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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俄国最早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经过短暂的胜利后就陷入了失败与战争造成的无穷灾难之中。接着发生了二月民主革命,俄国的民主政权没有站稳脚跟,布尔什维克党又用武力夺取政权。国家和社会大分裂,经历了几年的国内战争。布尔什维克党在落后的俄国进行社会主义实践,采取了一系列强制性的激进政策。特别是斯大林时期,在高度集权政治的基础上,实行高速度以发展国防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和用强迫和阶级斗争手段推行农业集体化,对知识分子采取简单化的单一意识形态统治,对不同政见者进行残酷镇压。在20世纪40年代,苏联又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付出了数以千万计的生命代价。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斯大林去世的这几十年中,俄罗斯国家所走过的道路虽然有光辉灿烂的一面:苏维埃革命是震撼世界的伟大事变,苏联社会主义的实践对于人类来说具有开创性和试验性的意义,战胜希特勒法西斯则是“世界性的丰功伟绩”;但不可否认还有另外一面,在这个历史时期中,俄国人民遭受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沉重灾难,付出了5000万以上的生命代价和巨大的物质损失,而且,国家现代化、民主化、社会文明化的历史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拖延。苏维埃年代的历史和现实无疑为文学家提供了最为广阔的题材。有着“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文学传统的苏联文学家必然会关注、思考和表现这些问题。20世纪20年代文学的复兴和发展就是明证。作家的审美视角不同,表达的方式方法各异,但作家共同关注和反映的基本上是战争、革命、内战以及布尔什维克党的一系列政策在国内激起的各种波澜,引起各种人群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人们思想和心灵的起伏与震颤……诗人帕斯捷尔纳克曾说到他为什么不用诗歌而改用小说来表现这个时代的原因时解释说:用语言展开剧情的形式,不是戏剧而正是散文,诗歌是文学里的大素描。这个解释可以帮助人们理解20年代散文作品大量出现的原因。因为,革命以来国家和社会发生的变化十分复杂,只有小说才能比较好地表达。从20年代末到50年代,虽然苏联文学被迫走上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但苏联作家在特殊的环境和条件下,仍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经过文学的“解冻”,又恢复了俄罗斯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这同样是文学发展的两个基本条件的相结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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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两个基本原因,当然还要提到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俄罗斯民族的文化底蕴。和许多曾出现过文学辉煌的国家一样,俄罗斯文学也带着强烈的民族文化的特点。俄罗斯国家的历史不是很长,却拥有丰富的文学艺术资源,俄罗斯辽阔独特的自然风貌,俄罗斯人勤劳、勇敢、擅长诙谐、幽默、向往国家强大和统一的民族性格,俄罗斯丰富的民谣、民歌、民间传说,优美而富于表达的语言,俄罗斯人信仰东正教,雄伟壮丽的教堂、宗教神话、宗教哲学、宗教伦理道德深入人心,等等。这些都是俄罗斯文学发展的源泉。凡是喜欢俄罗斯文学的人都会被俄罗斯作家深邃的思想、丰富而多彩的表现形式、歌颂自然和抒发感情的精湛技巧、优美而丰富的语言所打动,所折服。提起俄罗斯文学不能不想到果戈理、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等讽刺和幽默的大师。诗歌在俄罗斯文学中占着特别重要的地位,象征主义对俄国的诗歌影响很大。读俄罗斯象征主义的诗,就像欣赏中国的大写意画一样,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往往感到深不可测。而俄罗斯的普通大众却喜欢诵读,能够接受,这大约就是宗教神秘主义哲学的影响。还有一层,俄罗斯人喜欢读书,凡是到过俄罗斯的人对这一点会有很深的印象。在交通工具上,在博物馆前的排队中,许多人都抱着一本书认真阅读。作家经常会把自己的作品拿到露天广场上和朋友的集会中去朗诵。许多不能公开出版的作品,常常先以手抄本流传。作品首先要有读者,读者的广泛兴趣是文学发展、经久不息的一个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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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系。社会经济、社会政治、社会文化是构成人类社会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生产、社会经济是社会存在的基础,社会政治负责维持社会秩序和进行管理,社会文化是社会文明和社会精神的体现。这三大部分虽互有联系、互相影响,但各有分工,不能相互代替。社会文化既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同时又会影响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的发展与变化,而且往往是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发展与变化的先导。文学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发展和进步尤其具有自己的特殊作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主要标志是人的解放和社会的文明。人的解放是社会文明的基础,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话说,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73]高尔基有一经典名言:“文学就是人学”。文学的主要效应就在于促进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文学遵循的是美的思维,宣扬真善美,批判假恶丑,提高人的审美能力,净化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性情,丰富人的思维和想象力,从而提高人的精神素质。文学家以不同的视角解剖社会,剖析人的不同追求、不同性格、各种感情纠葛以及人的生、长、婚、嫁、病、死等生命的进程,而且分析和表现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和历史的关系,促使人们正确认识自己在自然界和社会中的地位。文学是社会的解剖刀,是社会的警世钟,是社会的名医良药。文学通过提高人的自觉性来协调人们的关系,促进社会和谐,促进社会发展不断走向文明。文学对人的解放和社会文明的促进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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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共产党重要的历史教训就是混淆了社会政治、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三者的关系,把社会政治置于其他两者之上,从而也曲解了作为社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艺术对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特殊作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抓住了马克思“暴力革命”的理论,把夺取政权作为“革命的根本问题”,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在俄国建立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但是,布尔什维克没有正确对待自己的经验,把暴力、政权绝对化,把维护政权的政治看作最高原则,处处从政治着眼。在生产和经济建设问题上从政治出发,违反经济生活的客观法则,而且动不动就使用暴力,伤害了劳动人民的基本利益,造成许多严重而无法挽回的损失。在对待文学问题上,忽视了它的独立存在的特性,把文学作为政权的“齿轮和螺丝钉”,忽视了文学的历史继承性,曲解了文学对人和社会的特殊作用。到了斯大林时期,把文学完全作为政治的附属品,“罢黜百家”,自我独尊,为作家规定统一的审美思想和写作方法,对作家实行政治高压政策,甚至不惜用暴力镇压作家,不仅使文学在坎坷曲折的道路上蹒跚前进,而且也延误了人的解放和社会文明的发展与进步。斯大林之后,文学家掀起了文学的“解冻”运动,斯大林的继承者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斯大林的思想理论。这是苏联没有经过改革走出困境的原因之一,也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沉痛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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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恩格斯:《致康·施密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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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符·阿格诺索夫主编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是近年俄罗斯出版的比较好的文学史,其中评介了从白银时代到苏联时代的主要作家及其主要作品。中译本由凌建侯等翻译,白春仁教授校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处高尔基等的话引自这本书。本文对一些作家及作品的评论也参考了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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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科瓦廖夫:《苏联文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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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符·阿格诺索夫主编《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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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第5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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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列宁:《党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13页。虽然这一版把原来的“党的文学”改成现在的译法更精确了,但是,列宁所说的“党的出版物”显然也包括党的文学著作。在斯大林时代一直把本文在文中所引的话作为党对文学进行政治监控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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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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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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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列宁全集》第39卷,第3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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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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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转引自马·斯洛宁《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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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十月革命以后,托洛茨基曾是党内仅次于列宁的领导人。在1922~1923年,他写了一系列探讨党的文艺政策的文章,提出了“同路人”的概念。《文学与革命》就是这些论文的结集。这本书中还收了1924年他在党的领导层讨论文艺政策时的讲话,上面的引语就出自那篇讲话稿。托洛茨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跨入革命时代的旧作家对恢复文学培养新作家的作用,但他只是把他们看作“同路人”,并非发展苏维埃文学的主体,而且还明确地说,以后还会在两大派文学家中发生一次内战,那时才会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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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美国学者马可·斯洛宁是一位长期从事苏联文学研究的专家。他的《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于80年代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这位作者坚持20年代文学复兴的观点,对苏联各个时期的文学家及其作品都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和独到的评论。以上引语出自该书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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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转引自符·阿格诺索夫主编《20世纪俄罗斯文学》,第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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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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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定》,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3页。作协主席团的决定附录在政治局决定的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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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引自《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人民出版社,1959,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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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1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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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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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安加罗夫、基尔波京关于作协理事会党组会议情况致联共(布)中央的报告》,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17~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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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这里的数字是根据一本文学史上的估计,据索尔仁尼琴在1967年的一封信里说,在苏联时期共有600多名作家遭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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