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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1月1日,X射线学和放射学国家研究所改组为三个独立的科研机构:X射线学和放射学研究所,由涅梅诺夫任所长;物理技术研究所,由约费任所长;镭研究所,由韦尔纳茨基任所长。以约费的物理技术研究所为基础,苏联建成了由14个研究所和3所工业技术高等院校组成的科研体系,共有研究人员1000多名,其中有近百人为著名学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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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物理技术研究所主要从事固体物理、半导体物理及核物理的研究,许多研究成果被应用于电力和冶金工业。在量子力学引发物理学革命的年代,物理技术研究所是当时欧洲主要的物理研究中心之一。物理技术研究所代表了苏联物理学流派,培养了大批苏联核物理研究人才,如А.П.亚历山德罗夫、А.И.阿利汉诺夫、Л.А.阿尔齐莫维奇、А.И.阿利哈尼杨、А.Ф.瓦尔特、Б.М.武尔、И.К.基科因、П.П.科别科、Ю.Б.科布扎列夫、В.Н.康德拉季耶夫、Б.П.康斯坦丁诺夫、Г.В.库德留莫夫、И.В.库尔恰托夫、П.И.卢基尔斯基、Д.А.罗然斯基、谢苗诺夫、Д.В.斯科别利岑、А.В.斯捷潘诺夫、弗廖罗夫、弗伦克尔、哈里顿、А.А.切尔内绍夫、А.И.沙利尼科夫等。之后,他们都成为参与苏联核计划的科研骨干力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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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物理技术研究所一分为三:列宁格勒化学物理研究所,由谢苗诺夫任所长;列宁格勒物理技术研究所,由约费任所长;列宁格勒电物理研究所,由切尔内绍夫任所长。在约费的积极倡议下,哈尔科夫、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托木斯克等地也相继成立了物理技术研究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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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初,列宁格勒物理技术研究所开始转向核物理研究,成为当时苏联主要的核物理研究中心。1932年12月16日,研究所作出成立原子核科学特别研讨小组的决定,由约费担任组长,库尔恰托夫担任副组长,М.А.叶列缅夫、斯科别利岑、П.А.鲍格达谢维奇、В.А.普斯托沃伊琴科、С.А.鲍布科夫斯基、И.П.谢林诺夫、М.П.布罗什切因及伊万年科为成员。研究所责成库尔恰托夫在1933年1月1日前制订出原子核研讨小组1933年工作计划。1935年,库尔恰托夫、Л.В.梅索夫斯基、Л.И.鲁西诺夫等人联合发现了人工放射性溴的同质异能现象,这一发现开辟了原子核物理学的一个新方向——原子核同质异能素的研究。[6]在卡温迪什实验室从事同样研究的莫里茨·戈尔德施米特对当时几个著名的核物理研究中心曾做过这样的评价:“卡温迪什实验室,我认为是最出色的;以费米为首的罗马,我认为是一流的;巴黎有约里奥—居里等人;还有库尔恰托夫及他的同事。他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始终认为,库尔恰托夫是俄国原子能领域最为重要的学者,因为我曾读过他写的文章,他并不比我们差多少。库尔恰托夫学派经常发表一些颇有价值的文章。”[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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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镭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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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922年1月1日成立的镭研究所下分地球化学和矿物学研究室,由研究所所长韦尔纳茨基院士直接负责,化学研究室由赫洛平负责,物理研究室由兼任镭研究所学术秘书的梅索夫斯基负责。韦尔纳茨基曾在谈到镭研究所的基本任务时指出:“目前,镭研究所的工作应集中于掌握核能的研究。核能是最大的能源,人类已进入核能时代。”[8]镭研究所是苏联最早进行放射性、放射性元素、地球化学、放射化学及核物理学研究的研究所之一,形成了以赫洛平为首的世界著名的放射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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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查德威克发现中子后,镭研究所物理研究室成为苏联唯一的中子源制作机构,中子源为镭研究所研究人员进行人工放射性和人工放射性元素的化学特性研究创造了条件。同年,研究所学术委员会根据梅索夫斯基和理论物理学家Н.А.加莫夫的提议,开始建造欧洲最大的带电粒子加速器——作为强中子源用于生产人工放射性元素的回旋加速器,它比美国的劳伦斯研制的加速器的功率还要大,达到了400万电子伏。1937年3月,在这台回旋加速器上获得了能量为2.1千电子伏的质子束,同年7月,又获得了能量为3.2千电子伏的质子束。自1937年8月,库尔恰托夫开始担任镭研究所回旋加速器实验室主任。镭研究所的回旋加速器有如一所学校,培养了一批杰出的核物理学家,阿利汉诺夫、М.Г.梅谢里亚科夫、А.П.维诺格拉多夫、С.Н.韦尔诺夫等都曾在回旋加速器上先后进行过学术进修。[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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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赫洛平曾这样描述镭研究所的主要研究对象:“镭研究所的研究活动集中于一个主要问题,可称之为‘原子核及其附属物问题’。”他把对“原子核及其附属物问题”的研究分为如下6个方面:①基本粒子的核力和特性研究;②核反应和人工放射性元素提取方法研究;③生成大强度和高能离子束的大型装置的设计和使用;④天然和人工放射性元素研究;⑤自然界中的核反应现象研究;⑥放射性元素和基本粒子在国民经济中的应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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铀问题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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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初,德国科学家发现铀核裂变的消息刚一公布,苏联科学界便作出积极响应。1939年3月7日,梅索夫斯基和А.П.日丹诺夫向苏联科学院提交了首篇有关核裂变研究的论文。1940年,韦尔纳茨基和赫洛平向苏联科学院地质地理学部学术秘书斯捷潘诺夫递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指出:“1939年,中子作用下铀核裂变及同时释放大量能量现象的发现……首次将人类利用核能的可能性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因而,我们提议地质地理学部讨论铀矿勘探现状问题,制订铀矿勘探计划,建议政府根据该计划采取相关措施。”[11]1940年7月16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召开会议,讨论成立铀问题委员会事宜。1940年7月30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作出如下决议:①为在苏联科学院进一步开展铀研究及探讨利用核能的可能性,成立受苏联科学院主席团领导的铀问题委员会。委员会承担如下主要工作:其一,确定苏联科学院各研究所的铀研究选题;其二,组织开展铀同位素分离或浓缩方法的研究及对放射性衰变过程的控制研究;其三,整体协调与全面领导苏联科学院的铀问题研究。②确定铀问题委员会组成人员为:赫洛平院士,任委员会主席;韦尔纳茨基院士,任委员会副主席;约费院士,任委员会副主席;А.Е.费斯曼院士;瓦维洛夫院士;П.П.拉扎列夫院士;А.Н.弗鲁姆金院士;Л.И.曼德尔施塔姆院士;Г.М.克日扎诺夫斯基院士;П.Л.卡皮察院士;苏联科学院镭研究所研究员库尔恰托夫;苏联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Д.И.谢尔巴科夫,任委员会秘书;苏联科学院生物化学实验室副主任维诺格拉多夫教授;苏联科学院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哈里顿。③1940年9月20日前向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提交苏联科学院1941年度铀问题研究计划。④设立国家铀基金,组织进行铀矿研究。为此,决定在1940年秋向中亚各大铀矿派出苏联科学院勘察队。⑤鉴于铀问题研究需要大功率回旋加速器,建议:苏联科学院镭研究所在该年内完成对正在运行的回旋加速器的改造;苏联科学院物理技术研究所在1941年第一季度前建造新的回旋加速器;苏联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在1940年10月15日前准备在莫斯科建造大型回旋加速器的必要材料(计划、设计等),并列入苏联科学院1941年度基本建设计划。[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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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7月12日,韦尔纳茨基、费斯曼和赫洛平在写给时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布尔加宁的信中表示,苏联科学家意识到了掌握新能源的重要性,已经为掌握核能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虽然在核能利用的道路上“还面临着重重困难,还需要进行大量的科学研究。不过,我们认为,这些困难并不是难以克服的。显而易见,如果核能利用在技术层面上得到解决,将从根本上改变利用能源的面貌。国外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国外信息表明,美国和德国正在大力研究,力争解决这个问题。为此,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我们认为,现在已经是政府充分认识到核能利用的重要性并采取措施保证苏联在此方面不落后于国外的时候了。”[13]也许此信根本就未寄出,因为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能够证明布尔加宁对此信作出反应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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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虽然科学家们已经意识到了掌握核能的重要性,已经为掌握核能付出了努力并做好了准备,但他们的积极呼吁并未引起政府应有的关注和支持,核研究仍处于纯学术性理论研究阶段。虽然如此,苏联战前的核研究仍为日后苏联政府实施核计划奠定了扎实的科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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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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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二 二战期间苏联政府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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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背信弃义,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燃到了苏联。1941年6月30日,苏联国防委员会宣告成立,身为联共(布)总书记和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斯大林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任副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和中央委员会书记及中央委员会人事部部长马林科夫为委员。战争爆发后,“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成为苏联战时的首要任务。工厂、企业和机关的全部工作都转向保证前线的需求,大批人员和设备被转移到东部乌拉尔、西伯利亚及中亚和哈萨克地区。科学院以及科学院下属的研究所全都迁到了喀山,铀委员会停止了工作,远离战争需求的核研究一时中断,许多研究人员或应征入伍或从事与国防直接有关的研究。库尔恰托夫和亚历山德罗夫转向战舰的消磁工作,开始从事对抗磁性水雷的研究。哈里顿和泽利多维奇则转向“喀秋莎”火箭炮炮弹装药和反坦克榴弹及炸药的廉价替代物的研究。[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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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出于高度的职业敏感和责任心,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学者并未因战争放弃他们对核问题一贯的关注,而且,明确指出了核研究与核武器之间的密切关系。早在1940年,苏联科学院化学物理研究所所长谢苗诺夫便给化学工业人民委员写报告,提出应当全面开展核武器研究。1941年10月12日,卡皮察在苏联学者反法西斯委员会倡议举行的群众集会上所做的发言中指出:“现代战争中最重要的武器之一是炸药。科学表明,炸药的威力原则上可以提高1到2倍。最近,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机会,这就是核能利用。此前,核能利用只在幻想小说中才有描述……理论计算表明,假如现在最具威力的炸弹能够炸毁一个街区,那么,一个体积不大的原子弹则能轻易摧毁一个拥有几百万人口的首都城市……我个人认为,在通往核能利用的道路上还存在着重重困难。目前,人们对它还心存疑虑。但可以肯定地说,机会很大。使用具有巨大杀伤力的原子弹的问题已经被提到议事日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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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廖罗夫的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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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申请参军入伍的列宁格勒物理技术研究所年轻的物理学家弗廖罗夫虽身在军营,却念念不忘战前一直从事的核研究。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经验和掌握的国内外研究情况,他断定用铀作为炸药可以制成威力无比的炸弹,必须提醒政府有关部门给予高度的关注。1941~1942年,弗廖罗夫先后写信给自1941年7月6日担任国防委员会负责协调和加强与国防有关的化学研究的全权代表一职的苏联人民委员会高校事务委员会主席С.В.卡夫塔诺夫、库尔恰托夫、斯大林的秘书及斯大林本人,一再呼吁恢复核研究。[16]1941年11月,弗廖罗夫在写给卡夫塔诺夫的信中陈述了引起自己深思和担忧的一个异常现象:“国外所有的杂志都不再刊登任何与铀问题有关的文章。这绝不意味着铀问题研究中止了,本该连续发表和预告将要发表的文章也都没有了下文。总之,就铀问题只字不提,这充分证明国外的铀问题研究目前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17]同时,他还呼吁立即恢复核研究:“人们正在战场上书写历史,但不应忘记,推动技术进步的科学是在科研实验室得到发展的。应当时刻牢记,最先研制出原子弹的国家将主宰世界。目前,能弥补我们的过错——半年无所事事的唯一办法就是恢复铀问题研究,而且要比战前更加广泛和深入。”[18]1941年12月21日,弗廖罗夫又写信给库尔恰托夫,再次呼吁恢复核研究,信中还附有一篇写在练习本上的题为《论核能利用》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弗廖罗夫表达了自己对产生核爆炸条件的思考,描述了原子弹“枪击式”构造的基本原理,还绘制了草图。然而,无论是卡夫塔诺夫还是库尔恰托夫,都未对弗廖罗夫的呼吁作出答复。1942年4月,弗廖罗夫毅然决定直接给国防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写信,因为“铀问题目前所处的状况只有在斯大林同志的直接干预下才能有所改观。”[19]弗廖罗夫以略带“威胁”的口气坦诚地向国家最高领导人发出了最后一次呼吁:“从一开始我就感到伤心。也许我做的不对——科学研究中总有风险存在,铀问题研究中的风险更大。在写给卡夫塔诺夫的信中我说有10%~20%的可能,我对此深信不疑……不过,军事技术正在进行一场真正的革命。我们却没有参加这场革命,我们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也许由于身在前线,我对科学目前应该做些什么感到茫然,类似铀问题这样的研究应当放在战后。约费院士便持此观点。他大错特错了。我认为,如果说在核物理学的某些研究领域我们并不落后于其他国家甚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话,而现在我们却犯了大错,将我们的优势拱手相让给了他人。一年或两年后,我们将大大落后,约费院士将在从军事研究转向科学研究时束手无策。愿望很好,却常常会酿成大错。”[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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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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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政府一向重视国外情报的搜集工作,从1930年代开始便特别关注对科技情报的搜集,情报部门受命对国外研制新军事装备的科研和生产中心进行间谍渗透。战争爆发后,驻伦敦情报机构最先搜集到了有关核武器研制的情报。1941年9月25日和10月3日,驻伦敦情报机构先后向国内通报了1941年9月16日和9月20日英国铀委员会会议的情况及铀委员会呈报给战时内阁报告的内容。[21]1941年10月10日,基于上述两份情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四特别处处长В.А.克拉夫琴科向贝利亚提交了关于国外原子能军事利用研究及建议在苏联开展该项研究的报告,报告中说:“经过对所获情报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材料证实了英国正在进行铀原子能军事利用的重大研究工作。2.现有材料尚不足以使人得出各种原子能利用方法是现实可行的。鉴于实际利用原子能问题(数十年来,世界各国科学家一直致力于此项研究)的顺利解决意义重大,因而,有必要:(1)责令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局驻外情报机构搜集有关仪器设备的生产和铀弹实验厂建设的详尽可靠的情报;(2)成立由从事原子核裂变研究工作的苏联著名科学家组成的苏联国防委员会专门委员会,探讨在苏联进行军事利用原子能的可行性。在苏联,从事原子核裂变研究的科学家有:苏联科学院院士卡皮察,列宁格勒物理研究所斯科别利岑院士及哈尔科夫物理技术研究所的А.А.斯卢茨基。”[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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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克拉夫琴科报告的基础上拟定了致国防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关于驻外情报机构所获情报内容及建议在苏联开展核武器研制的报告并由贝利亚签署。[23]不过,该报告并未及时呈报斯大林,只是在1942年10月国防委员会作出恢复核研究的决定之后,该报告才在修改后呈报给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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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委员会第2352cc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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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4月,卡夫塔诺夫得到一个蓝色的笔记本,里面写满了公式和注释,与核能利用问题有关。这是游击队在敌占区从被打死的一名德国军官身上找到的。卡夫塔诺夫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大约也是在那个时候,我们正研究那个笔记本和弗廖罗夫的信,希特勒大肆叫嚷德国正在研制‘超级武器’。万一这不仅仅是宣传呢?万一这个恶棍指的是核武器呢?我找到几位物理学家商议。我最重视的是约费的意见。约费认为,链式裂变反应或核爆炸在原则上已经得到证明,我们应当着手研究。我请约费与我一道起草一封写给国防委员会的关于应当成立核武器问题研究中心的信。他同意了。我们两人在这封信上签了字……”[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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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时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М.Г.别尔乌辛回忆:“1942年春天,战争进行得最困难的时候,莫洛托夫召见了我,亲手将国外学者关于核能研究的详细报告交给我让我看。报告中介绍了有关在铀—石墨反应堆中可以产生链式核反应的情况,还介绍了采用扩散法和电磁法分离铀-235同位素的情况……我认为,应当让物理学家们也看一看这份报告并作出评价。莫洛托夫同意了我的建议……我选出了库尔恰托夫、阿利汉诺夫和基科因。经莫洛托夫同意,我将上述三人请到我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他们当时都很年轻。我将报告拿给他们看,并让他们写一份书面鉴定,看报告中有多少信息是准确真实的。看了报告后,库尔恰托夫、阿利汉诺夫和基科因写了一份鉴定,肯定了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他们建议在苏联的各个物理研究所广泛开展核物理研究,建造铀—石墨反应堆,制造采用扩散法和电磁法分离天然铀的设备。苏联也曾进行过链式核反应的研究,尤其是在列宁格勒物理技术研究所,后来因战争中断了。我将科学家们写的鉴定交给了莫洛托夫,莫洛托夫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上汇报了有关情况。”[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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