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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萨里克和德尔蒂纳，包括哥特瓦尔德，都试图以捷克斯洛伐克对西方贸易的依赖来解释参加马歇尔计划的必要性。马萨里克说：“有这样一个事实，我们60%～80%的企业都依赖于西方，为了不错过得到某种贷款的可能性必须去巴黎参加会议，这样，本国企业的领导人才不会停止对我（马萨里克）的信任。”德尔蒂纳说：“捷克斯洛伐克同其他斯拉夫国家相比是另一种情况，生活水平依赖外贸，而外贸，很遗憾，依赖西方。”德尔蒂纳提醒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一致通过了参加巴黎会议的决议，要求苏联政府能在某种程度上调和一下自己的立场。（捷方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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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明确表示准备购买捷克斯洛伐克一些如石油工业管道等重工业品，而哥特瓦尔德说：“捷克斯洛伐克向西方大量出口轻工业和纺织业品，而苏联暂时还不购买这些产品。”斯大林回答说：“为什么不买？我们要买的。”哥特瓦尔德还请求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联合公报中写明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的来访苏联将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斯大林再次做出将给予捷克斯洛伐克经济援助的承诺。斯大林强调指出：“至于你们，在巴黎会议上将会得到如下验证：随后会变得很明显，接受邀请可能被解释为反对苏联的先锋，特别是因为，任何一个斯拉夫国家和东欧国家都没有接受邀请”。（双方记录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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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谈结束时，斯大林再次提醒哥特瓦尔德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所有成员，必须在今天，即在1947年7月10日就拒绝参加巴黎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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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清晨，哥特瓦尔德、马萨里克和德尔蒂纳致电贝奈斯：“无论斯大林，还是莫洛托夫，都没有隐瞒他们对捷克斯洛伐克接受巴黎会议邀请一事非常惊讶”，同时，根据斯大林的说法，贝尔格莱德、华沙和布加勒斯特都向苏方询问关于参加巴黎会议的事。而捷克斯洛伐克在决定参加会议前都未向莫斯科询问过，如果7月6日马萨里克向苏联代办询问一下的话，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在电报的结尾部分，哥特瓦尔德、马萨里克和德尔蒂纳一致同意这样阐述：“立即召集政府中能召集到的所有成员，向他们通报我们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会谈的内容。我们认为，你们必须接受关于废止参加巴黎会议的决议，并就此事发表声明，其中官方声明于第二天下午（也就是同一天，7月10日）在这里（莫斯科）发布。此外，把自己的决定立即通过电话告诉我们。”[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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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12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会议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钟。但会议的主题不是讨论捷克斯洛伐克是否参加巴黎会议的问题，而是讨论在决议案中如何表述捷克斯洛伐克拒绝接受英法邀请这件事。捷共坚持以捷克斯洛伐克的盟友拒绝参加巴黎会议作为捷克斯洛伐克拒绝的基本理由，而资产阶级政党代表则坚持在政府公报中应写明，捷克斯洛伐克做出这样的决定不是自己的意愿，而是在外部压力下做出的。会议开了一整天，双方争持不下，到了晚上精疲力竭的部长们终于一致通过了如下方案：“由于一系列国家都拒绝参加巴黎会议，其中包括斯拉夫各国和东南欧各国，这样，同这些国家保持紧密经济政治联系，并依据条约义务的捷克斯洛伐克也不能参加巴黎会议。在这种情况下，捷克斯洛伐克参加巴黎会议会被解释成旨在违反同苏联和其他盟国友谊的行为。据此出发，政府一致通过决定不参加上述会议。”[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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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结束了对莫斯科的访问，在当天发表的公报中并未提及“马歇尔计划”的事，只是模糊地说，“双方代表讨论了与捷苏双边关系有关的一些重要问题。这次会议显示了双方观点的一致，并通过了统一的决议案。”[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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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捷克斯洛伐克由苏军解放并进入苏联的势力范围。按照捷克斯洛伐克奠基人、思想家、政治家贝奈斯和马萨里克的设想，战后的捷克斯洛伐克应该成为东西方之间的桥梁。在对外政治方面应该“50%面向东方，50%面向西方”，但在经济方面要保持同西方的经济往来，确保国家参与新的工业革命浪潮。这种战略设想存在的前提是反法西斯盟国的合作能维系到战后，而在战后美苏关系逐步进入冷战的情况下，这一设想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继联合政府政策在西欧推行失败——法共和意共被逐出政府——后，苏联对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的动机变得更为审慎，而共产党并非占有压倒性地位的捷克斯洛伐克联合政府正是东欧战线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在得到捷政府通过准备参加马歇尔计划的消息后，斯大林向捷政府下达了最后通牒，强令捷政府取消参加巴黎会议的决定。这一事实充分说明，苏联在东欧的军事政治存在是战后初期捷克斯洛伐克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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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对东欧各国的经济控制，防范西方利用经济援助向东欧进行经济渗透的危险，苏联同东欧各国陆续签订了一系列经济贸易协定，被西方称之为“莫洛托夫计划”。[114]两年后建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即独立于西方市场之外的苏东社会主义经济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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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禁止捷克斯洛伐克参加马歇尔计划是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发展道路的转折点。在莫斯科的帮助下，捷共在国内围绕经济发展观念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此后，哥特瓦尔德政府在对外贸易方面坚持面向苏联和斯拉夫国家的方针，对内进一步推行国有化改革和土地改革，用计划经济观念发展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成为苏东军事政治集团的“机床厂”。结果，使这个战前就已经进入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失去了参与新的工业革命的机会，并逐步落后于西方。在莫斯科的“帮助”下，捷克斯洛伐克实现了经济发展道路的转轨，此后，无论是联共（布）中央，还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都把实现政治转轨的任务提上了日程，只是在实现的时间和方式上捷共同莫斯科存在着一定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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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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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四 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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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是美苏冷战战略确立和冷战格局形成的一年。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出台后，法共和意共被逐出政府，斯大林推行的联合政府政策在西欧随之破产。针对美国提出的马歇尔计划，斯大林在经过短暂的犹豫后，认清了美国借助马歇尔计划向东欧进行经济渗透的企图，不仅自己抵制，也禁止东欧各国参加马歇尔计划。这一事件的重要影响是斯大林决定把拟建中的共产党新国际机构的职能，从仅仅交换情报，沟通情况，转变为协调各国共产党的行动方针，这表明苏联对外战略思想发生了改变。由此，苏联战后初期推行的大国合作战略就转变为集团对抗战略。在1947年9月召开的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会议上，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宣布了“阵营对抗理论”，并通过批判法共和意共，训导东欧各国共产党以议会外斗争的方式夺取国家政权。随后东欧各国共产党陆续完成了建立垄断政权的任务，而在这方面，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显然落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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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阵线政府各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明显折射出国际舞台斗争的影子。随着民族民主革命的完成，联合政府的“协议机制”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共产党和资产阶级政党围绕国家下一步该向何处去的问题发生了分歧，双方都坚持以自己的民主观念来建立相应的社会制度。在这种情况下，“谁战胜谁”的问题变得迫切起来。为了取得夺权斗争的胜利，联合政府中的各政治力量进行了分化组合，并逐渐形成两大政治集团：一方是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为首的左翼集团，它们得到了莫斯科的外部支持；另一方是以国家社会党为代表的右翼集团，它们努力向西方寻求支持，但它们得到的只是一些空洞的口头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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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阵线政府面临的诸多问题中比较棘手的有两个：一是1947年夏末的旱灾造成的粮食歉收，由此引起的粮食供应问题；二是捷克中央集权主义与斯洛伐克分离主义的斗争。哥特瓦尔德政府经受住了考验，成功地解决了粮食问题和民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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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夏末，捷克斯洛伐克遭遇了罕见的旱灾，各类农作物的收成与预计产量比较，粮食只达到63%，土豆48%，饲草1/3。[115]政府被迫降低了供应标准，这引起了黑市猖獗。资产阶级政党借经济困难之机向共产党发难，把困难归咎于哥特瓦尔德政府推行的国有化和土地改革方针，说这是拒绝参加马歇尔计划的结果；同时唆使农民拒不完成国家收购任务，建议他们多考虑一下自己的利益。在他们看来，“形势越坏，对我们就越好”。[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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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粮食危机，哥特瓦尔德政府向苏联和美国政府都提出了援助请求，对此，美苏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态度。因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拒绝参加马歇尔计划，美国回绝了捷政府的请求。美国驻布拉格大使斯坦哈特在给华盛顿的报告中写道：目前捷克斯洛伐克的灾难“非常有好处”。“我认为今后约三四个月时间内就要摊牌了，那里真正紧要关头就要到来，形势将发展到使我们可以提出一些条件”。“我们最好是听其自然”，“在我看来，目前阶段靠后站和对求援的呼吁充耳不闻，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马萨里克对美国的这种态度十分失望，他说：“华盛顿对我（没有参加巴黎会议）的处境一点也不理解，他们不答应我们所请求的贷款和援助是极严重的错误。”[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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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苏联领导层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援助请求非常重视。在接到哥特瓦尔德的求援信后，11月29日，斯大林通知哥特瓦尔德：“我们可以向你们提供60万吨粮食，而不是我们先前答应的40万吨和你们要求的55万吨”，并保证“在年末就向你们供应10万吨粮食”。斯大林还同意可以捷克方面提出的价格购买苏联的重工业设备，并建议在最近四五天内就签订贸易条约。[118]斯大林不仅满足了哥特瓦尔德的援助请求，而且还主动增加了援助的数量。其实这一时期苏联的摩尔达维亚、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也发生了因干旱而引起的饥荒。按照赫鲁晓夫回忆录的说法，由于饥荒，在苏联国内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况。[119]苏联的援助改善了因莫斯科禁止捷克斯洛伐克参加马歇尔计划导致的苏联在捷影响力下降的局面，而美国的做法则令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中的资产阶级政党阁员和普通居民非常失望。捷共对苏联的援助广为宣传，同时攻击美国对捷饥荒所采取的行为是“利用饥荒扼杀人民民主国家的帝国主义豺狼的企图”。[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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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寻找外部援助的同时，捷共集中力量做农村工作。根据哥特瓦尔德的提议，在政府中组建了粮食问题特别委员会，它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克服粮食供应困难，说服农民履行交售义务，同时揭发地主、富农和其他不履行义务的人。粮食问题委员会的成员主要由工人、有觉悟的农民、各政党和全国性群众组织的代表构成。[121]为了扶助遭到歉收损害严重的小农和中农，捷共建议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同时对受灾农民提供物质援助。政府各党派一致同意采取这些措施，但在这笔款项筹集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捷共建议向地主、企业家、商贩和其他一些拥有资产达100万克朗的人征收特别税，非共产党部长则要求这些款项应由国库支出。在9月2日举行的政府会议上，12名非共产党部长否决了捷共提出的关于征收百万富翁税的建议。[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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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法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捷共转而寻求群众支持，把非共产党部长的行为公诸于众，提出了“让富人出钱！”的口号。随后全国各工厂委员会、农民委员会和各群众组织纷纷举行集会，向政府呈交要求通过征收百万富翁税的呼吁信。捷共的建议得到费林格领导的社会民主党的支持，9月11日，捷共与社会民主党领导层就征收百万富翁税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还规定两党就其他重要问题进行协商，共同承担巩固民族阵线的责任。最后，非共产党部长被迫做出让步，在10月21日召开的政府会议上一致通过了征收百万富翁税的决议。[123]在这场围绕经济问题而展开的政治斗争中，苏联及其支持下的捷共取得了全面胜利，资产阶级政党集团及它们指望的西方则名誉扫地。这次胜利为捷共即将开始的夺权斗争增加了胜利的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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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秋天，捷共还取得了另一场政治斗争的胜利，即通过揭露“斯洛伐克密谋”成功地击溃了斯洛伐克民主党。事件的过程比较简单。1947年9月中旬，国家安全机关公布了“斯洛伐克密谋”的官方消息，随后展开了大规模的逮捕行动。民主党知名活动家布加尔、肯内被指控与旨在从事谋害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镇压斯洛伐克民族起义者的地下反动分子有联系。[124]目前还很难判定，这种指控是否属实。值得注意的是，同期东欧其他国家的反共分子均已被除掉，一些领导人，如米科拉伊奇克（波兰）、纳吉（匈牙利）逃亡西方，另一些人，如马尼乌（罗马尼亚）则被捕受审。“斯洛伐克密谋”事件被揭露出来后，斯洛伐克各工厂委员会展开宣传活动，要求改组民族执行委员会。10月31日，执委会主席胡萨克和15名执委会部长中的5名成员提出辞职，并向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提出执委会全体成员集体辞职的要求，遭到斯洛伐克民主党的拒绝。布拉格中央政府责成哥特瓦尔德同各党派就改组斯洛伐克执委会的问题进行谈判。在11月17～18日召开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民族阵线会议上，经过协调最后解决了这个问题。民主党丢掉了执委会中的全部席位，而斯洛伐克共产党在新执委会中占有了主席和4个部长席位，被斯洛伐克民主党合并的劳动党和自由党各获得2个席位，无党派人士获得2个席位。[125]对捷共来说，通过揭露“斯洛伐克密谋”沉重打击了斯洛伐克民主党，巩固了斯共在斯洛伐克地区的实力。对布拉格中央政府来讲，这一事件暂时解决了捷克人同斯洛伐克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强化了中央集权。捷共似乎看到了通过这一手段打击对手的良好效果，捷共领导人、农业部长朱里什打电话给《红色权利报》主编诺维说，需要经常地揭露密谋，而且不只是几天一次。[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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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7年末各党派围绕经济问题进行的斗争中，捷共取得了全面胜利。从斗争的手段来看，既使用了议会斗争方式，也使用了议会外的斗争方式。但从斗争的目标来看，这还不是最后的夺权，捷共把建立对政权垄断的目标寄托在定于1948年3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上。在此之前，东欧各国共产党均完成了夺权任务，只有捷克斯洛伐克还没有左转，这种情况令莫斯科非常恼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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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共和意共被逐出政府后，莫斯科最为担心的就是捷共的命运。捷克斯洛伐克有着比较浓厚的议会传统，资产阶级政党势力又很强大，斯大林对捷共能否取得议会斗争的胜利忧心忡忡。1947年6月底，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工作人员古利亚耶夫来到布拉格。他此行的目的很明确：向哥特瓦尔德转交一份日丹诺夫致法共总书记多列士的关于法国共产党不参加政府的信的复印件。斯大林的意图是想让捷共知道联共（布）中央对法共的不满，同时了解一下捷共对这一事件的态度。回到莫斯科后，古利亚耶夫准备了一份有关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分析报告，分别呈送给国家领导人——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贝利亚、米高扬、马林科夫和沃兹涅先斯基。文件指出：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形势的特点是党派之间斗争尖锐，得到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支持的反动分子异常猖獗。他们的活动带有鲜明的反社会主义、反苏联的性质，还大肆宣扬美国人在解放捷克斯洛伐克过程中不存在的功绩，并吹嘘美国和英国的民主是多么美好”。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政策，古利亚耶夫指出，共产党人揭露反动派及其“外国朋友”的宣传具有局限性，因为共产党“并不总能对敌人的宣传和反动党派的群众性集会所造成的危害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报告认为，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不善于掌握国家机器，对国家机关的渗入不够。例如，在由诺塞克领导的内务部里，在部属48个司、局长中仅有14名共产党人；财政部共有这一级别的干部75名，其中只有5名共产党人；在由其他政党的成员担任部长的部，情况比这还要糟。例如，在由社会民主党人劳什曼担任部长的工业部，在131名负责领导工作的人员中只有13名共产党人；在外交部的51名干部中仅有7名共产党人；在司法部仅有2名共产党人，而且这些人均身居次要职位。根据这些事实，古利亚耶夫得出结论：“共产党领导人将其主要的活动集中于争取议会多数，而与此同时却没有采取坚决的措施去夺取反动势力在国家机关、军队、农村，在各中产阶级中占有重要阵地。结果是，一个组织严密和拥有上百万党员的党却没有以应有的方式被动员起来，去同人民民主制度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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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抵制并禁止东欧各国参加讨论马歇尔计划的巴黎会议后，斯大林决定赋予拟建中的共产党新国际机构以协调职能。为了准备这次会议，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收集整理了大量东欧各国共产党所犯错误的材料。9月，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呈交了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现在政治经济形势的报告。文件指出：“共产党领导人满足于议会活动，对巩固党组织的政治问题和党在广大群众中影响的问题关注不够。共产党在民族阵线活动期间对阵线中对手采取了不正确的路线，错误地认为同民族阵线中的反动政党合作是可能的。”随后文件分别举例说明了捷共在民族阵线、国有化、群众组织、军队、少数民族等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最后得出结论说：“从对捷克斯洛伐克现在政治经济情况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国有企业、银行进行的改革，在农村经济采取的措施，两年计划的顺利进行，工人和农民物质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以及共产党在大选中的获胜，都极大地巩固了人民民主制度和民主力量的实力，共和国的国际地位也得到巩固。但随着国际斗争形势的紧张，国内形势也反映出这样的特点，国内反动派在国外反动派，首先是美国和英国的支持下，变得非常活跃。民族阵线中的形势也变得紧张和严重。斯洛伐克反动派积极活动的结果，使得这一地区成为共和国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最薄弱的环节，斯洛伐克的局势非常紧张。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是一个群众性的党，能够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继续沿着民主道路前进，条件是如果它能够快速地消除错误，在利用议会斗争形式的同时，为了巩固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而广泛地利用其他形式。”[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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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对陆续收到的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形势的报告引起了联共（布）中央最高领导层的注意。为了筹备共产党新国际机构会议，8月27日，日丹诺夫在致斯大林的报告中提到了对东欧各国共产党所犯错误进行批评的问题，其中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29]只是后来考虑到内部团结的问题，最后日丹诺夫从批判名单中删掉了捷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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