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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看来，科西策纲领是一份性质比较温和的纲领，既没有提出解决生产资料的问题，也没有提出剥夺一切资产阶级财产的口号，体现了民族阵线各政治团体协商的精神。同时，捷共的政治观点是在联共（布）通过共产国际的积极影响下形成的，这符合苏联当时追求“大国合作”、维持雅尔塔体系的战略，也是当时捷国内政治力量对比的真实反映，用哥特瓦尔德的话说：“我们不能单独执政，他们也不能单独执政，他们没有我们不行，我们没有他们也是一样，必须同愿意与我们合作的政治集团合作。”[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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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苏联同英美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上达成的协议，被解放的欧洲各国在临时政府成立后应立即着手举行自由选举，选出永久政府。在东欧各国中，捷克斯洛伐克是最先进行议会选举的国家。根据民族阵线各政党的协议——从政府和民族阵线到基层民族委员会的各级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中各政党平均分配代表名额，即代表“均等制”——1945年10月28日成立了临时国民议会，其中捷克人200名，斯洛伐克人100名，6个党派所占比例人数相同。临时国民议会着手批准临时政府所颁布的各项命令，但它的主要任务是筹备制宪国民议会选举。[61]到1945年末1946年初，随着苏美从捷克斯洛伐克撤军，进行议会选举的时机基本成熟。1946年1月和3月召开的民族会议通过关于“和睦地”进行选举的决定，规定各政党不能批评民族阵线和政府的政策，而只能宣扬他们的打算。在选举中不能利用总统的权威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不能批评苏联的对外政策。此外，还规定在选举结束后，不管结果如何都将组建联合政府。[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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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着上述协定，为了争夺选举的胜利，民族阵线共产党和非共产主义政党之间的思想和政治斗争还是不可避免地趋向尖锐化。1945年12月，苏美从捷克斯洛伐克撤军后，资产阶级政党在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运动中开始积极起来。国家社会党致力于取代共产党成为国内第一大党，他们提出的竞选口号不够具体，主要是捍卫民主、保护私有财产和法制，指控共产党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非爱国者。国家社会党小业主部的报告谈到了该党的计划：“我党定将在其中有着巨大影响的新政府，将不得不从空话转到行动。这将是对一切革命的罪过的纠正。我们相信，这将会是逐步的和彻底的。科西策纲领是所谓的东方纲领，它不适合我们的情况。”[63]为了同捷共争夺选民，国家社会党向被解散的法西斯主义政党（农业党、畜牧业党和人民团结党）的骨干分子打开了大门，希望以此能扩大队伍并取得对共产党的胜利。社会民主党内发生了分裂，左派致力于同共产党进行合作，推进革命，而右派则努力同国家社会党人合作。非共产主义政党，特别是国家社会党坚信自己的实力，认为自己会取得议会选举的胜利，把共产党甩在身后。他们对选举结果是非常乐观的。[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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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伐克地区的情况更为复杂。斯洛伐克人同捷克人就国家政权体制的争论并未因科西策纲领的签订而得到解决，斯洛伐克民主党和人民党以维护斯洛伐克人利益的姿态出现，这种情况使得斯洛伐克共产党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如果支持联邦制的思想，它可能在捷克地区得不到足够的选票，如果放弃这一思想又担心会在斯洛伐克地区失去威信。为了筹备选举，捷共中央指示斯共采取分裂斯洛伐克民主党的办法来组建第四党，但没有成功。反倒是民主党随机应变，同天主教徒达成协定，巩固了自己的地位。[65]这一时期在斯洛伐克成立了两个新政党：劳动党和自由党。前者实质上是社会民主党的一个分支，刚一成立就得到了斯共的认可。自由党是在斯洛伐克民主党的同意下成立的，主要由天主教教徒组成，该党成为前赫林卡党成员的庇护所。这两个政党的成员较少，影响力弱，主要是斯共同民主党争夺选民的产物。面对即将开始的议会选举，斯共领导层显得缺乏信心。斯共领导人什米特克在同苏联驻捷使馆参赞奇恰耶夫谈到选举问题时说，他认为斯共获胜的前提条件是，中央政府“明确承认斯洛伐克是一个单独民族，承诺斯洛伐克工业化和其他纯斯洛伐克的问题。如果在选举以前这些问题会得到正面解决，那么共产党将取得巨大胜利”。[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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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是一个在议会斗争中拥有丰富经验的政党，在慕尼黑事件以前的共和国议会选举斗争中就多次取得过好成绩，哥特瓦尔德曾任议会议员。捷共从国家解放伊始就已经在为议会选举做着积极准备。捷共还拥有比其他政党更为优越的先天条件：一是慕尼黑事件给国家造成的民族创伤。捷共紧紧抓住这一有力武器，谴责非共产主义政党在慕尼黑时期的懦弱和西方的背叛行为，指出只有同苏联结盟才能为国家的独立提供安全保障；二是来自苏联的解放。苏联军队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作出的重大贡献，增强了捷国民对苏联的好感，斯拉夫民族团结起来的思想在国内非常流行，这种情绪为捷共巩固和增强自己的实力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这种形势下，捷共非常注重自身组织的发展和对群众组织的领导工作，并取得了明显成绩。1946年2月27日，捷共中央总书记斯兰斯基和主席哥特瓦尔德就捷共八大和国民议会选举的筹备情况向联共（布）中央国际部报告说：“截至1946年1月1日，有党组织13193个，其中工厂党组织2950个，地方党组织10239个，党员数量为82.6万名。党提出了在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前把党员数量增加到100万人的任务，迄今为止已接纳了101674名新党员。我们相信，到3月底党员数量将接近100万人。”此外，全国性的群众组织，如青年组织、农民组织、妇女组织和工会等都陆续建立起来，捷共在这些组织中基本都处于领导地位。[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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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筹备选举和明确党在下一阶段的工作任务，1946年3月28～31日捷共在布拉格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68]哥特瓦尔德在《今天的形势、党的政策及其行动纲领》的报告中阐述了捷共的战略和策略，他指出：“从劳动人民的观点来看，保持和巩固我们目前内外政策的方针，保持和巩固这一政策的人民的、民主的性质，彻底地实现和进一步创造性地发展我国民族民主革命已经开始的所有东西，这是一切问题中的问题，一切任务中的任务。”具体行动纲领主要包括如下内容：制定新宪法巩固民族民主革命的成果；维护民族委员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让捷克人同斯洛伐克人在国家中处于平等地位；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清除战争后果，改善劳动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开展国有化和土地改革运动；结束向边区移民工作；进行赋税改革和建立社会保障体制，等等。[69]根据八大会议决议，捷共为筹备议会选举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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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加强对工会组织的领导，开展工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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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届统一工会联盟代表大会开幕，捷克斯洛伐克工会联盟同斯洛伐克工会联盟合并，捷共领导人萨波托斯基被选为捷克斯洛伐克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大会通过决议，要求进一步开展国有化运动，制定新宪法和巩固国有化成果，在计划的基础上发展国民经济，强调斯洛伐克地区工业化的重要性等。[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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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加强宣传，开展群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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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会议结束后，党的基层组织活跃起来，在各级群众组织中努力开展工作。提出“为祖国多工作”的口号，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党报党刊对此广泛宣传。利用五一劳动节群众集会广泛宣传共产党的竞选纲领，哥特瓦尔德呼吁：“人民应该给我们力量和全权，以便我们在民族阵线中起到重要作用，必须这样做才能使民族阵线继续前进，而不是后退。”[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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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争取有利于共产党的竞选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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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拟定选举法的过程中捷共成功地实现了民主化的目的，规定：所有的候选人必须是民族阵线各政党的代表，不能以私人身份参加竞选。这项规定限制了非民族阵线政党参与政治生活的可能性，尤其是被解散法西斯主义政党的骨干分子。所有有选举权的公民都可以在现居留地投票，而不是依据先前的居住地。这项规定的意义在于，德意志居民被迁移后，许多迁移到边区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得到了土地和生产资料，选举结果显示边区移民基本都投了共产党人的票。拥有选举权的公民年龄由21岁降为18岁。共产党在青年组织中拥有很强的影响力，降低选举年龄限制有利于争取青年选民。[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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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前夕，捷共从基层得到情报：共产党将会获得41%的选票，社会民主党：15%～16%，国家社会党：22.5%，天主教人民党：21%。[73]共产党对取得选举胜利充满信心。5月26日选举如期举行，选举结果如下：在捷克地区，共产党得到43.26%的选票，国家社会党得到25.21%，天主教人民党得到16.27%，社会民主党得到14.95%，弃权票为0.31%。在大型企业，共产党对在这里取得胜利充满信心，他们得到了60%～70%的选票。在斯洛伐克，民主党取得了胜利，得到62%的选票。斯洛伐克共产党得到30.37%的选票，劳动党和自由党得到3.11%和3.73%的选票，弃权票为0.79%。[74]这样，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占据了300席中的151席。尽管选举不能保证任何一个政党取得绝对的优势，但捷共作为最强的政党获得了组建民族阵线政府的权力。在当时，捷克斯洛伐克非共产主义政党和西方的一些观察员基本都同意5月26日举行的议会选举是公正而自由的，是遵守了民主形式的。[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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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7月2日，在哥特瓦尔德的领导下组建了捷克斯洛伐克新政府。26个岗位中有9个由共产党人占据，国家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各占4个岗位，天主教人民党占3个岗位，无党派人士占2个岗位。共产党除了得到副总理的岗位外，还得到7个重要的部长职位，其中包括内务部长、农业部长、财政部长、对外贸易部长、情报部长、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长、外交部国务秘书。[76]在政府和民族委员会中巩固了自己的势力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开始进一步“从上层”推动社会变革，和以前一样，仍在人民民主的口号下进行，争取到国内各阶层广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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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选举结束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成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政党，第一次成立了以共产党为首的新政府，毫无疑问，民族阵线中的其他政党密切关注着捷共将要采取的施政方针，共产党面临着执政考验。7月8日，哥特瓦尔德向民族委员会提交的第三届民族阵线政府纲领被称之为《建设纲领》，这份纲领是根据捷共八大会议决议起草的，它是对《科西策纲领》的继承和发展。该纲领的目标是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制度”：在政治方面，打算制定和通过新宪法，将民族民主革命的成果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在经济方面，制定和通过《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两年计划》；在对外政策方面，巩固和发展同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合作，这是国家安全和独立的保障，等等。[77]在议会讨论这个纲领的过程中，国家社会党、人民党和民主党没有提多少反对意见，而社会民主党则表现得非常冷淡。[78]7月11日，略加修改后的纲领获得了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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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力量对比条件下，捷共把获得苏联的帮助与支持视作稳固自己在国内统治地位的外部保障，同时更需要就党目前应采取的战略和策略问题向斯大林进行请示。1946年7月，以哥特瓦尔德为首的新政府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访问。访问期间，双方就两国在国际舞台协调行动、军事合作、交通联系以及签订贸易协定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苏捷双方7月会谈最重要的成果是签订了《关于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军战利品协定》，根据这项协定，苏军在捷克斯洛伐克所拥有的一切战利品，其中包括上百个合成纤维厂、金属加工厂，以及其他一些企业都转交给捷克所有。[79]这是政府层面的谈判，而在哥特瓦尔德同斯大林的私人会谈中，斯大林表达了关于通往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式道路的看法。斯大林说：“正如经验和马列主义经典教导我们的那样，通过苏维埃和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并不是唯一的道路，因为在确定的条件下可能存在其他的道路。”接着斯大林指出：“的确，在希特勒德国被打败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场战争一方面付出了巨大牺牲，另一方面揭穿了统治阶级的面具，广大群众的自我意识增强了。在这样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许多可能性和道路。”具体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实际情况，斯大林指出“捷克斯洛伐克存在着通往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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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可以发现，尽管斯大林在此前也多次发表过类似的言论，但在捷共取得国内议会选举胜利之后的几次谈话更具意义。[81]无疑，捷共在议会选举中的胜利验证了斯大林的良好打算，使他确信东欧各国“以民族道路通往社会主义”策略的正确性。哥特瓦尔德正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来制定捷共的策略和政府的施政方针的，即借助人民民主这个平台同民族阵线的伙伴继续合作，同时利用和平手段发展和深化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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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建设纲领中的经济部分应从制定和批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两年计划》着手，《两年计划》反映了捷共发展经济的基本观念，即强调计划的作用，面向斯拉夫国家的对外贸易方针，着力解决市场和原料的问题。其基本内容可概括为：①彻底恢复被占领者破坏的国有经济，到1948年底工业生产水平提高到战前水平的10%，强调要集中主要精力发展关键工业；②农业生产要达到战前水平，在农村要完成社会经济改革，特别是土地改革；③消除斯洛伐克地区的落后局面，依靠斯洛伐克地区的资源和把捷克地区的一些企业迁至斯洛伐克为工业化奠定基础；④完成向边区移民任务，彻底恢复那里的工业和农业生产。与此同时，还提出政府打算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住宅条件，进行有利劳动人民的赋税改革，等等。[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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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阵线中的各党派围绕计划的思想和计划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产生了争论。《两年计划》的制订者——共产党人把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纲领的基础，打算通过成立中央经济部来实现对私有资本的监督。非共产主义政党认为中小企业、手工作坊和农业生产是物质生活水平的基础。最后，捷共被迫向自己的同路人作出让步，如承认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事实，维护私有者的利益，银行的监督功能仅适用于国有企业等。[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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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秋天，朱里什领导的农业部制定了深化土地改革的六项法律：关于重新审查1919年的土地改革；关于清除地主占有的分散土地；关于巩固农民在土地改革时得到土地的所有权；关于土地所有者的继承权的问题；关于在完成两年计划过程中向农民提供帮助的问题，等等。[84]共产党人在没有把自己的建议提交给政府和民族委员会进行讨论的情况下就把这些法律草案的内容告诉了农民，组织各农民委员会对这些法律草案进行讨论，农民衷心拥护共产党人提出的这些法规。共产党的做法和法律草案的内容引起非共产主义政党的不满和批评，在这种情况下，捷共发动农民进行集会、游行和选派代表团向国会请愿，以此向政府施加压力，最后到1947年夏天，共产党成功地迫使国会通过了这六项法律。[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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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斯洛伐克工业中的老问题是原料和市场，不管以什么观念发展经济，这两个问题都是首先要面对和解决的。两年计划的设计者指望首先通过来自东方的投资以保障捷克斯洛伐克的出口，其次进口原料和从西方购买先进设备。这种观念的倡导者主要是基于国际市场对重工业品的稳定需求，同时对消费品的需要逐渐下降这样的考虑。另一方面，捷共领导层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把两年计划看作是经济行动，而首先是政治行动。它的实现是同“在国内深化革命”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党内的一些激进势力早在制订两年计划时就把它看作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建设社会主义的阶梯”。[86]在这种观念指导下，苏联同捷克斯洛伐克1946年的贸易额显著提高。1945年贸易额仅为2.65亿卢布，而1946年上半年就达到了24.52亿卢布，提高了将近10倍。捷克斯洛伐克对苏联出口从1945年的580万卢布增长到13.7亿卢布，苏联对捷出口由2.07亿卢布增长到10.82亿卢布。[87]同时，捷克斯洛伐克同波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各国也签订了五年贸易协定。同欧洲其他工业国家相比，1945～1947年捷克斯洛伐克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1947年国内工业增长指数达到战前水平的92%，战后欧洲对商品的需求为捷克斯洛伐克工业品出口创造了有利条件：截至1947年年中，捷克斯洛伐克出口占1937年出口水平的83.6%，而进口达到94.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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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共产主义政党指责这种经济发展观念使“捷克斯洛伐克成为苏联和苏联集团国家的‘机床厂和钢铁厂’，它们指出：同苏联和东欧各国签订的经济协定所承担的责任超出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能力；维持同西方的经济往来有利于国内生产现代化，保障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变更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业结构是有害的，这将导致捷克斯洛伐克脱离世界技术革命而处于落后状态。它们还认为：经济发展应“从捷克斯洛伐克的现实经济条件出发，考虑到国内原料不足和工人技工有丰富的生产经验，经济改革应主要集中在消耗能源最少，而又能最大限度地使用工程师、工人技工的领域”。[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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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经济发展的成就掩盖了潜在的弊病，这种情况在1946～1947年冬天开始反映出来，初期的征兆是对外贸易出现了困难。到1947年下半年，同各国的贸易出现了15亿克朗的债务，并有进一步扩大化的趋势。再加上1947年出现的旱灾，导致粮食供应不足，必须立即进口粮食和饲料。正在这时，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宣布了向欧洲国家进行援助的演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各政党从民族利益出发希望参加马歇尔计划。然而，捷克斯洛伐克战后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莫斯科的态度就成为捷能否参加马歇尔计划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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