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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彭真年谱》，第390～391页；《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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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6年3月18日；《彭真年谱》，第391～392、3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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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188～189、230～234页；АВПРФ，ф.06，оп.8，п.38，д.597，л.3，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Ⅴ，с. 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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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6年3月24日；《彭真年谱》，第395～396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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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卷，第102页；《彭真年谱》，第396～3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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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详见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6年3月31日；《彭真年谱》，第399、401～402页。彼得罗夫向外交部提交一经济合作方案，其中要求作为合办企业的数量较以前有极大减少（从过去的60多项改为7项）。外交部主张撤军后再谈，蒋介石主张可以先谈，撤军后签订协议。《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第292～293、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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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第296页；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6年4月3日，转引自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第4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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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1，л.22，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Ⅴ，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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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赵素芬：《周保中将军传》，第508～5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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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彭真年谱》，第408、409页；《马歇尔使华——美国特使马歇尔出使中国报告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中华书局，1981，第113～114页。王世杰在4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苏联近日没有再提经济合作问题，似乎是放弃了与国民政府进行经济合作的政策，而以支持中共为其基础。长春的陷落和中共态度日益强硬，均与此有关。《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第3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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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卷，第134页；《彭真年谱》，第4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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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彭真年谱》，第408、413、416、418页。中共进占齐齐哈尔和哈尔滨的情况详见Борисов О.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база 19451949，Москва：Издатплыстно 《Мысль》，1977，с.160-166；余建亭：《陈云与东北的解放》，第55～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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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彭真年谱》，第414页。据笔者考察，内战初期苏军的确向中共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但具体数字不详。据华西列夫斯基回忆，仅苏联两个方面军向中共军队移交的缴获的日军武器就有：3700门火炮、迫击炮和榴弹炮，600辆坦克，861架飞机，约1200挺机枪，近680座各类军火库，以及松花江分舰队的军舰。稍后又转交了大批苏联武器。据驻旅顺海军基地的苏联第三十九集团军军事委员博伊科中将回忆，1946年春天，萧劲光代表东北局与苏军司令部谈判，要求把缴获的日本武器（达50车厢）移交给中共军队。经呈报苏联滨海军区批准，于一周后在大孤山半岛（大连以北15公里处）开始移交。见博伊科《解放的使命》，《苏联红军在旅大》，第186、184页。另见Борисов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база，с.138、185。但中国学者引证东北军区司令部的资料说明，1946年5月底，东北野战军的装备为：长枪160881支，轻机枪4033挺，重机枪749挺，各种炮556门。见刘统《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探讨》，《党的文献》2000年第4期，第80页。双方的说法差距较大，实情究竟如何，尚缺乏完整的统计资料。不过，苏方的资料确有夸大之嫌（尤其是关于飞机、坦克、军舰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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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1，л.43-47，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Ⅴ，с.10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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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参见金冲及《较量》，《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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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彭真年谱》，第4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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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第317～318页；宋平：《蒋介石生平》，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第4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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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参见金冲及《较量》，《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21～22页；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1，л.91-95，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Ⅴ，с.147-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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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牛军：《中苏同盟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第185页。不过，认为1946年是中共与苏联关系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恐有不妥。在笔者看来，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1949年初中共即将掌握全国政权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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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关于冷战爆发的时间，学者中存在很多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杜鲁门主义的出现虽然表明美国已经决心与苏联分手，但斯大林却想尽量拖延与西方破裂的时间，直到1947年年中，苏联的冷战政策才最终形成。详见沈志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172～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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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文安立：《冷战与革命》，第134～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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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陈云：《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1945年11月30日，见《陈云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第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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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文安立：《冷战与革命》，第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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