得斯洛伐克共产党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如果支持联邦制的思想，它可能在捷克地区得不到足够的选票，如果放弃这一思想又担心会在斯洛伐克地区失去威信。为了筹备选举，捷共中央指示斯共采取分裂斯洛伐克民主党的办法来组建第四党，但没有成功。反倒是民主党随机应变，同天主教徒达成协定，巩固了自己的地位。[65]这一时期在斯洛伐克成立了两个新政党：劳动党和自由党。前者实质上是社会民主党的一个分支，刚一成立就得到了斯共的认可。自由党是在斯洛伐克民主党的同意下成立的，主要由天主教教徒组成，该党成为前赫林卡党成员的庇护所。这两个政党的成员较少，影响力弱，主要是斯共同民主党争夺选民的产物。面对即将开始的议会选举，斯共领导层显得缺乏信心。斯共领导人什米特克在同苏联驻捷使馆参赞奇恰耶夫谈到选举问题时说，他认为斯共获胜的前提条件是，中央政府“明确承认斯洛伐克是一个单独民族，承诺斯洛伐克工业化和其他纯斯洛伐克的问题。如果在选举以前这些问题会得到正面解决，那么共产党将取得巨大胜利”。[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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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68076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是一个在议会斗争中拥有丰富经验的政党，在慕尼黑事件以前的共和国议会选举斗争中就多次取得过好成绩，哥特瓦尔德曾任议会议员。捷共从国家解放伊始就已经在为议会选举做着积极准备。捷共还拥有比其他政党更为优越的先天条件：一是慕尼黑事件给国家造成的民族创伤。捷共紧紧抓住这一有力武器，谴责非共产主义政党在慕尼黑时期的懦弱和西方的背叛行为，指出只有同苏联结盟才能为国家的独立提供安全保障；二是来自苏联的解放。苏联军队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作出的重大贡献，增强了捷国民对苏联的好感，斯拉夫民族团结起来的思想在国内非常流行，这种情绪为捷共巩固和增强自己的实力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这种形势下，捷共非常注重自身组织的发展和对群众组织的领导工作，并取得了明显成绩。1946年2月27日，捷共中央总书记斯兰斯基和主席哥特瓦尔德就捷共八大和国民议会选举的筹备情况向联共（布）中央国际部报告说：“截至1946年1月1日，有党组织13193个，其中工厂党组织2950个，地方党组织10239个，党员数量为82.6万名。党提出了在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前把党员数量增加到100万人的任务，迄今为止已接纳了101674名新党员。我们相信，到3月底党员数量将接近100万人。”此外，全国性的群众组织，如青年组织、农民组织、妇女组织和工会等都陆续建立起来，捷共在这些组织中基本都处于领导地位。[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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