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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296 总之，赫鲁晓夫在报告的这一部分，把死去的斯大林从党的领袖地位一笔勾销，又批判了斯大林之后的新领导人马林科夫和作为三朝元老的莫洛托夫，不言而喻，只有赫鲁晓夫自己才是列宁事业的“真正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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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298 在讨论赫鲁晓夫报告时，有95人报名要求发言。大会的发言稿事先经过审查，绝大多数发言者都回避了斯大林的名字。大部分发言者都是对报告表示肯定和赞颂，最多联系本人所在的部门或地区的情况进行一些必要的补充和说明，没有争论，没有不同意见。只有文学家肖洛霍夫别出心裁，批评了苏联作家协会，特别是它的领导人法捷耶夫。最引人注意的是米高扬的发言，不仅时间长，而且涉及了赫鲁晓夫报告的方方面面，几乎等于一个副报告。他对赫鲁晓夫的报告作了高度评价，说报告“研究了人类历史当前时期的情况和事件，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阐明了这些新的情况和事件”，“大大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做出了宝贵的贡献”。米高扬赞扬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近3年来的工作说：“我们党内的集体领导经过长期的间断之后又建立起来了”，这个“领导集体遵循着列宁的思想、列宁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原则，在短期内自上而下地恢复了列宁党的生活准则”。“大约二十年内我们没有集体领导”。他先用这样一些比较含混的语言把批评矛头指向斯大林，后来就公开点了斯大林的名。他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谈到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时候说，在世界市场瓦解以后，这些国家的生产将要萎缩，未必正确。他批评党的宣传工作不能令人满意，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们照例仅仅根据《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简明教程》）来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说：《简明教程》“是包括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财富的”，《简明教程》及一些被作为范本的历史书歪曲事实，有些人被推崇备至，而对另一些人则干脆不提。次要的事情被提到不应有的高度，其他一些重要的事情却没有受到重视。他提议，找一些档案和历史文件，从列宁主义立场来阐明《简明教程》中所叙述的许多事实和事件。米高扬还要求哲学家、法学家也要创造新东西，而不是重弹老调。[21]米高扬的发言实际上是在会上公开放出的一个试探性的气球。马林科夫在发言中谈到了苏联电力和电站的发展计划，同时不得不承认：“共产党遵循着我们的领袖和导师列宁的指示，始终不渝地执行着把苏联变成先进的、更加强大的工业国的政策。我们获得的成就的确是巨大的。我们应当把这些成就归功于我们党和党中央委员会对尽力发展重工业的经常关心，而重工业乃是发展国民经济一切部门和进一步提高苏联人民物质和文化福利的基础的基础。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路线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总路线。”[22]莫洛托夫在发言中也承认：“执行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的大胆计划，有着特别重大意义。”[23]同时他也检讨说：“还在战争时期，我国人民就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而现在正在实现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逐渐过渡。”许多外国代表团的成员对这种情况感到十分诧异，摸不透大会组织者的用意。据来自的里亚斯特的共产党代表维·维达利《苏共二十大日记》记载，外国代表的发言稿同样事先受到审查，所以，绝大多数的发言也没有出现斯大林的名字，只有两个例外，一个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朱德在宣读毛泽东主席的贺信中说道：“苏联共产党愈益巩固，苏联在各方面的胜利愈益辉煌，就愈益证明列宁所缔造的、斯大林及其亲密战友所共同培育的苏联共产党是坚强而无坚不摧的。”另一个是法共领导人多列士，在发言中几乎以挑战的姿态提到斯大林的名字。[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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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00 到了2月20日，大会主席苏斯洛夫宣布，对中央委员会报告的讨论已有51人发言，主席团收到建议，主张停止讨论。赫鲁晓夫不再作结束性的发言，因为全体发言人都完全同意报告的观点和结论。在科兹洛夫等的建议下，代表大会当即通过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关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的决议》：“完全赞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和实际活动。”而苏斯洛夫又说，有代表提议成立一个委员会起草决议草案，接着大会又选举了一个起草委员会。在2月24日的大会上又通过了一项同名决议。这项24页长的新决议，除了重复前一决议的那句结论，又一次概括和重述了赫鲁晓夫报告的基本内容。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集》中就收集了两个同名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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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02 从2月21日到24日，大会听取并讨论了布尔加宁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指示报告。公开大会的最后一个程序就是进行新的中央委员的选举。赫鲁晓夫在自己报告中多次提到要发扬党内民主，而这次大会的选举进程则是赫鲁晓夫党内民主的一个很典型的例证。根据大会的速记记录记载，在选举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的大会上，先由苏斯洛夫宣读了赫鲁晓夫交给他的大会主席团确定的候选人名单：133名中央委员和122名中央候补委员无差额候选人名单以及63名中央监察委员无差额候选人名单。作为主持人的赫鲁晓夫问大会代表：“同志们有异议吗？谁有异议？”大厅里高喊：“没有！”（鼓掌）赫鲁晓夫总结：“没有人对哪一个候选人有异议。”他又问：“有没有对候选人补充提名？”大厅里发出喊声：“没有。”赫鲁晓夫再问一次：“有没有提名其他候选人？”大厅里重新高喊：“没有。”（暴风雨般持续不断的掌声）赫鲁晓夫总结说：“这就是说大家接受了选举中央委员会组成的候选人。”然后选出由33人组成的计票委员会，休会两小时后进行了投票。经过计票委员会的清点和统计，共发出1341张选票全部投入票箱，并且有效。其中有11张选票勾掉了其中某位候选人，得到反对票的是：赫鲁晓夫、阿里斯托夫、福尔采娃、拉普捷夫、科涅夫和马利诺夫斯基各1张，朱可夫2张，马林科夫3张。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1/3是新人，候补中央委员一半是新人。1952年十九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各有1/3无影无踪地消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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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07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1706460337]

1706471308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准备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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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10 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是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另一项重要内容。由于报告是在没有外国兄弟党代表参加的秘密会议上做的，因而被称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报告文本当时没有公开发表，外界长时间得不到真实的文本，也不知道报告的准备过程。后来，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散布了这样的说法：“大会快要结束了。要通过决议。这一切都是表面上的东西。以后怎么办？我们还要对数十万受到处决的人们，包括十七大选出的三分之二的中央委员负责。幸免于难者寥寥无几，几乎党的全部骨干均受到了处决或者迫害。走运者、幸存下来的人是凤毛麟角。现在该怎么办呢？”“我终于鼓足了勇气，在一次会间休息，主席团房间里只有中央主席团委员在场时，提出了一个问题，波斯佩洛夫的报告怎么办？过去处决、逮捕的事情可怎么办？大会要闭幕了，我们没做交待代表就要分赴全国各地了，我们可是已经知道遭到清洗的人清白无辜，他们并不是‘人民公敌’，他们都是好人，忠于党，忠于革命，忠于列宁的苏联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事业。人们要从流放地返回。我们现在不会再关押他们了。要考虑一下如何遣送他们回去。”赫鲁晓夫说，他的话音未落，大家就群起而攻之。经过几番激烈的辩论，最后才同意由赫鲁晓夫在会上做这个报告。[25]这一说法曾使许多历史学家对秘密报告出笼的过程做了不准确的记述。已公布的苏共二十大档案证明，赫鲁晓夫说的确定做报告的时间不对头，对主席团内的辩论情况的介绍也有很大的随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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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12 苏共新领导对斯大林的批判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过程。斯大林逝世以后，马林科夫就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贝利亚很快重新审查和平反了斯大林时期的一些案件。贝利亚被逮捕后，马林科夫在中央7月全会的报告中，继续批评个人崇拜。7月会议之后，苏共中央在向东欧国家共产党通报会议的情况时，莫洛托夫在宣读全会文件后进行的解释性发言中也提到个人崇拜问题。他告诫，为了避免重犯个人崇拜的错误，应该坚持集体领导。1954年，赫鲁晓夫重新审查了列宁格勒等案件，并对其他一些案件也进行了平反。但是，直到这次大会之前不久，在媒体和领导人的讲话中并没有把个人崇拜、非法镇压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在赫鲁晓夫领导下的党中央委员会掌握的舆论工具还一直宣传和颂扬斯大林。在1954年斯大林逝世一周年之际，《真理报》发表的纪念性文章，实际上就是他生前出版的《斯大林传略》的缩写本。同年12月，为斯大林诞辰75周年举行了广泛的庆祝活动，《真理报》开辟了专栏，刊登纪念逝世领袖的文章，列宁图书馆举办了纪念性的展览，有的地方举行了群众集会，还颁发了“争取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的斯大林国际和平奖。在1953年7月会议以后，赫鲁晓夫及其他领导人的讲话中，都把大镇压的责任推到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身上。在1955年6月准备苏联领导人访问南斯拉夫的文件时，赫鲁晓夫和米高扬还坚持把苏南关系破裂的责任推到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身上。为此他们同莫洛托夫之间还发生过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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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14 看来，只是在准备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过程中，经赫鲁晓夫、米高扬以及中央书记处成员的思考和讨论，才把“非斯大林化”列为大会的主旨。根据档案：在1955年11月5日的主席团会议上讨论关于12月21日，即斯大林诞辰纪念日，赫鲁晓夫提出，只在报纸上刊登这个日期，不举行集会。卡冈诺维奇认为，应该在工厂里集会。伏罗希洛夫也说，如果不举行集会，人们将会反感。布尔加宁和米高扬不主张集会，理由是“要显示同以前的区别”，“不用束缚自己”。米高扬还提出：我们“有斯大林奖金，而列宁却没有。应该认真想一下，为什么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卡冈诺维奇针对赫鲁晓夫反驳说：“从这一立场攻击我没有理由。我支持中央反对个人崇拜的路线。我同你，赫鲁晓夫，没有差别。但有一些微小差异。没有反对你的斗争意图。我建议形成决议——怎样纪念斯大林的生日？”萨布罗夫说：“赫鲁晓夫提出的问题正确。”[26]根据会议记录，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没有出席这次会议。莫洛托夫这时正在日内瓦参加四国外长会议，马林科夫缺席的原因不详。这是代表大会之前在主席团内围绕斯大林问题发生的第一次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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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16 大约就在这前后，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开始找一些恢复了名誉的知情人交谈大镇压与斯大林的关系问题。据现有资料可知：赫鲁晓夫找过A.B.斯涅戈夫，他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早年在乌克兰作过赫鲁晓夫的领导，30年代初，曾担任过联共（布）外高加索边疆区党的组织部长和政治局委员，同贝利亚共过事，也认识米高扬。1937年、1939年两度被捕，被监禁15年。1953年审判贝利亚时把他从监禁地提出来作证。1954年被召回莫斯科，得到平反并恢复党籍，被派到内务部作政委。米高扬同О.Г.沙图诺夫斯卡娅谈过话，她是1916年入党的老党员，曾在莫斯科做组织工作，赫鲁晓夫认识她，后来遭流放，1953年被释放，恢复了党籍，分配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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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18 这期间，米高扬曾单独向赫鲁晓夫报告过根据后者的指示由Л.С.邵武勉准备的联共（布）十七次代表大会大部分代表以及由他们选出的大部分中央委员被镇压情况的调查资料。米高扬告诉赫鲁晓夫，将向主席团提出建议：建立有威望的委员会研究内务部、监察机关、最高法院全部文件以及仔细准备向代表大会报告关于镇压的全部案件。鉴于问题的重要，委员会应当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组成（赫鲁晓夫、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及其他人）。赫鲁晓夫同意，但提出了一些修正：第一，我们的负担很重，实际上仔细研究所有问题对我们来说很困难。第二，这个委员会应由有威望的同志组成，但不应该包括同斯大林工作上很接近的政治局委员。他提出组织以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П.Н.波斯佩洛夫作为负责人的委员会的建议。尽管米高扬说，全部委托他不可能，因为他过去和现在都保留有很深的斯大林的情结，但仍同意赫鲁晓夫的意见。米高扬后来回忆说，赫鲁晓夫“想把这个问题作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想法，提在中央主席团会上讨论。”[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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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20 在1955年12月31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讨论“与平反有关的问题”时，根据赫鲁晓夫的建议，成立了波斯佩洛夫委员会，其成员包括阿里斯托夫、什维尔尼克、科马罗夫，“委托他们翻阅所有资料。”[28]据波斯佩洛夫委员会在后来的报告中说：主席团成立委员会的“宗旨是调查关于对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举出来的联共（布）中央绝大多数委员和候补委员进行大规模的镇压行动是如何完成的问题”。委员会还吸收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罗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多布罗霍夫、国家安全委员会档案统计处负责人普列特涅夫、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机关负责人卡里斯托夫和苏联检察机关的副军事总检察长捷列霍夫。[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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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22 会前，米高扬收到沙图诺夫斯卡娅给他的一封信。沙图诺夫斯卡娅在信中说，这封信是根据米高扬的请求，“再次阐述一下，有一次我曾经对您说过的事情”。她说，她从阿尔曼水产工业企业监狱医院医生基尔恰科夫、护士杜霞·特鲁尼娜那里得知，原列宁格勒国家政治保安局局长梅德韦季曾告诉他们，基洛夫被杀害以后，斯大林到列宁格勒亲自审问凶手尼古拉耶夫，尼古拉耶夫当场交待，是国家政治保安局迫使他干的。尼古拉耶夫刚说完这些话，立即有几支纳甘手枪击打他的头部，他被拖了出去。[30]赫鲁晓夫十分重视沙图诺夫斯卡娅提供的材料，决定在这次主席团会上宣读。布尔加宁还没有读完信，伏罗希洛夫就大喊起来——“撒谎！”，接着表达自己的看法：这说明契卡分子（基洛夫的警卫人员）参与了谋杀的事实。莫洛托夫说：“事情牵连到老契卡人员”。但他订正说：“三个人一起同尼古拉耶夫谈话的，斯大林是当着我们的面同尼古拉耶夫谈话的。没有打他。”米高扬则说：“当事件发生时，斯大林被激怒了。契卡人员插手了这件事。”赫鲁晓夫说：“如果追查下去，将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应该找来医生、司机和库普利亚诺夫。对司机进行审查。”别尔乌辛、萨布罗夫、基里琴科、马林科夫提议：审查雅戈达、叶若夫以及内务部列宁格勒管理局长梅德韦季审判的案件。[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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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24 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成立后就对委托他们的事情全力以赴，不只审阅内务部、监察机关和最高法院的档案，而且由委员会成员、中央书记阿里斯托夫指示地区安全部门向委员会报告1937～1938年地方的逮捕情况。地方上的镇压情况十分惊人，仅在切列亚宾斯克州这两年内就逮捕了2.5万人，其中1.3万多人受到最高惩处。这些逮捕有多少证据？在重新审查的1943个被控审判案件的侦讯档案中，当时只有两个人承认对他们指控的罪行是真实的。[32]委员会不断向赫鲁晓夫报告对案件审阅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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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26 1月份，赫鲁晓夫一方面主持主席团会议讨论了总结报告的修改稿和第六个五年计划中的一些发展指标，另一方面认真思考和筹划对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提供的材料如何处理。1月20日，他收到А.В.斯涅戈夫的来信说：“从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起到十七次代表大会，我参加了所有的代表大会，由于你所知道的原因，我没有参加第十八和十九次代表大会。我请求发给我通用来宾票，使我能够出席二十次代表大会。”当天，赫鲁晓夫就把这封信分发给中央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记。[33]之后，在会上出现了“邀请恢复了名誉的老布尔什维克出席大会”的抄件及包括沙图诺夫斯卡娅、斯涅戈夫和米尔恰科夫在内的12人名单。后来又增加一个人——第13个——首都一个区的前书记也是赫鲁晓夫以前的助手。赫鲁晓夫邀请这些人参加代表大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有助于对斯大林问题的讨论。1月30日，主席团根据赫鲁晓夫建议，做出了《关于被判刑人员和在监狱里服刑人员》的决议，成立了苏共中央的专门委员会，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的名义，前往各地的监狱，审理那些因政治性质和职务犯罪而被判刑的人员的案件，以便就地做出释放他们的决定。[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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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28 2月1日，赫鲁晓夫采取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行动，把原苏联内务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特别案件调查局副局长罗多斯叫到主席团会议上进行审问。赫鲁晓夫要求他：“讲一下波斯蒂舍夫、柯秀尔的情况，你们为什么宣布他们是敌人？”罗多斯回答说：“这是上面的错误。对轻微刑事犯罪的人们，都是按照这种类型的案件追究责任的。斯大林有过错。”主席团会议的讨论由此转到大镇压同斯大林的关系问题上。阿里斯托夫问：“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勇气说出真相呢？”赫鲁晓夫冒出了一句话：“大概叶若夫也没有罪，一个老实人。”米高扬提起了1934年12月1日与恐怖活动作斗争的法令。波斯佩洛夫说：“还规定了被逮捕人员的指标。”谢罗夫说：“有这样的规定。”赫鲁晓夫提出，“也可能对报告要进行一些补充。”“责成谢罗夫、鲁坚科和委员会调查图哈切夫斯基案件以及贝奈斯在1936～1937年关于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集团给斯大林写的信。”这时，莫洛托夫提出：“应该承认斯大林是伟大的领导人。”米高扬立即反击莫洛托夫说：“而你，莫洛托夫，曾支持他。”卡冈诺维奇说：“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许多事情可以重新考虑，但是，斯大林终究还是当了30年的领袖。”莫洛托夫接着又说：“在报告里不能不说，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我坚持这一点。”米高扬则说：“就历史问题来说，简直令人发疯。”萨布罗夫也说：“如果事实是准确的，难道这是共产主义？这是不应该得到宽恕的。”马林科夫没有像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那样表示反对，他说：“应该正确地看待事实。正确地提出问题。应该向党说明。”布尔加宁明确表示：“应该向党说明全部真相，说明斯大林是什么样的人，应该采取这样的路线，不能再糊涂下去了。我不同意莫洛托夫的意见，不同意伟大继承者的说法。”苏斯洛夫也说：“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已经知道了许多可怕的事情。不能以任何理由宽恕这一点。不能再吹嘘了，个人崇拜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在这样的形势下，伏罗希洛夫表示：“党应该了解真相，但是，应该根据现实情况的要求来报告。应该考虑周全，不能不分青红皂白。”莫洛托夫又说：“我同意伏罗希洛夫的观点。”“真相就是在斯大林领导下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对不正确的事情应该进行衡量，可耻的事情也是事实。在代表大会之前我们未必能搞清楚。”赫鲁晓夫最后总结说：“大家表述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为了党的利益应该做出决定。斯大林忠诚于社会主义事业，但是，使用了残酷野蛮的手段。他毁灭了党。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泯灭了人所具有的一切神圣的东西，而让所有的人都屈从于他个人的意志。”但是，他又宣布，“在代表大会上不谈关于恐怖问题。应该制定一个方针——把斯大林放在应有的位置上。只宣传马克思和列宁。加强对个人崇拜的批判。”[35]历史学家对赫鲁晓夫在波斯佩洛夫发言后所说的“也可能对报告要进行一些补充”，有不同理解，有人认为这里所说的“报告”是指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因为“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这时还没有提出来。这个理解有道理。那么，又怎么解释赫鲁晓夫在最后所说的“在代表大会上不谈关于恐怖问题”的话呢？笔者认为，这前后两句话反映了赫鲁晓夫思想的变化。说前一句话时赫鲁晓夫还想在总结报告中作一些补充，而说后面一句话时，他已开始考虑应该另作一个报告，专门谈镇压等问题，所以在总结报告中就不谈恐怖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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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30 这一天，赫鲁晓夫向主席团散发了A.B.斯涅戈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演说草稿。这时距大会开幕还有近半个月时间，斯涅戈夫怎么就把自己的大会发言稿寄给了赫鲁晓夫？而后者为什么要把这篇发言稿发给主席团委员？斯涅戈夫在寄发言稿时附了一封给赫鲁晓夫的短信，其中说：“正如您认为需要的那样，我把自己即将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演说的草稿转呈给您，请您审阅。”原来这一演说稿是作者根据赫鲁晓夫的要求写的，内容主要是论述赫鲁晓夫领导下的党中央委员会在斯大林之后所采取的方针的正确性和所取得的成就。发言稿引用了列宁的多段语录论述：“在每一次重要的政治转折时期，列宁式政治活动家的责任在于：能勇敢的思考昨天，以及昨天的缺点和错误。”“不怕正视现实，在党面前展示过去的错误和失败，并果断地、坚定的和顽强的着手改正它们。”“有人认为，分析和揭露错误和失败，可能会被我们的国内外敌人所利用。这是不正确的。”“最可怕的就是顽固地坚持错误、虚伪的羞于承认和改正错误。”“应该与抓住昨天不放的那些人进行坚决的斗争。”[36]显然，赫鲁晓夫是要利用这一演说稿来对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施加压力，为在代表大会上揭露斯大林的种种问题做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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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32 从2月3日开始，斯大林的名字被从官方文件中取掉。这一天最高苏维埃授予伏罗希洛夫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在其贺信中称伏罗希洛夫为“伟大列宁忠诚的学生、共产党和苏联国家杰出的活动家之一”，没有依照惯例提到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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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34 2月9日，波斯佩洛夫委员会向主席团提交了长达70页的《苏共中央关于30年代大规模镇压行动的报告》。这份报告限于国家在1935～1940年间进行镇压的情况，没有涉及20年代到30年代初对“社会异己分子”的镇压以及1940～1950年的镇压。报告说，在1935～1940年以反苏活动遭到逮捕的共有1920635人，其中被处决的有688503人。而1937～1938年两年被逮捕的就有1548366人，其中被处决的有681962人。这两年镇压浪潮波及党务机关、苏维埃机关和经济组织的领导干部，以及军队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指挥人员。绝大多数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党和苏维埃机构的领导人几乎全部遭到了逮捕，被逮捕的还有数量众多的城市和地区组织的领导干部。有的机关2/3领导干部遭到逮捕。十七大选举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98人被逮捕和枪决。1966名代表被逮捕1108人，其中848人被枪决。报告用了以下7个题目说明这期间的大镇压对苏联法律的粗暴践踏及其手段的残暴：①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关于开展大规模镇压行动的命令。报告指出：1937年年中，叶若夫下达了镇压带有民族特征，或以前在国外居住过，与外国有联系的没有任何罪行的人的命令；1937年7月25日，叶若夫签署在5天内逮捕所有德国公民，包括在军队和工厂工作的人；1937年7月30日签署命令，从8月5日起，镇压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原富农分子、反苏维埃分子和犯罪分子。命令成立三人小组，被逮捕人员划分两类，一类立即枪决，二类监禁8～10年。简化逮捕和审讯的方法，内务部机关首长在没有任何材料的情况下只按名单逮捕。被逮捕者包括：波兰人和波兰共产党的领导人连斯基-列辛斯基、温什利赫特、奥尔斯基、普鲁赫尼亚克、贝斯特科夫斯基等；从中东路返回的所有苏联公民；朝鲜人和拉脱维亚人；住在苏联的外国职业革命家和兄弟党的领导人。到1938年9月10日，审理各民族和外国人227986人，枪决172830人，其他惩罚46912人，返回补充调查的只有5124人。1937年8月15日叶若夫命令逮捕叛国者的妻子，以及15岁以上的子女，剥夺自由5～8年。②人为制造的反苏维埃组织、集团和各种中心。报告说，除了要求揭露哥萨克暴动组织、间谍分子和破坏分子集团以及波兰军事组织外，还制造了右倾托洛茨基分子、间谍恐怖分子、颠覆破坏分子和各种组织和中心。在西伯利亚揭露了33个反苏维埃组织。凡揭露的这些组织都以当地党政领导为中心。基辅州揭露了87个暴动组织，365个破坏小组。内务部虚构了列宁格勒恐怖中心，列宁格勒州内务局局长扎科夫斯基要求被捕的老干部罗森布吕姆按照他的要求交待中心机构。该中心有4～5名领导人丘多夫、乌加洛夫、斯莫罗金、波泽金，每个分支机构2～3人。③关于在审判过程中对法治的粗暴践踏。报告揭露的践踏手法有，肉体惩罚和严刑拷打，极其消耗体力的连续数小时的审讯、恐吓和诱供。强逼出来的供词不进行调查。三人小组在完全没有材料的情况下做出判决。审讯记录是被告不在场的情况下制造的。在这部分列举了波斯特舍夫、柯秀尔、艾赫、鲁祖塔克、邱巴尔、叶夫多基莫夫、拉夫连季耶夫（卡尔特韦利什维利）、温施利希特、布柳赫尔、科马罗夫等10个重要领导人的冤案。④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里的“阴谋”。报告说，由于内务部机关人员不够，就调来其他部门的党员，这些人对非法行为感到气愤，结果遭逮捕，叶若夫承认，逮捕了1.4万名契卡人员。内务部管理局长绝大多数遭逮捕，边疆区和州的管理局干部2/3遭逮捕。绝大多数被指责参加右倾托洛茨基集团和内务部内部的阴谋活动。⑤在监督内务人民委员部审讯工作方面检察机关对苏维埃法制的破坏。报告指出，检察机关纵容并直接参与破坏法制。检察院只在审讯材料上盖章，确认起诉书和向法院寄发卷宗材料。苏联副检察长罗金斯基在被告没有按刑法典58—8条提出指控的情况下也把这条罪状写进起诉书。检察长维辛斯基和叶若夫在一天之内就制造出几百份死亡判决书。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的司法专横。报告说，内务人民委员部把案件交给军事法庭时提前规定了惩罚措施。叶若夫1937～1938年给斯大林提交了383份名单，共涉及44465名党、苏维埃、共青团、军事和经济组织的领导干部，其中绝大部分被枪毙。军事法庭根本不审理，开庭只用15～29分钟就判决了。对军事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梅日劳克、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鲁希莫维奇、教育人民委员布勃诺夫、乌克兰中央书记波波夫、苏共中央副部长斯捷茨基等许多人都在20分钟内宣判。⑦关于非司法机关审理的案件。报告揭露，1938年11月之前绝大多数囚犯由内务部管理局三人小组判罪。后来便由叶若夫和维辛斯基组成的两人小组判罪，1937年12月29日一天他们两人就审理1000名囚犯名单，判处992名死刑。1938年1月10日两人审理了1667人的名单，1月14日1569人，1月15日1884人，1月16日1286人，1月21日2164人。内务部一个原负责人沙皮罗交待说，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名单都是由采萨尔斯基和米纳耶夫准备的。一个晚上审理200～300份材料，实际上只盖章而已。内务部领导人叶若夫或弗里诺夫斯基、检察院领导人维辛斯基或罗金斯基对这些文件不作任何核查，就在上面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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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36 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报告认为，以下两个文件对大规模镇压起了决定作用：基洛夫被暗杀后，1934年12月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为普遍破坏苏维埃法制的行为开辟了可能性；1936年9月25日斯大林和日丹诺夫从索契给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的电报，直接推动了内务人民委员部进行普遍逮捕和枪决的行动。同时，斯大林在1937年2、3月会议上提出的与“两面派分子”斗争的口号和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论断为普遍镇压行动提供了理论依据。1937年被枪决的人数与1936年相比，几乎扩大了3倍。托洛茨基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已在1935～1936年和1937年上半年镇压。1937年大规模镇压的是党和苏维埃干部。报告说：“病态怀疑的心态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在党组织中撒下了相互不信任的种子。”对囚犯采取肉体惩罚是以斯大林的名义批准的。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首先是因为中央委员会，作为集体机关，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对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影响力。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仅仅是为了讨好一个人。这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恶果。[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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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38 主席团当天讨论波斯佩洛夫委员会的报告。赫鲁晓夫说：“揭露的情况表明，斯大林已经无法再作为一名领袖了。如果所有的人他都想消灭的话，他还算什么领袖呢？应该有勇气说明真相。意见是：一定要向党的代表大会说明，需要考虑的是应该怎样说明，由谁说明？如果不说的话，那就是我们对党的代表大会不诚实了。也可能，委托波斯佩洛夫起草报告说明一切。理由是：个人崇拜，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集中在不诚实的人手中。在什么地方说？在代表大会闭幕会上？”对于赫鲁晓夫的建议，莫洛托夫表示：“应该在代表大会上说。同时不仅仅说这些内容。在民族问题上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继承者。30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斯大林领导下，我们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在斯大林之后我们成了一个伟大的政党。个人崇拜是存在的，但是，我们也是这样谈论列宁，谈论马克思的。”卡冈诺维奇说：“历史是无法欺骗的，事实是无法抹杀的。赫鲁晓夫的建议是正确的，报告是要听取的。”但他又说：“我赞成莫洛托夫的意见，要冷静行事。报告最好从政治角度去起草，不能使30年代历史含糊不清。”伏罗希洛夫认为，“应该做更充分的准备”，“任何闪失都将招致不好的后果”。他们三位虽同意在代表大会上说明情况，但是要求全面评价斯大林。而其他人则持不同的态度。布尔加宁认为，赫鲁晓夫的意见正确。“党员们已经看到，我们对斯大林的态度起了变化。如果不向代表大会说明的话，人们将会说我们胆怯。应该把斯大林的作用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二个阶段斯大林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在个人崇拜的基础上，说明斯大林与党的关系。”米高扬说：“我们不能不向代表大会说明。在1934年以前，表现坚决果断，而在1934年以后，暴露了许多可怕的东西。篡夺了政权，把一切权力掌握在一个人手中。”别尔乌辛说：“在报告里，不要求谈正面的东西。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有害。篡夺了政权，取缔了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枪毙干部使我们在重工业方面已经丧失了速度。”马林科夫同意向代表大会说明情况，但他显然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我们将体验到一种欣慰——我们替同志们辩护了。不说明斯大林的作用，就不能为同志辩护。”阿里斯托夫表示不赞成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谈话里出现的“不应该说”。他说：“那是恐怖的年代，欺骗人民的年代。人们想把他变成神，最后却得到了一个魔鬼。所有人热衷的是讨好斯大林。党的威信已经丧失殆尽。”[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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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40 赫鲁晓夫最后作结论说：“关于在代表大会上应该进行说明，这一点已经没有了分歧。存在细微的差别，需要考虑。我们大家都同斯大林一起工作过，然而这不应该束缚我们。不应该无所作为，也不应该犹豫不决。应该彻底的揭露所谓的个人作用。在代表大会上应该作报告。”“在代表大会上另做一个说明斯大林时期大镇压情况的报告，将由谁来做报告——应该思考。”会议最后做出两项决定：① 2月13日下午3点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大厅召开中央全会，讨论与召开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有关的问题。②向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候补委员和苏共中央全体书记分发未发表的列宁《致代表大会的信》以及《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的文件，并向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介绍这些文件。[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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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42 由赫鲁晓夫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作“关于个人崇拜”报告的决定是在2月13日主席团会上做出的。这已是代表大会开幕的前一天，会上讨论了大会的一系列组织问题。在会议记录中“关于（个人崇拜）”报告人问题的议题下，列了米高扬、苏斯洛夫、别尔乌辛、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基里琴科、莫洛托夫、波诺马连科和波斯佩洛夫的名字，没有发言内容，接着就是“通过由赫鲁晓夫作报告”。[40]关于报告人的确定，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说：“应当由谁来作报告？我建议由波斯佩洛夫来做。理由是他研究过这个问题，他是委员会主任，我们大家正用着的报告就是他起草的。因此他无需准备：他可以把这份报告改成大会报告，在大会上一念就行了。其他人纷纷表示反对，建议报告由我来作。我感到难为情：我在总结报告中对此只字未提，接着再作第二个报告？我推辞了。然而他们反驳我说：‘要是现在不由你来做，让也是中央书记之一的波斯佩洛夫同志来做，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这个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只字未提，波斯佩洛夫却在发言中谈到这么重要的问题。赫鲁晓夫不会不知道或者说不会不正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就是说，也许领导层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波斯佩洛夫讲的是他个人的意见？’这个论据占了上风，于是我就同意了。决定由我来就此作报告。”[41]赫鲁晓夫所说的也许是这次会上的讨论情况，但无记录可查。不过，还有一种说法：上次主席团会议已决定中央全会（十九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2月13日下午3点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大厅召开，在主席团讨论这个问题时，中央委员们已经集合在会议厅里等候，所以没有怎么讨论就做出了决定。[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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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1344 2月13日做出了由赫鲁晓夫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上作“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在接下来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也报告了这一决定。他告诉与会者：“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不止一次地对斯大林死后的形势交换了意见，对一些材料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感到并认为有必要在非公开会议上作中央委员会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并提交代表大会讨论。主席团决定由我、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作这个报告。”他还问与会者：“有没有反对意见？”与会者高喊：“没有！”[43]但是，直到这时还没有报告的文本。由波斯佩洛夫和阿里斯托夫起草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稿直到2月18日才写完。这个报告稿以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报告为基础，增加了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谴责个人崇拜、用列宁的“政治遗嘱”批评斯大林的内容。报告稿指出：“约·维·斯大林的怀疑心到了病态地步”，“导致出现大灾难，导致在1937～1938年对许多无辜的人进行大规模镇压，导致贝利亚—阿巴库莫夫犯罪团伙制造‘列宁格勒案’，导致产生屈辱的‘医生谋杀案’”。这份报告稿详细讲述了联共（布）十七大代表的命运，列举了30年代对一系列党和国务活动家进行镇压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事实。但是报告稿小心翼翼地回避斯大林周围的一些人所应该承担的个人责任，把所有罪责推到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工作人员摆脱了党的监督”。此外，报告稿没有涉及1940年的镇压，没有对40年代到50年代发生的事件提出看法和评论。[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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