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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081 犹委会对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指责不仅无动于衷，而且还逐渐表现出与犹太同胞的期望和呼吁完全相左的倾向。在1948年6月7日召开的犹委会主席团会议上，与会者对犹太同胞的许多建议上纲上线，大加挞伐。费费尔指责来信者提出集资帮助以色列国战士和通过向巴勒斯坦派遣犹太志愿者的建议“非常愚蠢”，“未经政府批准是不能派遣志愿者和部队的。因为这将会引发中东地区的战争。”希梅利奥维奇认为“克服派遣志愿者和输送武器这一错误观念十分重要”。费费尔和克维特科指出，犹委会必须把斗争的矛头对准正在复活的犹太复国主义。日梅林卡市犹太人的信件成为众矢之的。费费尔提出，犹委会还应该与苏联作家协会协商，选派几批作家前往日梅林卡市组织一系列文学晚会，并派遣作家前往敖德萨、日托米尔等地。因为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信件汹涌而来，所以犹委会显然把加强对民族主义情绪的斗争看成了当务之急。费费尔就此提出了召开广播集会、对进步的犹太社会组织进行呼吁等四项建议，并宣读了关于召开广播集会给中央委员会书记苏斯洛夫的信。[82]该集会拟于6月15日举行，但是因为“它的观点听起来太像为以色列而发起的同情性群众集会”[83]，所以最后未获当局批准。此次会议表明，犹委会在思想感情上已经与苏联犹太人发生了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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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083 在苏联政府的压制下，在犹委会的敷衍下，苏联犹太人要求声援以色列的第一次热潮逐渐消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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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085 1948年9月，苏联在以色列问题上的政策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苏联侦察机关获得的文件显示，“以色列政府单一地采取了亲美和敌视苏联的立场”，正在抛开苏联，而“同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秘密结盟”。这使得斯大林不得不重新思考对以色列的政策。而最让斯大林担心的是，苏联一年多来的亲以政策不仅激活了国内犹太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且“促使苏联的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化，使他们‘突然感到自己是国际犹太组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84]成千上万的苏联犹太人不但要求援助以色列，为以色列而战，而且许多人竟然直截了当地要求放弃苏联国籍，移居到自己真正的祖国以色列去。这是斯大林始料未及的。尽管苏联正在通过东欧国家为以色列提供秘密的军事援助，但是它却不能允许自己国家的犹太公民去公开保卫以色列，更不允许出现大规模的移民潮——那将是对早已宣称在国内实现了各民族平等的苏联政府的极大讽刺。所以，从1948年9月初开始，苏联政府着手调整对以色列的宣传政策。1948年9月3日，斯大林在去南方休养前夕，指示部长会议副主席马林科夫要准备一些关于以色列国的文章。[85]1948年9月7日，《团结报》率先刊发了该报以色列问题专家列夫·戈尔德贝格的一篇文章，言辞犀利地抨击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以色列领导人，以及他们与美国瑙姆·戈尔德曼博士的联系。戈尔德曼在战时极力倡导援助苏联，一直是苏联媒体的宠儿，现在却突然被指控为“进步主义事业的叛徒。”[86]紧接着，《真理报》在1948年9月21日刊登了爱伦堡根据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等人授意撰写的文章——《关于一封信》。[87]从表面上看，爱伦堡是以公开发表文章的形式答复一个在战后欧洲继续受到反犹主义迫害、不知何去何从的德国犹太人所遇到的困惑：怎样才能真正解决犹太人问题？其实，他是在和苏联犹太人谈话，并试图向犹太同胞表明，犹太问题产生的根源是由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引起的，“犹太问题的解决必须靠全世界都实现社会主义”。面积狭小、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以色列根本不可能解决全世界犹太人的问题。[88]换言之，“以色列国家同苏联犹太人毫无关系，苏联没有犹太人问题，因此并不需要以色列”。[89]对于苏联犹太人而言，此文无疑是一颗充满警告意味的子弹，同时也打响了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第一枪。9月25日，《团结报》再次发了这篇文章。苏联犹太人明白：这是警告他们不要同以色列公使馆的人员接近！但是，他们却置若罔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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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087 1948年9月初以色列公使果尔达·梅厄抵达莫斯科后，苏联犹太人对以色列的狂热情绪再度爆发出来，莫斯科犹太大会堂成为亲以情绪的主要宣泄地。9月11日，果尔达·梅厄到莫斯科犹太大会堂参加安息日祈祷，离开时许多人向她欢呼致意。[90]10月4日，是犹太教新年，以色列公使馆的全体人员再次来到莫斯科犹太大会堂。他们没有想到，平时假日只有2000左右犹太人来会堂，当天却一下子拥来了近5万人，等着他们莅临。[91]参加集会的有红军官兵、青少年和怀抱婴儿的父母，除了莫斯科的犹太人外，还有从苏联最遥远的地方来的犹太人。[92]在苏联，“没有一个礼拜场所曾经有如此众多、如此热情的出席者”。[93]狂热的人群簇拥着梅厄，大声呼喊着她的名字。犹太教首席拉比什洛伊梅·施利费尔试图制止狂热的群众，人们埋怨说，“我们等待这件事已经等了2000年，你怎么能不让我们表达自己的感情！”[94]苏联犹太人以这种勇敢的方式向以色列外交使团表示了双方之间的亲属关系，表明了他们对以色列建国的庆祝，以及以色列对他们的重大意义。自十月革命以来，苏联犹太人与国外的犹太同胞已经分离了30多年，尽管饱经磨难，但是苏联当局的高压统治“仍然未能削弱他们的精神……犹太人还是犹太人”。[95]10月14日是犹太人的另一个重大节日——赎罪日，成千上万犹太人再次涌向莫斯科犹太大会堂，同果尔达·梅厄在会堂待了一整天。苏联犹太人对以色列公使的狂热欢迎表明，“30多年的共产主义宣传也不能抹掉犹太人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热情”。[96]它不仅使苏联当局大为震惊，同时也使犹委会惊恐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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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089 面对苏联犹太人愈燃愈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犹委会立即采取措施灭火。《团结报》一马当先，发表了大量针对性的文章：一方面批评以色列国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并没有享有真正的民主；一方面刊登了一系列同民族主义和民族局限性作斗争、对犹太居民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文章。文章引用苏联犹太人在生活和建设中的大量实例指出，“苏联犹太人唯一的祖国是苏联”，“只有在我们国家，在列宁—斯大林民族政策的基础上，所谓的‘犹太人问题’才得到了彻底的解决，苏联犹太人在一切方面与苏联其他民族都是平等的”。为了协助党对犹太人劳动者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日茨还致函马林科夫，要求加强《团结报》的编辑力量，增加报纸的发行量。[97]1948年10月21日，犹委会主席团再次专门开会讨论有关以色列建国在苏联国内所引起的反响。这是犹委会历史上最后一次主席团会议。与会者认为，苏联支持以色列建国只是同情巴勒斯坦人民的表现，“我们从未表达过对以色列国领导人或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同情”。“苏联犹太人同情为自由而战的以色列工人，但并不同情准备把以色列变成美国实现扩张计划的忠实工具的以色列政府”。有人错误地认为苏联政府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态度已经改变，事实上，苏联政府“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态度从未改变。我们一直以为犹太复国主义是一场极其反动的运动”。几乎所有人都对爱伦堡和日茨在《团结报》上发表的文章大加赞赏。费费尔说，“爱伦堡的文章是基于深刻的原则并且是绝对正确的。现在苏联犹太人真的不再指望中东。这是对的。”克维特科表示，日茨“昨天写的文章非常好”。会上还有人抨击在犹太大会堂所发生的群众集会，指责果尔达·梅厄“是一个心胸狭隘的女人”。[98]从与会者的立场可以看出，犹委会已经完全显露出其政府传声筒和打压犹太人的工具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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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091 由于犹委会表现出来的对苏联犹太人利益的损害，他们最终也被自己的同胞所唾弃。1948年10月8日，一位来自莫斯科的犹太老人在给费费尔、日茨等人的匿名信中对爱伦堡在《团结报》发表的鼓吹同化论的文章进行了猛烈抨击。他明确表示，“犹太民族不想听到爱伦堡的建议”。他对犹委会领导人赞同爱伦堡的观点感到难以置信，并且指出，“如果伟大的米霍埃尔斯读了爱伦堡在《团结报》上的文章，他会因愤怒和悲伤而在自己的坟墓中辗转反侧。”[99]1948年11月25日，一位名叫摩西·戈里德曼的犹太人在给日茨的信中把紧随爱伦堡在《团结报》上发表文章的日茨比作跟着一只“大狗”狂吠号叫的“小狗”，谴责他对犹太人“在我们可爱的社会主义祖国”到处从所有重要职位上被解雇、对许多机构拒不接受犹太毕业生的反犹现象视而不见，而为了一己之私利，阿谀奉承，“扮演白痴”。信的末尾说，“爱伦堡厚颜无耻地以全体苏联犹太人的名义讲话。他没有这个权利。而您也根本没有任何权利代表犹太人讲话。”[100]从苏联犹太人利益的代言人到最后被犹太同胞剥夺了代表他们讲话的权力，犹委会在苏联犹太人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犹委会之所以对苏联政府惟命是从，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然而，这不仅未能挽救它的命运，而且毁掉了多年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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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093 1948年5月以色列建国对苏联犹太人和犹委会的命运产生了重要影响。苏联国内的反犹政策骤然加剧。如果说此前斯大林对于犹太人的打压更多的是出于担忧和怀疑的话，那么现在他的想法则完全得到了证实。在苏联那样封闭的社会里，犹太人对以色列的狂热认同和支持被当局看成是对苏联的严重不忠，是对共产主义思想的背叛，“在斯大林看来，它就像危险的资产阶级犹太民族主义在破坏苏维埃国家的权威”。[101]斯大林后来在一次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明确指出，“任何一个犹太人都是民族主义者，都是美国情报机关的间谍”[102]，苏联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留明指控犹太民族“是一个间谍民族”[103]，显然都是源于这一事件。1948年6月，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美苏冷战日趋白热化。在这种形势下，斯大林认为，万一同美国发生战争的话，那么仇视苏联、与美国和以色列有着难以割舍的亲情联系的苏联犹太人就会成为西方的“第五纵队”，从背后对苏联人民下手，直接威胁国家的生存。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犹太复国主义情绪不仅表现在苏联普通犹太民众身上，而且反映在克里姆林宫内部某些人物的言行当中。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的犹太人妻子伏罗希洛娃·叶卡捷琳娜·戈尔普曼在以色列国成立当天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激动地对自己的家人说：“今天我们终于有自己的祖国了。”[104]在1948年纪念十月革命胜利30周年的外宾招待会上，莫洛托夫夫人、苏共中央委员热姆丘任娜与以色列公使果尔达·梅厄和其他外交人员用意第绪语进行了倾心长谈，最后还意犹未尽地说，“祝你们一切安好！那样所有的犹太人事情就好办了。”[105]在斯大林看来，这说明犹太复国主义势力已经渗透到了苏联政权的心脏地带，威胁到了国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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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095 为了消除苏联犹太人狂热的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情绪，斯大林随即在国内加强了反对“世界主义者”的运动，运动的性质也从最初的批判、降职、解雇升级到逮捕、流放和枪毙。“从1948年到1953年，数以千计的犹太知识分子、科学家、政治领袖、国家安全部职员和私营单位人员都遭到无情地审讯，丢掉职位，并且公开地受到嘲弄、奚落、恫吓和监禁。许多人被枪毙。”[106]犹委会虽然对苏联当局忠心耿耿，但是，它与美国的联系最为广泛，是斯大林心目中“世界主义者”的典型代表，是苏联犹太人的文化精英和精神领袖。大量的事实证明，斯大林在内心深处不仅把苏联犹太人看成是一个民族群体，而且把犹委会看成是他们的代表，无论苏联犹太人还是犹委会都是“潜在的危险的‘外国人’，敌视苏联政权和他个人”。[107]按照斯大林的逻辑，要消灭一个民族，首先就要消灭这个民族的文化和精英。于是，犹委会就在劫难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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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100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1706460320]

1706470101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四 大难临头：“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审判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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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103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是美苏冷战时期的不幸产物。它的出笼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酝酿和炮制过程，并且与冷战的发展历程几乎是亦步亦趋的。早在1946年10月12日，苏联国家安全部就向联共（布）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呈送了《关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某些工作人员的民族主义表现》的报告。此后，国家安全部便盯上了犹委会。1947年12月，在侦办斯大林私生活泄密一案中，国家安全部通过严刑逼供迫使伊萨克·戈尔德施泰因在诬陷犹委会的审讯记录上签了字。该记录指出，“戈尔德施泰因曾听格林贝格讲，后来又通过他亲自同犹委会的领导人交往了解到，洛佐夫斯基、费费尔、马尔基什还有其他一些人利用犹委会作掩护，从事据说仿佛是反苏的民族主义活动，与国外的反动犹太人群体保持密切的联系，并进行间谍活动。”1947年12月28日，国家安全部据此逮捕了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犹委会成员扎哈尔·格林贝格，然后使用欺骗的方法诱使格林贝格于1948年3月1日在事先编造的“审讯记录”上签了字[108]，其中详细供述了犹委会的民族主义活动以及米霍埃尔斯、费费尔、洛佐夫斯基在这种民族主义活动中所起的作用，证实了戈尔德施泰因的供词。1948年1月10日和3月1日，阿巴库莫夫先后把审讯戈尔德施泰因和格林贝格的笔录分别呈送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正是这些假口供成为“有名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起因”。[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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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105 事实上，1948年1月12日国家安全部受命谋杀米霍埃尔斯后，阿巴库莫夫就明白：此举“必将成为一个更大规模‘案件’的开始”。[110]1948年3月26日，他给斯大林、日丹诺夫和阿·亚·库兹涅佐夫呈交了一份长达15页的文件——《苏联国家安全部就犹委会的严重问题致苏联部长会议的报告》，直言不讳地指控“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领导人是积极的民族主义分子，他们面向美国人，实质上在进行反苏的民族主义活动”。犹委会前主席米霍埃尔斯把费费尔、马尔基什等一大批与自己志同道合的民族主义的犹太权威人士拉进犹委会，和他们一起“把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用来作为进行反苏活动的掩护”。[111]该报告与此前其他相关报告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第一次把叛国罪加到犹委会身上，从而“加速了1952年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员的审讯乃至判决的步伐”。[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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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107 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爆发“二月事件”，4月，斯大林采取措施封锁了西柏林，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加剧，形成了第一次冷战高潮。在这种形势下，斯大林对犹太民族固有的敌视和疑虑日益加剧。为了在与西方的冷战中清除一切潜在的威胁和异己力量，苏联当局决定对国内这个唯一具有影响力的犹太人组织采取断然措施。1948年11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授权苏联国家安全部立即解散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因为事实表明该委员会乃是反苏宣传的中心，并且经常向国外情报机关提供反苏情报。同时，据此查封该委员会的报刊出版机构。接管委员会的善后事务。目前不逮捕任何人”。[113]次日，国家安全部秘密查封了犹委会办公大楼，所有档案与书籍都被打包用卡车运往国家安全部的仓库。在苏联历史上存在了7年之久、曾经辉煌一时的犹委会及其机关报《团结报》就这样一起被腰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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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109 斯大林关于解散犹委会但“目前不逮捕任何人”的决定非常短暂。1948年12月下旬，大规模的逮捕就已经开始。12月24日，犹委会领导人费费尔第一个被捕，并且被直接关进国家安全部的内部监狱。阿巴库莫夫在当天夜里就对费费尔进行了审问，并威胁他说，如不招认，就要挨打。[114]随后，费费尔按照阿巴库莫夫的指示开始诬告犹委会的相关成员和其他与犹委会有关的人。12月24日晚上，正在包特金医院住院的莫斯科国家犹太剧院艺术指导祖斯金被捕。1949年1月13日，犹委会主席团成员希梅利奥维奇和尤泽福维奇被捕。1月下旬逮捕达到高潮。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15名被告中，有9名都是1月24～28日这短短的几天时间里被捕的。其中包括：犹委会主席团成员贝格尔森、伊·谢·瓦坚贝格及其妻子柴·谢·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克维特科、洛佐夫斯基、布雷格曼、马尔基什、什泰恩、苏联情报局官员埃·伊·泰乌明。该案最后一个被捕的是苏联情报局官员列·雅·塔尔米（1949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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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111 新解密的档案表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是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副主席马林科夫的直接领导下炮制的。1949年1月13日，马林科夫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马·费·什基里亚托夫陪同下，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召见了已经卸职的洛佐夫斯基。他以洛佐夫斯基曾经参与审订了1944年2月15日由米霍埃尔斯、爱泼斯坦、费费尔签名起草的有关“克里木方案”的信件为由，指控其进行犯罪活动。尽管洛佐夫斯基不承认自己犯有任何罪行，但在谈话结束后，马林科夫和什基里亚托夫还是给斯大林写了一份报告，以“有政治上不可靠的联系和与中央委员行为不符”为名，建议将洛佐夫斯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949年1月18日，联共（布）中央以征询意见的方式通过了将洛佐夫斯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开除出党的决议，1949年1月26日下令将其逮捕。[115]随后，马林科夫、什基里亚托夫和阿巴库莫夫及其亲信利用犹委会被解散这一事实，以各种捏造的政治罪名和伪造的审讯记录，精心炮制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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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113 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审理的整个过程来看，可以把它分为“侦查起诉”和“审判”两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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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115 应该说，苏联国家安全部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侦查起诉阶段是从1948年12月费费尔等人被捕开始的，因为各种因素的制约，拖延了近3年半之久，一直持续到1952年4月。这一阶段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阿巴库莫夫担任国家安全部部长时期和伊格纳季耶夫取而代之以后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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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117 在侦查起诉阶段，国家安全部的首要任务就是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所有被告罗织罪名。档案材料表明，国家安全部一开始就把犹委会打成从事反苏民族主义活动和间谍活动的中心，并认定这种犯罪活动是在莫洛托夫夫人、中央委员波莱娜·热姆丘任娜、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和苏联情报局副局长洛佐夫斯基的庇护下进行的。为了配合斯大林对于苏联犹太人的大清洗，尽快取得所有被告从事犯罪活动的供词，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亲自出马，专案重案调查处副处长、以残忍和反犹著称的科马罗夫上校具体领导犹委会案件审讯小组的侦讯工作。在该案的初审阶段，除阿巴库莫夫和留明之外，国家安全部还动用了利哈乔夫、希什科夫、库兹明等34位官员。这些工作人员按照阿巴库莫夫的罪恶指示，从一开始就“粗暴违反法律并采取违禁手段，以取得‘认罪口供’”。[116]他们或者采取以施行肉刑进行威胁恫吓的手段，或者把犯人关进单人牢房进行精神折磨，或者“对被捕的人进行殴打和刑讯，经常不准他们睡觉，用这种方法迫使他们在侦查员们伪造的审讯记录上签名”。[117]费费尔、洛佐夫斯基等人就先后遭到利哈乔夫、科马罗夫的威吓；而希梅利奥维奇、尤泽福维奇则惨遭毒打。希梅利奥维奇“在1个月（1949年1～2月）的时间内每昼夜要被打大约80～100下”，总共挨打2000下左右，以至于后来不得不用担架抬着去受审。[118]由于尤泽福维奇拒绝按照阿巴库莫夫的旨意诬告洛佐夫斯基，阿巴库莫夫便把他转到列福尔托沃监狱去用橡皮棍进行毒打，他倒翻在地时还用脚踢他。[119]其余被告虽未遭受皮肉之苦，但是却在精神上备受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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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119 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侦查工作主要集中在1949年1～3月进行。由于采用了各种非法侦查手段，除希梅利奥维奇外，所有人都被迫“承认”自己有罪，并招出了关于犹委会成员进行间谍和反苏活动的供词。1950年3月，所有被告都接到通知，“调查已经结束，审判不久就会开始”。[120]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从一开始就密切关注着此次审讯。在审讯的前两个月里有20份报告由阿巴库莫夫呈交给他”。[121]毫无疑问，斯大林也一直等待着该案的审判。但是，所有计划都被一系列接踵而来的事件打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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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121 首先是1949年2月至1950年10月的“列宁格勒案件”。在这场席卷整个苏联的清洗运动中，不仅中央书记、组织局委员尼·亚·库兹涅佐夫（曾被斯大林视为自己党务工作的接班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尼·阿·沃兹涅先斯基（曾被斯大林视为自己国务活动的接班人），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罗季奥诺夫，列宁格勒市和列宁格勒州第一书记波普科夫等一批中央和地方的高级领导人被判处死刑，而且成千上万的党政干部受到株连被投入监狱或者遭到流放。在马林科夫亲自监督和直接参与下，以阿巴库莫夫为首的国家安全部把主要精力都放到了这个案情更为重大的案件上，不少“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主审官被抽调过去参加“列宁格勒案件”的侦讯工作，这就不能不延缓“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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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123 其次是国家安全部本身遭到了清洗。尽管阿巴库莫夫在策划和指挥战后的反犹运动、暗杀米霍埃尔斯、逮捕和审讯犹委会成员以及“列宁格勒案件”当中死心塌地为斯大林卖命，但是，当斯大林谋划把对犹太人的镇压升级到全国规模的时候，阿巴库莫夫不但未能及时准确的领会主人长远的政治意图，而且因为对上层反犹内幕知道太多、贻误甚至妨碍了斯大林策划新的“医生阴谋”案件而沦为牺牲品。“斯大林既不信任内务部，也不信任国家安全部”[122]，他需要一套新的人马来推行新的政策。1951年6月12日，阿巴库莫夫被捕。国家安全部大案要案侦察处侦察员、病态的反犹主义者留明中校在马林科夫的授意下于1947年7月2日致函斯大林，对阿巴库莫夫提出了多项犯罪指控，其中包括故意阻挠和中断对与医学教授叶廷格尔有联系的著名医生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证据进行调查、刻意隐瞒国家安全部工作当中的许多重大失误、欺骗政府等。[123]1951年7月4日，政治局决定成立一个以马林科夫为主席的专门委员会立即对此进行调查。7月11日，中央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国家安全部里令人不满的情况的决议》，这份文件成为“对国家安全部进行大规模清洗和医生‘阴谋’的蓝图”。[124]8月，伊格纳季耶夫接任国家安全部部长，立即开始对国家安全部进行清洗。苏联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奥戈利佐夫和皮托夫拉诺夫、大案要案侦察处处长列昂诺夫、副处长利哈乔夫和科马罗夫、什瓦尔茨曼等一大批高层官员和资深侦查员相继被捕，其中包括不少“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主审官。这使犹委会案的侦查工作一度陷入瘫痪。1951年8月24日，伊格纳季耶夫致函马林科夫和贝利亚说：“在审查指控洛佐夫斯基、费费尔及其同谋者的侦查材料时发现，该案件处在无人办理状态，能够证明被捕者供认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掩护下从事间谍和民族主义活动的材料几乎完全没有。”[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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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125 此外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受到当时国际冷战形势的影响，斯大林处理该案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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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127 1951年秋，“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审理活动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这时，斯大林的意图已经清晰：在反对苏联犹太人的整体计划中，“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即使不能搞成一次公开的、作秀式的审判，也得为刚刚构思出来的即将令国人和全世界感到震惊、并且具有最大杀伤力的“医生阴谋”案件铺平道路。“犹委会事件将成为这个真正的、重要的案件的序幕。一个两幕血腥悲剧的第一幕。”[126]即是说，必须把“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变成一个核心案件，大多数反苏间谍案件特别是有关犹太人的叛国案件都必须从这里找到“出海口”——因为只有这些被告与国外特别是美国的犹太民主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保持着密切联系。为清洗国家安全部立下汗马功劳的留明及时准确地领会了上层的意图，并因此赢得斯大林的青睐。1951年11月，斯大林不顾伊格纳季耶夫的反对，把留明从一个普通的侦察员擢升为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兼大案要案侦察处处长，全权负责“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和“医生阴谋案”的审理工作，并且要求伊格纳季耶夫多听留明的话，与之搞好关系。[127]留明走马上任后，立即下令对此前所收集的犹委会的全部档案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整理。从1951年秋到1952年春，在意第绪语翻译们的协助下，留明组织国家安全部的大批官员对犹委会主席团的会议记录、与国内外的组织机构和个人往来的书信、犹委会寄往国外的稿件以及《团结报》上发表的文章进行了仔细审查和编目归类。不论是人名、组织，还是文章、出版物，根据目录索引一查便知。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材料不仅用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而且“由国家安全部系统提供给了正在对大量犹太民族主义者进行审判的苏联其他地区。”[128]留明虽然没有对被告采取强制手段，但是，他和他手下的侦察员们依旧按照斯大林设计的“蓝图”编织、伪造、篡改所有被告的证词，以使其满足整个案情的发展需要。为了在客观上支持这些指控，留明在1952年1～3月还组织图书出版管理总局、苏联作协的文艺批评家等方面专家对犹委会寄到外国报刊上发表的材料的机密程度及其所写的文学作品的民族主义性质进行了所谓的法律鉴定，以便给整个审讯工作披上一件合法的、权威性的外衣。留明思路非常“清晰”，而且富有“创造力”，迅速、准确地完成了上级交给自己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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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0129 1952年3月，国家安全部大案要案处和苏联检察部门最终炮制出42卷关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审讯资料。为了把全部被告推上审判台，参与侦讯的所有侦察员和检察长极尽歪曲捏造之能事。例如，犹委会本是经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批准建立的，所有成员都经过苏联情报局、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严格审查，但在侦察员的笔下则变成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是由洛佐夫斯基发起、按照事先深思熟虑过的怀有敌对目的的民族主义的图谋而建立起来的，是为了同资产阶级群体联络起来进行破坏工作的”。犹委会领导人和所有成员均是由洛佐夫斯基挑选和任命的，是一群狂热的犹太民族主义者，他们的目的就是“打着犹委会的旗号把苏联的犹太民族主义分子团结起来反对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民族政策”。[129]《团结报》、犹太剧院等是他们在苏联和国外的犹太人中间进行民族主义宣传活动的工具。1943年5月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受命赴美宣传募捐也变成了是受洛佐夫斯基派遣，去同美国的犹太资产阶级群体建立联系，以取得他们对在苏联进行民族主义活动的支持，而“克里木方案”就是犹委会领导人与犹太民族主义者的代表人物罗森贝格相互勾结进行犯罪活动的最重要的证据。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等人企图依靠美国犹太人提供物质援助，设法蒙骗苏联政府，在克里木建立犹太共和国，从而把克里木变成美国的“登陆场”。洛佐夫斯基、热姆丘任娜等几乎所有被告都被卷进了这个惊天大阴谋。为揭露纳粹暴行而编纂的《黑皮书》也不幸沦为犹委会与美国犹太民族主义者沆瀣一气进行民族主义活动的另一大罪状。为了给犹委会加上叛国的罪名，国家安全部颠倒黑白，竟然把著名的亲苏进步人士戈尔德贝格和诺维克诬称为美国间谍，指控他们1946年访苏期间从事反苏情报活动。于是，所有接待他们、与他们进行过会晤的犹委会领导人都因此获罪，被指控给他们提供关于苏联经济和文化的机密情报。这些险恶用心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证明犹委会已经变成了一个间谍活动和民族主义活动的中心”。[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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