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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战略思想变化对犹委会造成的第四个重大打击是犹委会的活动陷于瘫痪。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斯大林的战略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主义出炉;6月5日,马歇尔计划发表。随后,斯大林彻底放弃了大国合作政策,转向集团对抗政策,美苏冷战正式爆发。9月25日,日丹诺夫在华沙召开的九国共产党情报局会议上正式宣布,“世界舞台上现有的政治力量分成了两个基本的阵营:一方是帝国主义的和反民主的阵营,一方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和民主的阵营。”[53]苏联的内外政策日趋严酷,犹委会的活动也越来越多地受到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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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开始后,美英及其他国家形形色色的犹太社会政治集团都开始加入了反苏大合唱。与此同时,世界上许多进步的犹太组织又都在争取与犹委会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以便配合犹委会的活动。所以,犹委会认为,“在现阶段党和政府发动所有国家的犹太人进步民主力量对反动势力进行进攻的斗争中,犹委会可以发挥更广泛更积极的作用。”[54]为此,米霍埃尔斯专门拜会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对外政策部副部长巴拉诺夫,并向他提交了关于扩大犹委会活动的建议。[55]不久,根据犹委会主席团的指示,米霍埃尔斯又向中央委员会书记日丹诺夫提出了在向国外新闻界发送犹委会材料之外的六点工作计划,其中包括:帮助创建一个由犹太人反法西斯组织、苏联的友好联盟及其他进步民主组织组成的国际协会;不断地给国外进步民主组织派遣苏联犹太文学和艺术代表并把这些代表组成代表团派往海外;组织第四次莫斯科犹太人代表集会;用意第绪语出版反宣传的月刊杂志;派苏联犹太社团代表到国外向全世界宣传有关犹太难民们的悲惨状况;邀请美、法、波兰、保加利亚、巴勒斯坦和罗马尼亚等国家犹太进步民主运动的著名人物参加十月革命30周年纪念活动等。[56]但是,这些雄心勃勃的计划并未得到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认可。[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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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犹委会的出访计划也屡屡碰壁。与战争期间犹委会代表团盛极一时、长达7个月的海外访问相比,战后犹委会的出访活动黯然失色。据笔者统计,战后犹委会的出访活动仅有一次,即1946年1月31日,经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斯大林同意犹委会接受罗马尼亚犹太组织的提议,批准米霍埃尔斯出访罗马尼亚一个月。[58]此后,从1946年5月到1948年4月,犹委会先后总共提出了12次出访或者对外交流申请,不论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犹太人组织(包括亲苏的犹太人组织)的访问,还是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犹太人组织的交流,都被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以各种理由或者借口驳回。经过一连串的挫折之后,犹委会领导人终于明白:苏联当局根本无意让苏联犹太人与西方犹太人建立密切的关系。所以,当犹委会在1948年4月再次收到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邀请其参加有关会议的通知时候,自己已经主动向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领导人提出谢绝与会的理由了。不过,它还是恳请能够派一位《团结报》的记者前去了解情况,但是也没有得到苏斯洛夫的恩准。[59]犹委会处境之艰难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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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到1947年年底,苏联当局已经终止了利用犹委会加强与世界犹太界合作的计划。不仅如此,根据当时担任国家安全部大案要案调查处侦查员的留明后来的说法,在戈尔德施泰因被捕后(即1947年底),国家安全部在调查特别重要的案件的过程中,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即把犹太人看作苏联政府潜在的敌人。于是,犹太人逐渐成为苏联当局怀疑和打击的对象,许多被指控有反苏联行为和替美国从事间谍活动的犹太人被捕。在这种形势下,斯大林虽然没有立即下令解散犹委会,但是,也根本无意让它东山再起。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对外政策部和宣传鼓动部显然没有洞悉斯大林的真实意图,所以在1947年7月和1948年3月先后两次提出对犹委会进行彻底改组的方案[60],以便把它改造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让其在对外宣传中重新焕发出活力。由于这一设想完全悖逆了斯大林的战略意图,结果自然就胎死腹中。斯大林之所以让犹委会继续保留下来,仅仅是出于中东政策的需要,因为这时他正在考虑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以便把苏联的势利扩展到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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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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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三 两难抉择:以色列建国及其对犹委会的致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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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犹委会的历史上,以色列建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这一问题在苏联国内所引起的强烈反应不仅加速了犹委会的灭亡,而且对整个苏联犹太人的命运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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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斯大林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从1947年5月14日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安德烈·葛罗米柯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第一次演讲以来,苏联就坚定不移地为犹太人建国摇旗呐喊。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家成立后,苏联政府在5月18日就宣布“正式承认以色列及其临时政府”,成为第一个从法律上承认以色列并同它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61]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苏联的鼎力支持,以色列国家就不会建立,起码不会在1948年建立。俄国学者列昂尼德·姆列钦甚至把斯大林称为“以色列的缔造者”,并指出,“如果没有斯大林,犹太国家未必能在巴勒斯坦地区出现。”[62]苏联支持以色列建国的动机比较复杂[63],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绝非“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或者转变了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看法。”[64]然而,葛罗米柯在联合国的多次演讲给世人特别是犹太人留下的却完全是另一种印象:苏联在巴勒斯坦“没有直接的物质或者其他利益”,它对以色列的支持似乎完全是出于对犹太人在战时和战后所遭受的巨大灾难及痛苦的深切同情。[65]苏联政府的这一“公正之举”在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苏联犹太人误以为政府已经改变了多年来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打压政策,于是,他们和全世界的犹太人一样欣喜若狂,在心中压抑多年的民族主义情绪一下子爆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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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苏联国内唯一的官方犹太人组织,犹委会自然就成了国内同胞倾诉心声的主要对象。苏联犹太人纷纷致函犹委会和《团结报》编辑部,抒发自己的喜悦之情,并对政府的立场表示支持和感谢。М.Л.车尔尼雅夫斯基将军听到莫洛托夫承认以色列的广播演说后非常激动,他在一封信中表示,“苏联代表团在联合国的坚定立场促进了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的诞生。犹太民族永远都不会忘记苏联政府对他们的深切关怀。全世界的犹太工人都把苏联视为他们从法西斯主义压迫下获得解放的救世主,并且对苏联政府给巴勒斯坦犹太人民的支持深表感谢。”[66]爱伦堡、扎斯拉夫斯基、贝格尔森、阿杰米扬、祖斯金等许多苏联犹太名流也为此向《团结报》编辑部发出了致敬电函。与此同时,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进攻也在苏联犹太人当中掀起了愤怒的浪潮。苏联犹太人群情激愤,或者亲自到犹委会办公室登门拜访,或者打电话、致函犹委会和《团结报》编辑部,纷纷敦促犹委会立即采取措施,代表苏联犹太人向以色列提供紧急援助。他们既有来自莫斯科、列宁格勒各高等院校的大学生,也有来自一些企业、科研单位的职工、工程师和苏联军队的军官。其共同特点是都把犹委会和《团结报》的全体编辑视为“苏联犹太人的唯一代表”,要求犹委会率先垂范,立即开始动员所需资源去购买武器并运往巴勒斯坦,并向政府提出允许犹太志愿者前往巴勒斯坦和加入犹太军队的问题。列宁格勒高等院校的36名大学生在给犹委会主席团的信中说,“苏联犹太人正以极大的兴趣密切注视着在巴勒斯坦发生的事件。……我们想知道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将采取什么具体措施来帮助以色列与盎格鲁美帝国主义走狗进行斗争。我们请求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在主要报刊上明确声明反对阿拉伯军队对以色列国家的侵略。”[67]工程师罗加切夫斯基、达维德·德拉贡斯基上校等人向犹委会建议组编一个犹太师,派赴巴勒斯坦去反抗阿拉伯人的强霸势力。[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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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犹太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时也不加掩饰地表露出来。从列宁格勒到敖德萨,从利沃夫到西伯利亚,从繁华的大都市到偏僻的乡村,从身居高位的官员到普通百姓,从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党员到普通群众,从犹太复国主义者到非犹太复国主义者,几乎所有的苏联犹太人都表现出对以色列的强烈认同感。许多人不仅把以色列视为自己的祖国,对苏联的民族政策表示不满,甚至直接要求移民以色列。乌克兰文尼察州日梅林卡市的500多位犹太人联名致函《真理报》编辑部说,“今天我们听到了一个盼望已久的激动人心的消息——新的以色列犹太国家建立了。我们现在将接受我们自己国家的权利,因为我们流落在世界各地受难的兄弟们仅仅因为是犹太人而遭驱散、压迫、蔑视。”他们郑重请求苏联政府能够批准该镇所有的犹太居民移民以色列,以便“回到我们在以色列的祖国”。[69]不仅如此,犹太复国主义者还在一些城市举行了群众性的游行示威。1948年6月,莫斯科犹太圣咏会堂组织了有上万人参加的隆重的礼拜仪式,会堂内外挤满了祈祷者,悬挂的标语上写着:“犹太人民还活着”,“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宣布成立”。塔什干、切尔诺维茨和其他城市也举行了类似的礼拜活动。[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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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犹太人对以色列的狂热态度一下子把犹委会推向了潮头浪尖,并且迫使犹委会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严峻选择:到底是代表犹太同胞与政府进行交涉?还是屈从于政府的旨意明哲保身?犹委会领导人虽然在私下里和苏联犹太人一样感到兴奋,他们“对以色列的正面肯定态度是毋庸置疑的。”[71]但是,由于没有收到苏联政府的明确指示,所以他们一时无所适从。事实上,自从1948年1月米霍埃尔斯被暗杀后,犹委会就一直处于阴影笼罩之下,噤若寒蝉。费费尔、犹委会代理责任书记海菲茨等领导人除了把苏联犹太人的反应和要求呈报给上级部门,等待上级的指示之外,不敢自作主张采取任何行动。1948年5月18日,中央对外政策部接到海菲茨有关苏联犹太人要求支援以色列的报告后,在当天就做出批复,“苏联公民应当向苏维埃各级机关提出此类申请。”[72]换而言之,这就等于剥夺了犹委会受理此类申请的权力。犹委会从此变得更加小心谨慎,不敢越雷池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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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政府支持以色列建国本来就是出于特殊的政治目的,所以,它既不希望国内犹太人因此增加对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民族认同感,更不希望犹委会与以色列联系过密,甚至成为苏联犹太人在这一问题上的代言人。根据现有资料来看,苏联政府当时分派给犹委会的任务包括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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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帮助政府收集有关以色列和犹太人的情报。以色列建国之前,犹委会就开始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外交部按月提供相关情报。以色列刚一建立,它就提交了以色列临时政府成员的个人传记和有关阿以军事力量的报告。不论是国外犹太友人的来信,还是与国外犹太组织代表的会晤,只要是涉及以色列的有价值的情报,犹委会领导人都会向上级部门汇报。就在犹委会被查封的前5天,它还提交了最后一份关于“美国在以色列内部的经济和政治渗透”的报告。事实上,犹委会给苏联当局提供最多、最重要的情报还是有关苏联犹太人对以色列建国的反应。根据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副部长巴拉诺夫的要求,海菲茨把所有打电话、来信或者亲自来到犹委会对以色列表示支持的人的姓名、职业、单位和住址都进行了详细登记,然后上报给中央委员会。从5月17日到31日,他至少汇报过3次,许多苏联犹太人给犹委会的呼吁和信件都被直接拷贝交给巴拉诺夫。[73]同时,《团结报》代理主编日茨也把编辑部收到的相关信件和评论呈报给了巴拉诺夫。[74]这些资料经对外政策部编纂后,迅速呈报中央委员会领导人。不仅如此,海菲茨和费费尔还把所有情况分头向国家安全部做了汇报。例如工程师罗加切夫斯基来到犹委会,邀请费费尔到他家里参加一些犹太人工程师对苏联歧视犹太人问题的讨论,并且请他把组建犹太志愿兵师派到以色列作战的倡议书转交给上级机关,而费费尔把这一切都报告了国家安全部的马尔丘科夫,并把那份申请书也转交给了国家安全部。[75]巴拉诺夫明确指出,收集这些情报的目的是“为了全面揭露民族主义分子和敌对分子。”[76]所以,海菲茨和费费尔不会不明白他们的行动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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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配合政府进行必要的、受到严格限制的陪衬性宣传。1948年4月,费费尔和海菲茨曾向莫洛托夫建议:“犹委会应对联合国全体大会通过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国家的决议表示支持,以便增加世界犹太人对于苏联的同情。”结果遭到否决。[77]5月19日,犹委会主席团专门开会讨论有关以色列的问题。它所能做的事情仅仅是就以色列的成立给以色列临时政府总统魏茨曼发去一封贺电,指出“这是犹太民族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事件之一”。就是这份寥寥数语的贺电,都要经过中央对外政策部部长苏斯洛夫、外交部副部长佐林、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层层审批,最后在签发时还删掉了犹委会主席团成员在贺电末尾的签名。[78]希梅利奥维奇在会上对只在犹太文报纸(即次日的《团结报》)上刊登这一贺电表示不满,为了扩大影响,他认为还应该在俄文报刊上发表。后来与有关部门协商后未获批准。由于苏联政府的限制,犹委会主席团对于苏联广大犹太人最为关注的有关支援以色列的要求和呼吁既没有进行讨论,也没有做出公开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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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委会在援助以色列问题上的暧昧态度引起了国内犹太同胞的强烈不满。从1948年5月20日开始,苏联犹太人对于犹委会的批评和责难汹涌而至。一位新西伯利亚的犹太人来电责问犹委会:“为什么你们不组织帮助新的以色列国家为其独立而战?”[79]有16个犹太人联名致函爱伦堡说,“我们要求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代表整个苏联犹太社团,大声疾呼捍卫犹太国家的合法权利,反对违反国际合约,反对侵略和干涉。……我们请求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大声疾呼,反对对我们犹太同胞的新的大规模杀害。”[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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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苏联犹太人的强烈呼吁和反复敦促,处于苏联政府严密监督下的犹委会进退两难,不知所措。而苏联犹太人在失望之余,也变得异常愤怒。一位犹太人在给犹委会主席的匿名信中愤然写道,“苏联全体犹太人就你们对巴勒斯坦事件漠不关心的态度深感气愤。如果你们还自称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那么您和您领导的委员会就应该第一个站出来号召犹太人武装起来……如果您在等待上级命令,那么您就不是一位好犹太人。”甚至指责“今天这个委员会绝不是犹太人的。”[81]还有不少犹太大学生直接来找犹委会,对其消极态度表示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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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委会对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指责不仅无动于衷,而且还逐渐表现出与犹太同胞的期望和呼吁完全相左的倾向。在1948年6月7日召开的犹委会主席团会议上,与会者对犹太同胞的许多建议上纲上线,大加挞伐。费费尔指责来信者提出集资帮助以色列国战士和通过向巴勒斯坦派遣犹太志愿者的建议“非常愚蠢”,“未经政府批准是不能派遣志愿者和部队的。因为这将会引发中东地区的战争。”希梅利奥维奇认为“克服派遣志愿者和输送武器这一错误观念十分重要”。费费尔和克维特科指出,犹委会必须把斗争的矛头对准正在复活的犹太复国主义。日梅林卡市犹太人的信件成为众矢之的。费费尔提出,犹委会还应该与苏联作家协会协商,选派几批作家前往日梅林卡市组织一系列文学晚会,并派遣作家前往敖德萨、日托米尔等地。因为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信件汹涌而来,所以犹委会显然把加强对民族主义情绪的斗争看成了当务之急。费费尔就此提出了召开广播集会、对进步的犹太社会组织进行呼吁等四项建议,并宣读了关于召开广播集会给中央委员会书记苏斯洛夫的信。[82]该集会拟于6月15日举行,但是因为“它的观点听起来太像为以色列而发起的同情性群众集会”[83],所以最后未获当局批准。此次会议表明,犹委会在思想感情上已经与苏联犹太人发生了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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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政府的压制下,在犹委会的敷衍下,苏联犹太人要求声援以色列的第一次热潮逐渐消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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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9月,苏联在以色列问题上的政策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苏联侦察机关获得的文件显示,“以色列政府单一地采取了亲美和敌视苏联的立场”,正在抛开苏联,而“同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秘密结盟”。这使得斯大林不得不重新思考对以色列的政策。而最让斯大林担心的是,苏联一年多来的亲以政策不仅激活了国内犹太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且“促使苏联的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化,使他们‘突然感到自己是国际犹太组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84]成千上万的苏联犹太人不但要求援助以色列,为以色列而战,而且许多人竟然直截了当地要求放弃苏联国籍,移居到自己真正的祖国以色列去。这是斯大林始料未及的。尽管苏联正在通过东欧国家为以色列提供秘密的军事援助,但是它却不能允许自己国家的犹太公民去公开保卫以色列,更不允许出现大规模的移民潮——那将是对早已宣称在国内实现了各民族平等的苏联政府的极大讽刺。所以,从1948年9月初开始,苏联政府着手调整对以色列的宣传政策。1948年9月3日,斯大林在去南方休养前夕,指示部长会议副主席马林科夫要准备一些关于以色列国的文章。[85]1948年9月7日,《团结报》率先刊发了该报以色列问题专家列夫·戈尔德贝格的一篇文章,言辞犀利地抨击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以色列领导人,以及他们与美国瑙姆·戈尔德曼博士的联系。戈尔德曼在战时极力倡导援助苏联,一直是苏联媒体的宠儿,现在却突然被指控为“进步主义事业的叛徒。”[86]紧接着,《真理报》在1948年9月21日刊登了爱伦堡根据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等人授意撰写的文章——《关于一封信》。[87]从表面上看,爱伦堡是以公开发表文章的形式答复一个在战后欧洲继续受到反犹主义迫害、不知何去何从的德国犹太人所遇到的困惑:怎样才能真正解决犹太人问题?其实,他是在和苏联犹太人谈话,并试图向犹太同胞表明,犹太问题产生的根源是由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引起的,“犹太问题的解决必须靠全世界都实现社会主义”。面积狭小、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以色列根本不可能解决全世界犹太人的问题。[88]换言之,“以色列国家同苏联犹太人毫无关系,苏联没有犹太人问题,因此并不需要以色列”。[89]对于苏联犹太人而言,此文无疑是一颗充满警告意味的子弹,同时也打响了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第一枪。9月25日,《团结报》再次发了这篇文章。苏联犹太人明白:这是警告他们不要同以色列公使馆的人员接近!但是,他们却置若罔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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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9月初以色列公使果尔达·梅厄抵达莫斯科后,苏联犹太人对以色列的狂热情绪再度爆发出来,莫斯科犹太大会堂成为亲以情绪的主要宣泄地。9月11日,果尔达·梅厄到莫斯科犹太大会堂参加安息日祈祷,离开时许多人向她欢呼致意。[90]10月4日,是犹太教新年,以色列公使馆的全体人员再次来到莫斯科犹太大会堂。他们没有想到,平时假日只有2000左右犹太人来会堂,当天却一下子拥来了近5万人,等着他们莅临。[91]参加集会的有红军官兵、青少年和怀抱婴儿的父母,除了莫斯科的犹太人外,还有从苏联最遥远的地方来的犹太人。[92]在苏联,“没有一个礼拜场所曾经有如此众多、如此热情的出席者”。[93]狂热的人群簇拥着梅厄,大声呼喊着她的名字。犹太教首席拉比什洛伊梅·施利费尔试图制止狂热的群众,人们埋怨说,“我们等待这件事已经等了2000年,你怎么能不让我们表达自己的感情!”[94]苏联犹太人以这种勇敢的方式向以色列外交使团表示了双方之间的亲属关系,表明了他们对以色列建国的庆祝,以及以色列对他们的重大意义。自十月革命以来,苏联犹太人与国外的犹太同胞已经分离了30多年,尽管饱经磨难,但是苏联当局的高压统治“仍然未能削弱他们的精神……犹太人还是犹太人”。[95]10月14日是犹太人的另一个重大节日——赎罪日,成千上万犹太人再次涌向莫斯科犹太大会堂,同果尔达·梅厄在会堂待了一整天。苏联犹太人对以色列公使的狂热欢迎表明,“30多年的共产主义宣传也不能抹掉犹太人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热情”。[96]它不仅使苏联当局大为震惊,同时也使犹委会惊恐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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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苏联犹太人愈燃愈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犹委会立即采取措施灭火。《团结报》一马当先,发表了大量针对性的文章:一方面批评以色列国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并没有享有真正的民主;一方面刊登了一系列同民族主义和民族局限性作斗争、对犹太居民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文章。文章引用苏联犹太人在生活和建设中的大量实例指出,“苏联犹太人唯一的祖国是苏联”,“只有在我们国家,在列宁—斯大林民族政策的基础上,所谓的‘犹太人问题’才得到了彻底的解决,苏联犹太人在一切方面与苏联其他民族都是平等的”。为了协助党对犹太人劳动者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日茨还致函马林科夫,要求加强《团结报》的编辑力量,增加报纸的发行量。[97]1948年10月21日,犹委会主席团再次专门开会讨论有关以色列建国在苏联国内所引起的反响。这是犹委会历史上最后一次主席团会议。与会者认为,苏联支持以色列建国只是同情巴勒斯坦人民的表现,“我们从未表达过对以色列国领导人或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同情”。“苏联犹太人同情为自由而战的以色列工人,但并不同情准备把以色列变成美国实现扩张计划的忠实工具的以色列政府”。有人错误地认为苏联政府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态度已经改变,事实上,苏联政府“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态度从未改变。我们一直以为犹太复国主义是一场极其反动的运动”。几乎所有人都对爱伦堡和日茨在《团结报》上发表的文章大加赞赏。费费尔说,“爱伦堡的文章是基于深刻的原则并且是绝对正确的。现在苏联犹太人真的不再指望中东。这是对的。”克维特科表示,日茨“昨天写的文章非常好”。会上还有人抨击在犹太大会堂所发生的群众集会,指责果尔达·梅厄“是一个心胸狭隘的女人”。[98]从与会者的立场可以看出,犹委会已经完全显露出其政府传声筒和打压犹太人的工具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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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犹委会表现出来的对苏联犹太人利益的损害,他们最终也被自己的同胞所唾弃。1948年10月8日,一位来自莫斯科的犹太老人在给费费尔、日茨等人的匿名信中对爱伦堡在《团结报》发表的鼓吹同化论的文章进行了猛烈抨击。他明确表示,“犹太民族不想听到爱伦堡的建议”。他对犹委会领导人赞同爱伦堡的观点感到难以置信,并且指出,“如果伟大的米霍埃尔斯读了爱伦堡在《团结报》上的文章,他会因愤怒和悲伤而在自己的坟墓中辗转反侧。”[99]1948年11月25日,一位名叫摩西·戈里德曼的犹太人在给日茨的信中把紧随爱伦堡在《团结报》上发表文章的日茨比作跟着一只“大狗”狂吠号叫的“小狗”,谴责他对犹太人“在我们可爱的社会主义祖国”到处从所有重要职位上被解雇、对许多机构拒不接受犹太毕业生的反犹现象视而不见,而为了一己之私利,阿谀奉承,“扮演白痴”。信的末尾说,“爱伦堡厚颜无耻地以全体苏联犹太人的名义讲话。他没有这个权利。而您也根本没有任何权利代表犹太人讲话。”[100]从苏联犹太人利益的代言人到最后被犹太同胞剥夺了代表他们讲话的权力,犹委会在苏联犹太人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犹委会之所以对苏联政府惟命是从,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然而,这不仅未能挽救它的命运,而且毁掉了多年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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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5月以色列建国对苏联犹太人和犹委会的命运产生了重要影响。苏联国内的反犹政策骤然加剧。如果说此前斯大林对于犹太人的打压更多的是出于担忧和怀疑的话,那么现在他的想法则完全得到了证实。在苏联那样封闭的社会里,犹太人对以色列的狂热认同和支持被当局看成是对苏联的严重不忠,是对共产主义思想的背叛,“在斯大林看来,它就像危险的资产阶级犹太民族主义在破坏苏维埃国家的权威”。[101]斯大林后来在一次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明确指出,“任何一个犹太人都是民族主义者,都是美国情报机关的间谍”[102],苏联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留明指控犹太民族“是一个间谍民族”[103],显然都是源于这一事件。1948年6月,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美苏冷战日趋白热化。在这种形势下,斯大林认为,万一同美国发生战争的话,那么仇视苏联、与美国和以色列有着难以割舍的亲情联系的苏联犹太人就会成为西方的“第五纵队”,从背后对苏联人民下手,直接威胁国家的生存。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犹太复国主义情绪不仅表现在苏联普通犹太民众身上,而且反映在克里姆林宫内部某些人物的言行当中。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的犹太人妻子伏罗希洛娃·叶卡捷琳娜·戈尔普曼在以色列国成立当天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激动地对自己的家人说:“今天我们终于有自己的祖国了。”[104]在1948年纪念十月革命胜利30周年的外宾招待会上,莫洛托夫夫人、苏共中央委员热姆丘任娜与以色列公使果尔达·梅厄和其他外交人员用意第绪语进行了倾心长谈,最后还意犹未尽地说,“祝你们一切安好!那样所有的犹太人事情就好办了。”[105]在斯大林看来,这说明犹太复国主义势力已经渗透到了苏联政权的心脏地带,威胁到了国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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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消除苏联犹太人狂热的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情绪,斯大林随即在国内加强了反对“世界主义者”的运动,运动的性质也从最初的批判、降职、解雇升级到逮捕、流放和枪毙。“从1948年到1953年,数以千计的犹太知识分子、科学家、政治领袖、国家安全部职员和私营单位人员都遭到无情地审讯,丢掉职位,并且公开地受到嘲弄、奚落、恫吓和监禁。许多人被枪毙。”[106]犹委会虽然对苏联当局忠心耿耿,但是,它与美国的联系最为广泛,是斯大林心目中“世界主义者”的典型代表,是苏联犹太人的文化精英和精神领袖。大量的事实证明,斯大林在内心深处不仅把苏联犹太人看成是一个民族群体,而且把犹委会看成是他们的代表,无论苏联犹太人还是犹委会都是“潜在的危险的‘外国人’,敌视苏联政权和他个人”。[107]按照斯大林的逻辑,要消灭一个民族,首先就要消灭这个民族的文化和精英。于是,犹委会就在劫难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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