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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诺维科夫关于捷政府危机升级的报告，1948年2月27日。АВПРФ，ф.21，оп.2，п.25，д.397，л.21-25，C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4-1953，Том1，с.539-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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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Чехия и Словакия в XX веке：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Том 2，с.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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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Чехия и Словакия в XX веке：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Том 2，с.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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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参见Чехия и Словакия в XX веке：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Том 2，с.76、7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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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FRUS，1948，Vol.4，Eastern Europe，The Soviet Union，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3，p.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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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Центрально-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X века，Том1，c.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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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FRUS，1948，Vol.4，Eastern Europe，The Soviet Union，p.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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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Чехословакия-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1941-1947 гг.，с.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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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苏联情报军官苏多普拉托夫在回忆录中提供了一条关于苏联在布拉格事件中发挥具体作用的新资料，他写道：“在1948年贝奈斯政权向哥特瓦尔德政权过渡的前夕，莫洛托夫把我召到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命令我去布拉格与贝奈斯秘密会见，并建议贝奈斯体面地离职、把政权转交给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袖哥特瓦尔德。……我们于1948年1月乘火车来到布拉格。……我们的特殊使命小分队——400名换了便装的人——已经在布拉格了。这一批人被暗地里分派到各处去支持和捍卫哥特瓦尔德。”根据苏多普拉托夫所说的，他的同伴祖博夫成功地在贝奈斯的官邸里与贝奈斯会见了15分钟，并向贝奈斯表示：“国家将会发生根本的变化，这不取决于现在的领导人是不是会保留下来，但是，他认为，贝奈斯是唯一一位能够保证政权平稳地不流血地转交的人。”（Судоплатов П. Разведка и Кремль，Записки нежелательного свидетеля，Москва：Гея，1996，с.277-299）捷克学者瓦连塔对这则史料提出质疑，因为在1948年1月总统办公厅会客簿中不曾登记过一位带俄罗斯姓的造访者。俄国学者穆拉什科对瓦连塔的观点评价说：“可以赞同或者不赞同瓦连塔对苏多普拉托夫所写书的批评态度，要知道像苏多普拉托夫和祖博夫那样富有经验的情报人员一定可以找到自己的渠道安排与贝奈斯的秘密会晤，从而绕开了总统办公厅。”（Февральский кризис 1948 г. в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и совестск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с.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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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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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博弈：苏联与战后对朝鲜的托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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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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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朝鲜实施国际托管的政策，最早是由美国提出的。早在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华盛顿官方和亲官方的科学界、新闻界就开始宣扬建立在美国保护下的国际托管体系。美国的活动家坚持要把朝鲜列入这个托管体系，因为他们认为朝鲜人民没有准备好也没有能力独立管理自己的国家。自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开始，经过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的一系列协商，朝鲜托管政策终于在1945年12月的莫斯科三外长会议上正式确定。而莫斯科协定中的“四强托管”在实际执行时则演变成美苏两国对朝鲜的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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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后朝鲜托管政策的提出到确认，再到实施，苏联始终参与其间。为了建立远东的“安全据点”，苏联在朝鲜半岛的角色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即由托管政策最初的接受者、合作者，转变成朝鲜托管制的坚定执行者。苏联对于托管政策的态度及实施，既反映了其对朝政策的变化，也是苏联全球战略调整的一个缩影。因此，考察和研究苏联在战后一段时期内如何认识对朝鲜的托管政策并加以实施的历史过程，对于了解朝鲜半岛问题在冷战起源中的地位及苏联战后的远东政策，都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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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际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在中国，尽管有关于朝鲜问题的档案文献陆续问世，但对于朝鲜托管政策的研究多是作为战后美国对朝政策中的一个环节，而以苏联为中心的朝鲜托管政策研究几乎还是一片空白。[1]西方关于战后朝鲜托管政策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早，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不过，由于利用的主要是当时解密的一批美国外交文件，因此其研究对象也是以美国的政策为中心的。[2]作为托管政策的直接对象和实施地，韩国学者以朝鲜托管政策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成果较多，但研究的角度或者聚焦于以托管政策为中心的美国对朝政策及美国军政府在朝鲜南部的统治，或者集中于托管政策与当时朝鲜南方政局间的相互作用，而对苏联在托管政策实施中的角色则很少涉及。[3]在90年代中期大批俄国档案解密之后，韩国也缺少跟进性的研究成果。总之，目前学术界以苏联为主体的有关对朝鲜实行国际托管政策的历史研究成果还十分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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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拟利用最新披露的一批以俄罗斯国防部档案中心所藏档案为主的俄文文件，同时结合其他中、英、俄第一手材料，在综合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对二战后朝鲜托管政策提出到执行的过程，特别是苏联在此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加以梳理，从而对朝鲜分裂悲剧的历史根源进行探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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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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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一 战后对朝鲜托管政策的提出与苏联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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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托管政策构想的提出及苏联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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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各地，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反殖民主义浪潮再次兴起，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要求民族解放、民族独立的呼声日益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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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对战后殖民地处置问题进行思考的是美国。作为《大西洋宪章》和《联合国宣言》的发起国之一，美国需要维护其支持民主和民族自决的一贯立场，避免被指责继承新老殖民主义者的衣钵。因此，美国不愿也不可能采取传统殖民主义的方法实行统治。但同时，美国基于其在西半球及远东地区安全和利益的考虑，有必要在战后控制一定的殖民地及委任统治地区，以维护美国的海上交通线。美国政府认为，法西斯战败后，其占领的许多地区将出现“权力真空”，那里的人民按照美国的标准，尚不具备独立和自治的能力，如不加以控制，将会导致持续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甚至会因大国的介入而引起国际冲突，其结果势必会影响这一地区的稳定，危害美国的战略利益。为了解决这种矛盾，罗斯福政府提出了建立国际托管制度的构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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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提出的托管制构想很快引起苏联的关注。对于托管制，苏联的态度是矛盾的：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苏联认为托管不过是殖民地宗主国为掩盖及维护殖民权益行径而构想的资产阶级统治机构，因此对托管制本身是持反对立场的；但从国家利益层面来看，苏联为了扩大自身的势力范围，在针对托管制进行讨论的国际会议中又采取了积极参与和合作的立场。苏联和西欧殖民主义国家不同，由于苏联没有殖民地及占领区域，因此莫斯科需要考虑的是，以何种方式使殖民地既脱离原殖民国家，又能让自己参与到该地区政治事务中。纵观1943～1945年期间苏联在托管制问题上的立场，将托管原理作为苏联在殖民地使其主张及影响进一步合法化的手段，为实现苏联的国家利益而被苏联很好地加以利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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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很早就意识到战后朝鲜接受外部势力间接统治的必要性，1942年2月20日美国国务院官员兰登在其所递交的报告书中就明确指出：“朝鲜独立过程中的难题很多。朝鲜国民在37年中缺乏统治经验及自主国防相关的意志。此外，接受过现代经济组织及管理等相关培训教育的人寥寥无几。一般来看，等朝鲜人自己具备统治及防御能力时，需要一代人的时间，在此期间国际保护及指导是很有必要的。由于国内情况不佳，独立须借助外部力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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