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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莫斯科协定内容，美苏商议决定召开美苏联合委员会，以帮助朝鲜组建临时政府。美苏联合委员会分为三个阶段，即：1946年1月16日至2月6日的预备会议，1946年3月20日召开至5月9日苏联代表团撤离的第一次会议，以及1947年5月21日至10月18日重开的第二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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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苏联合委员会预备会议作为讨论包括会议意向、会议日程等相关基础性问题的准备会议，引起朝鲜人的极大关注。1月16日，美苏代表团在汉城举行会谈，会议进行了三周，到2月6日，共举行15次正式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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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之前，美国即指示参加预备会议的美国代表团：不要讨论政治问题，将会谈主题局限在经济、行政方面的问题。[75]因为美国预计一旦南北朝鲜间经济—行政性的永久合作体制建立，那么在美苏联合委员会统治下的南北民政统合就会很快形成。[76]为此，美国出于其机能主义原则，试探性地提出了几大议题：由满洲通过北朝鲜向南朝鲜输送煤及农产品、建立单一财政体制、南北朝鲜商业机构间的通信等问题，美国分析苏联是不会加以讨论的。[77]苏联代表团接受了美国的提议，但主张把讨论仅局限于电力的输送，货物与设备的交流，以及铁路与公路的交通等生活方面的紧迫问题。苏联代表团的立场是：政治问题先行，政治问题不解决就只能继续维持日本投降后的二元体制，换言之，在未解决政治问题前，苏联希望保留两个地区，只是使它们能协调行动。这与美国代表团积极开放三八线，使南北的交通、公共设施联合，从而使半岛成为经济—行政统一的单位的立场是格格不入的。因此，预备会议中，美苏双方仅试探了对方的立场，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果。[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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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2月6日发表的共同声明中，仅仅确立了美苏各5人组成美苏联合委员会，委员会本部设在汉城，委员会也将访问平壤及其他地方，与南北朝鲜的政党、民主团体及社会团体相合作。苏联代表团于2月7日返回平壤。苏联方面在总结此次会晤成果时认为：双方就恢复铁路和公路交通、国内各海港之间的近海运输、邮政通讯以及广播清晰度和无线电波的分配等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双方还就朝鲜公民从一个地区调往另一个地区达成了调动准则，不过后来苏联方面单方面限制了被准许调动对象的范围。至于朝鲜人预料的这次会议关于沿“三八线”确定国界的决议将会被取消，未能实现。甚至会晤时就恢复两个地区之间的交通运输问题所达成的一致意见，也因为没有准许商品交换和人员流动而成为一纸空文。[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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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苏联强调委员会协商对象必须支持莫斯科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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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美苏联合委员会的正式开幕仪式在汉城的德寿宫举行。美方首席代表是阿诺德将军，苏方的首席代表是什特科夫将军。美苏代表团讨论了同朝鲜各民主组织咨商建立临时民主政府等问题。美苏联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共举行了24次会谈，没有结论，5月8日，会议宣布无限期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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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什特科夫在演说中将苏联立场具体化：他指出临时政府必须建立在那些支持莫斯科协定的民主政党及社会团体的基础上，他希望将会有一个对苏联友好的政府出现，“以使它将来不至于成为进攻苏联的据点”。[80]换言之，苏联代表要求建立一个有利于共产主义及其利益的朝鲜政府。而美国方面则强调在临时政府的组成人员问题上，美国代表不希望有某一派或某一翼的人来组成政府，而希望看到一个符合大多数人民愿望的政府。[81]美苏代表团立场上的分歧，使得委员会刚一开始工作就陷入了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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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代表团要求将南朝鲜的行政体系作为将要建立的临时政府的行政体系并加以扩大。[82]而从苏联的立场来看，只有北朝鲜的人民委员会及南朝鲜的民主主义民族战线才是朝鲜半岛的唯一民主团体，因此只有这两个团体才能成为未来临时政府的主导势力。[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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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自己支持的政治势力能成为未来临时朝鲜政府的主导势力，美苏代表团的争论焦点最终聚焦于：在制订成立临时朝鲜政府的计划时，委员会是否应与那些曾反对过托管和莫斯科协定的人士进行咨商。苏联代表团提出的建议是：“联合委员会不应与反对三国外长关于朝鲜问题的莫斯科会议决议的政党和团体协商。”苏联代表团提出这一建议的理由是，既然联合委员会是为执行莫斯科决议成立的，自然，联合委员会就应当只与同意并支持莫斯科决议的政党和组织协商并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而不可能是其他。[84]美国代表团反对苏联代表团的建议，美国人认为所有的朝鲜人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而联合委员会应当听取朝鲜的任何政治团体和社会团体的代表所愿意提出的意见。[85]美国代表团认为，莫斯科决议第三条讲的是关于托管的问题，对这一条的不友好态度是每一个朝鲜爱国者完全自然的反应，只要他对联合委员会的决议效忠服从并愿意贯彻这些决议，就不应该对他要求更多的东西。[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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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坚持自己的建议。在确信美国代表团绝不同意将反对莫斯科决议的政党排除于协商对象之外以后，为打破僵局，苏联代表团决定作出妥协，建议联合委员会可以与所有政党协商，其中包括曾反对过莫斯科决议的政党，条件是他们的领导机关应通过一个支持莫斯科三国外长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并刊登在报纸上。对此，美国代表团试图辨明，没有必要向政党和社会组织提出要求它们支持莫斯科决议的任何条件。经过长时间的辩论，最后终于达成了一项决议，规定所有希望参加与联合委员会协商的政党和社会组织，都必须签字声明支持莫斯科决议。这份决议公布在1946年4月18日发表的“第五号公报”中。当联合委员会继续讨论应与哪些人进行咨商时，美苏双方代表又在言论自由问题上产生重大分歧。美国主张：头等重要的是要维护言论自由的原则。霍奇认为，在第五号公报的宣言上签了字的政党和团体，应保证它们有对于托管畅所欲言的机会，而不应使其言论自由受到损害。在宣言上签了字，并不意味着赞同或不赞同托管。签字即表示它们在进行咨商后愿与委员会合作。另一方面，苏联代表团则坚持认为不应该让反对托管的那些政党的领导人作为代表来与委员会商议。苏方还要求不与那些属于民主议院（李承晚等右翼）的个人进行商议，除非他们放弃自己反对托管的立场。5月6日，美国代表团在大会上提出了以下建议：“停止讨论与组建临时政府有关的问题，转而解决关于朝鲜经济统一和消除‘三八线’的问题，声称，如果苏联代表团不同意讨论关于‘三八线’的问题，那么我们除了休会以外，没有别的出路。”这样，美国代表团又回到了莫斯科协定签订之前的谈判立场，即通过经济、行政方面的统一完成统一体制的建立，再考虑政治方面统一政府的建立。[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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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什特科夫在汉城美军司令部与霍奇举行会谈。在谈话中，什特科夫直言朝鲜对苏联安全的意义和苏联在朝鲜的目标，“苏联直接与朝鲜接壤，非常关心与苏联友好的朝鲜临时民主政府。如果反对莫斯科决议、对抗和诋毁苏联的人混入政府，就会对苏联不利、会使朝鲜人民敌视苏联”；“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执行莫斯科决议，并无在朝鲜建立苏联秩序或苏联体制的想法”。对于美国借口言论自由纵容南朝鲜反托管势力，什特科夫加以反驳，“阿诺德将军在谈判过程中多次说，我们两国在管理体制、民主观念上存在差异，因此联合委员会无法在执行莫斯科决议上达成一致。苏联代表团对此无法理解。全世界都知道，我们两国在反法西斯德国、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找到了共同语言，打败了军事强大的德国和日本并取得了胜利。这并不能阻碍我们执行关于朝鲜问题的莫斯科决议。我们在开会时向美国代表团详细阐述了苏联代表团并非根据自己的民主观和体制来执行莫斯科决议”。什特科夫告诉霍奇，他已接到命令，让他返回北朝鲜。[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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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委员会休会，美苏联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建立临时朝鲜政府的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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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苏联要求协商对象必须排除反托管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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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委员会休会期间，美国政府已逐渐意识到在朝鲜问题上与苏联对决的重要性与艰巨性。1946年6月，美国总统代表保莱在巡视北朝鲜后，给杜鲁门写的一封信中说，朝鲜“是一个进行思想斗争的战场，而我们在亚洲的整个胜利就决定于这场战争。就在这个地方将测验出来，究竟民主竞争制度是不是适宜于用来代替失败了的封建主义，或者其他制度——共产主义，还更强一些”。[89]有观点认为：如果未能在南朝鲜建立临时政府，美军即撤出朝鲜半岛是对苏联的一种投降，这不仅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有害，而且有损美国的国家声誉。正因为如此，在与苏联的协商中，美国绝对不能有任何的示弱表现，一定要采取强势的立场和态度。[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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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驻南朝鲜政治顾问兰登访问北朝鲜期间，曾向苏联政治顾问巴拉塞诺夫指出美国无论如何不能允许成立一个为共产党所统治的临时政府。针对美国的担忧，苏联明确表示：苏联没有意图要在朝鲜半岛建立共产主义政权，苏联只是不能接受一个由李承晚或者金九领导的临时政府。[91]但同时，苏联亦通过各种途径开始扩大在北朝鲜的影响力。梅列茨科夫元帅和什特科夫就向斯大林论证了加速派遣专家的必要性，他们认为此举“将加强我国将来在朝鲜的地位和影响”，因为“美国人在朝鲜的影响的增强必然会给我国的利益造成损失”。斯大林批准了这一要求。[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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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美苏双方一方面为了美苏联合委员会的复会，在美苏两国政府之间以及美苏驻军司令部之间不断地进行书信往来，另一方面各自也在加紧制订在朝鲜半岛扩大影响力的计划。[93]1946年底，尽管有关美苏联合委员会复会的交涉进入轨道，复会的可能性也在逐步增大。但美国与苏联在朝鲜问题上的对立却在加剧，尤其是美国，美国的对朝政策在1946年底至1947年初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冷战大格局的影响下，美国政府逐步放弃了那种将朝鲜半岛作为与苏联协调关系的地区的初衷，转而越来越多地从遏制苏联出发来考虑朝鲜问题。[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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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分歧加大，对立加剧，但美苏双方依然尝试着以合作的态度解决朝鲜问题。经过马歇尔将军与莫洛托夫间的书信交涉，美苏一致决定于1947年5月20日在汉城重开美苏联合委员会，由于苏联代表团晚到了一天，美苏联合委员会比原定计划推迟了一天，于5月21日复会。两星期的时间里，美苏双方在想要与联合委员会磋商的社会组织和政党所应采取的做法、程序和时间表的问题上达成了协议。会议的结果在6月12日的第十一号公报中发表。公报登载了朝鲜人要参加磋商所必须签署的那个宣言。公报还陈述了要求各党派和社会组织遵守的程序。[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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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联合委员会开会讨论应同意哪些党派和组织有资格参加磋商这个问题时，美苏双方立即就出现了分歧。苏联方面称在第五号公报上署名之前的反托管运动可以不追究，但加入反托管委员会[96]的政党和团体必须在脱离反托管委员会之后，才能够成为美苏联合委员会的协商对象。与之相对，美国方面则主张反托管委员会成员的事实并不能作为反对莫斯科协定的行为，在问题出现时需要逐个地加以解决，如果苏联方面一味固执的话，只会导致美苏联合委员会陷入僵局。苏联代表团反驳道，即便可以成为协商对象，目前仍是反托管委员会成员的团体必须被排除在外，苏联并不是反对言论自由，也不是偏向左翼政党。由于有关反托管委员会的报道主要集中在南朝鲜，因此只有公开宣布退出该组织才能进入协商对象名单。美国代表团则认为相关的反托管示威并不是希望协商的团体所为，而是李承晚、金九等人的追随力量主导，主张在没有有力证据之前不能把任何团体排除在外。美国还主张，对于那些积极反对莫斯科协定的政党或团体，经美苏商议达成一致后，将其从协商对象中删除。[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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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协商团体资格的具体条件，两国代表团各持己见。在463个申请团体中，苏联代表团坚持将不符合莫斯科协定定义的社会团体、郡及郡以下的纯粹的地方性团体、反对莫斯科协定而成立的政党或团体排除在外。与此相对，美国代表团则声称莫斯科协定中并没有有关社会团体的定义，不能接受将中央没有本部的团体排除在外的主张，但会员未满1000名的团体可以被排除，所有参加申请的政党和团体都有资格成为协商对象。在美国代表团反对苏联的主张中，言论自由问题决不是一个可以妥协的对象，因为美国断定一旦对试图排挤右翼势力的苏联让步，那么朝鲜半岛必将出现一个左翼政权。[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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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什特科夫坚持认为那些反对莫斯科协定的人正在试图剥夺朝鲜人民的民主改革和他们的政治权利。美国人坚持主张朝鲜人应该有权陈述他们的观点，不管他们反对托管制度，反对莫斯科协定，或反对任何其他决定。8月2日，什特科夫开始发表一系列声明，把联合委员会未能就成立临时政府和促进朝鲜独立的问题达成协议的责任归咎于美国。布朗将军则发表反声明作为答复，他指出，苏联要阻拦那些反对在朝鲜实行托管的朝鲜人参加与委员会磋商，其真实意图是在于增加左翼党派和团体在代表方面的比重。[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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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谈再次陷入僵局时，美国三部协调委员为了打开僵局，准备了一个新的提案：举行一次符合美式民主概念的全国大选，通过大选选出政治领袖，由他们组建立法机关并担任临时政府的要职。因此在8月12日召开的第53次会议中，美国代表提出朝鲜的领导人可以通过选举选出，建议举行选出代表及政府要员的大选。[100]针对美国提出的通过选举组建临时政府的提案，苏联主张先组建类似咨询会议的机构，并且坚决将指责苏联非民主的政党、会员未满1万名的政党及团体以及反对莫斯科协定、反抗美苏联合委员会及联合国军的团体排除在外，在南部人口是北部人口的两倍这一事实下，仍要求南北双方以一比一的比例人数参加立法机构。[101]假如南朝鲜的左右翼以同样比例参加，由于北方已被苏联化，那么整个朝鲜半岛将建立起左翼占优势的政权，因此苏联的提案是试图组建一个由共产党支配的临时政府，这是美方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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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苏在选举问题上也无法达成一致，由于朝鲜问题无法在美苏联合委员会内部解决，美国政府遂向苏联政府提出将朝鲜问题交由美英中苏四国会议解决。[103]对此，苏联政府指出美苏联合委员会毫无进展，是由于美国力主将反托管团体包含在协商对象以内，并且打压南朝鲜的民主政党、逮捕政党领袖所致。遵循莫斯科三外长会议决定，应在美苏联合委员会范畴下解决朝鲜半岛问题，所以将朝鲜问题交由四国会议解决是违反三外长会议决定的，因此苏联是无法接受的。[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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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否决了美国提出的将朝鲜问题交由四国会议处理的提案后，美国称只有将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并于1947年9月16日通报了苏联。[105]1947年9月17日美国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了一份题为“朝鲜独立问题”的书面申请，正式将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意味着美苏联合委员会工作彻底破裂，意味着美苏通过托管制帮助朝鲜建立统一政府的设想宣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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