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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特瓦尔德指定的2月20日政府会议没有召开，因为非共产党部长都拒绝参加会议。他们致信哥特瓦尔德说，在政府2月13日决定未得到执行的情况下，三个政党的部长就不能参加会议。当天，捷政府中的国家社会党、人民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的12名部长向贝奈斯总统递交了辞呈，同时也向哥特瓦尔德总理通知了这一情况。[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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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个右翼政党的部长递交辞呈后，佐林同哥特瓦尔德和斯兰斯基再次举行了会谈。佐林在会谈后向莫斯科汇报说，当他提醒捷共领导人“必须准备采取坚决的行动和可能要违反现行宪法和法律中的一些空洞条文”时，“我感觉到他们非常害怕。哥特瓦尔德说，他们暂时不能去反对总统，但是，如果他们不得不反对他，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回答说，他夸大自己的困难是没有意义的，总统的威信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他们的支持。哥特瓦尔德似乎表示要采取坚决的行动，但是，他想让捷克斯洛伐克没有动荡地通过议会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想法仍然控制着他”。哥特瓦尔德还提出，如果驻德国和奥地利的一些苏联军队开始朝捷克斯洛伐克边境推进，就可以对贝奈斯和所有右派产生影响。他请求佐林把这一要求报告给莫斯科。我答应转达。[156]莫洛托夫答复佐林说，2月22日，《真理报》将发表对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件的评论文章，这样做是可以的，至于苏联驻德国和奥地利的军队向捷克斯洛伐克边境移动一事，这是不合适的。此外，佐林还得到指示，不要单独去拜访贝奈斯，代表团成员也不要拜访朋友。[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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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捷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制定了如下行动方案：不能让全体内阁成员都辞职，同时，给反动派部长返回内阁设置障碍，维持民族阵线的存在，用愿意与共产党合作的新人补充进入内阁，发动群众支持这一计划。主席团还讨论了关于筹备工厂委员会和民族阵线中央委员会会议的问题。会议决定于2月21日在布拉格老城广场举行群众集会，哥特瓦尔德在集会上将发表关于政府情况的演说。在广播演说中，将把三个政党联合定性为反人民、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集团，其目的是颠覆人民民主制度，把政权转到反动派手中。[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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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1日，布拉格天气奇寒（零下25度），约有10万名布拉格市民聚集在老城广场。集会参加者声明：“我们要共和国总统坚决接受部长——国家社会党、人民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成员——辞职，他们试图以自己不负责任的行动改变民族阵线，已经走到了政府的对立面。”[159]集会一小时后，总理哥特瓦尔德和内务部长诺塞克拜会了总统，向他转达了大多数劳动人民关于接受三个部长的辞职要求。贝奈斯问哥特瓦尔德：“如果我不接受辞呈呢？”哥特瓦尔德随即以总罢工相威胁，还意味深长地说：“这里还有苏联呢。”贝奈斯表示要同这三个政党的部长谈一谈，同时他希望共产党能同这三个政党达成协议。[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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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奈斯采取了拖延策略，希望能出现转机。他连续同哥特瓦尔德和其他政党的代表进行谈判。捷共决定进一步向贝奈斯施加压力。2月22日，在布拉格召开了捷克斯洛伐克工厂委员会和工联组织代表大会，会议通过决议，声明说：“为了尽快实现我们的要求，支持哥特瓦尔德新政府于星期二召开代表大会，2月24日在国内所有工厂举行1小时总罢工，交通中断5分钟。”[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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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3日晨，美、法驻捷使馆人员同贝奈斯进行了非正式接触，他们转达了上司的指示，要贝奈斯“不退让，要顶住”，并答应西方马上给予支持。[162]西方的支持没有到来，而捷共却继续加强攻势。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各级别的行动委员会和人民武装警察队伍。在民族行动委员会成立会议上，国防部长斯沃博达将军发表了演说，公开表明了军方支持共产党的态度。[163]哥特瓦尔德和诺塞克面见总统，要求他接受12名部长的辞职要求。贝奈斯坚持政府应该与辞职的部长重新进行谈判。哥特瓦尔德拒绝了这个建议，他说，已经准备好了新政府候选人名单，政府将在肃清民族阵线中的反动派后重新组建。总统拒不接受这个建议。稍晚些时候，贝奈斯接见了国家社会党和天主教人民党领导人，总统让他们相信，他不允许组建没有全部政党参加的政府。贝奈斯鼓励他们说：“我再一次重复我告诉过你们的话。我将要像1938年9月一样行动。我决不投降，请你们相信这一点。”[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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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4日12点，捷共组织了全国范围的大罢工，大约有250万工人和职员参加。群众高呼“哥特瓦尔德新政府万岁！”“要求反动部长辞职和批准新的民主政府！”一小撮追随国家社会党的大学生进行示威，但被布拉格工人纠察队驱散。这时，国防部和内务部揭露出国家社会党正在筹备反政府的武装叛乱，目的是让辞职部长恢复权力，随后在布拉格12区进行逮捕。面对危机，资产阶级政党内部发生了分化。人民党召开会议，党内反对制造“政府危机”的人成立了行动委员会，夺取了党的领导权。国家社会党人、议员什列赫塔和奈曼宣布脱离国家社会党，并向全体党员发表呼吁书。当天晚上，捷共中央决定，如果2月25日总统不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2月26日将组织全国范围的总罢工。[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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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布拉格举行了20多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人民武装警察也列队游行。上午11点，捷共代表向贝奈斯递交了新政府成员名单，并要求他当天作出决定。下午4点，贝奈斯签署了接受国家社会党、天主教人民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部长辞职的命令和任命哥特瓦尔德建议的新政府的命令。此时，贝奈斯已是重病缠身。二月事件后，贝奈斯在给西方的朋友的信中写道：“在关键时刻，我孤立无助，当需要采取积极行动的时候，他们缺乏足够的组织性和坚定性。”[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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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新布拉格政府宣誓就职。与第一届内阁相比，无论从组成上看，还是从性质上看，共产党都拥有了绝对控制权。24名部长中有11名共产党人，3名社会民主党人，2名革命工运代表。清洗了反动派后的国家社会党和天主教人民党各获得2个部长职位，非党人士获得2个部长职位。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执委会也进行了重组，15名成员中有11名是共产党人。[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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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哥特瓦尔德向司法委员会提交了政府纲领。纲领致力于完成建设纲领中未完成的任务，以及实现由捷共提出的扶助社会弱势群体的主张。5月9日，制宪议会通过了新宪法，规定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实行人民民主和建设社会主义，建立一个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均享有平等权利的统一国家。6月7日，贝奈斯辞职。6月14日，国民议会一致通过哥特瓦尔德为共和国总统。[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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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英国事先都预见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发生政变的可能性，但在外交方面没有采取任何具体行动。这表明西方尽管希望捷克斯洛伐克右转，但恪守同苏联达成的势力范围原则，他们不想因此同苏联发生冲突。2月26日，美、英、法政府对布拉格二月事件发表了一项奇特的声明：“美国、法国和英国政府注意到了刚刚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威胁到所有民主国家都信奉的自由生存原则的事件。他们注意到，以人为的和蓄意制造的挑衅性危机为手段，使用一些在其他地方实行过的某些方法阻止了代议制的自由，实现和建立了打着民族统一招牌的经过伪装的一党独裁。他们谴责其结果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来说只能是一种灾难的事件的发生，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苦难时期曾经再次表明它忠于自由事业。”[169]这一宣言不仅遭到莫斯科的否定，就连西方国家的报刊对西方三国在布拉格事件中的立场也提出了指责。2月28日，捷克斯洛伐克驻华盛顿大使馆发回的电报中指出：“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危机被一些报刊和政治家看作是新的慕尼黑、苏联扩张的威胁，前途一片黑暗正等待着美国。”[170]4月30日，美国驻布拉格大使斯坦哈在给国务院的电报中对美国的立场进行了辩解，他说：“1943年的苏捷条约就意味着承认捷克斯洛伐克是苏联的势力范围，如果美国对捷事务进行积极的干涉，美苏就会爆发战争。”他建议美国应当采取的措施是：停止对捷克斯洛伐克的“道义上的支持，缩减与捷的贸易规模，制定在捷进行秘密活动的计划”。[171]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件发生后，美国明显加快了西方军事集团的组织化进程。3月17日，在美国的号召下，英、法、比、荷、卢五国外长签订了《布鲁塞尔条约》。以此为标志，美苏冷战开始步入军事集团对抗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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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件是贝奈斯所倡导的使捷克斯洛伐克充当“东西方桥梁”的观念的失败。贝奈斯幻想让捷克斯洛伐克在经济上保持同西方的经济往来，在政治上充当东西方的调节角色，在军事上同苏联结盟来防范德国威胁，这一理论实践存在的外部条件是苏美英反法西斯盟国战后能够维持合作，内部条件是吸收共产党进入政府共同承担国家责任，而外部条件是内部条件的基础。1945～1947年期间，苏美在形式上维持着合作关系，为捷克斯洛伐克非共产主义政党同共产党合作创造了外部基础。同时，为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任务也需要持不同政见者彼此合作。当美苏冷战格局形成后，大国合作的局面也就结束了。于是，世界向两极世界体系发展决定了捷克斯洛伐克必须在东西方之间作出选择，而归属苏联势力范围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左转的关键因素。在俄国学者波普看来，贝奈斯最大的悲哀在于“捷克斯洛伐克不是在东西方之间，而是在德俄之间”。[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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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在布拉格事件中的具体作用就是通过共产党情报局把自己的意图明确转达给捷共领导人，利用对法共和意共的批评训导走议会道路的危险，暗示捷共不要高估敌人的力量和低估自己。在布拉格政府危机的关键时刻，莫斯科担心捷共不够坚定，又派遣佐林前往布拉格进行监督。文献表明，莫斯科拒绝了哥特瓦尔德关于苏联驻德国和奥地利的军队向捷克斯洛伐克边境调动的请求，仅以《真理报》发表对捷政府危机的声明提供精神支持。[173]有了东欧其他国家共产党夺权斗争胜利的经验，莫斯科有理由相信捷共会取得最后的胜利。随着捷克斯洛伐克左转，东欧各国共产党按照莫斯科的命令向敌对势力展开进攻取得了全面胜利，这一事件也标志着苏联对东欧政策调整的完成。此后，按照莫斯科教导，并以派遣专家顾问的方式，把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强加给东欧。至此，东欧走上了全盘苏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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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苏联方面称作外喀尔巴阡乌克兰，捷克斯洛伐克方面称作外喀尔巴阡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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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Марьина В.В.（отв. ред.）Чехия и Словакия в XX веке：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Toм1，Москва：Наука，2005，с.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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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Серапионова Е.П. Эдуард Бенеш：планы послевое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и реальность∥Тоталитаризм.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пыт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е интермеццо”с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м финалом，1944-1948，Москва：Наука，2002，с.11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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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此书是贝奈斯1939年1～6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上课时所使用的讲稿的基础上撰写的。书的上半部分主要讲述贝奈斯对一战后民主政治崩溃原因的思考，这部分内容有中译本（贝奈斯：《民主政治的新生》，陈和坤、陈丙一译，中国文化事业出版社，1945）。后一部分内容讲述贝奈斯由美国返回欧洲后对战后完善民主制度途径的探索，这部分内容由俄国学者马丽娜译成俄文刊登在《历史问题》杂志上。Марьина В.В. Вступление и перевод части книги Э.Бенеша“Демократия сегодня и завтра”//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3，№ 1，c.88-108；№ 3，c.129-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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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Серапионова Е.П. Эдуард Бенеш и его идей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общества//Славяноведение，1998，№1，с.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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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Марьина В.В. Э.Бенеш：второй визит в москву（декабрь 1943 г.）∥Ржешевский О.А.（отв.ред.）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ы：акту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Москва：Наука，1995. с.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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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чехословац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ДМИСЧО），Т.4，кн.1，Москва：Наука，1981，с.224，注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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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贝奈斯关于战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制度问题给费林格的电报，1942年5月7日。ДМИСЧО，Т.4，кн.1，с.21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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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战后苏联进行了国家机构改革，人民委员会改为部长会议，人民委员改称部长，为保持术语统一，本文一律使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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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Поп И.И. Чехословакия-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1941-1947，Москва：Наука，1990，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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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莫洛托夫同贝奈斯的会谈记录，1942年6月9日。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6，оп.4，п.5，д.48，л.15，转引自Э.Бенеш：второй визит в москву（декабрь 1943 г.），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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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详见吴伟《苏联与波兰问题（1939～1945）》，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第136～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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