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猴:1.706471961e+09
1706471961
1706471962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宣告诞生，几代俄罗斯革命者奋斗的目标实现了，人民摆脱了沙皇和地主的奴役，成为国家的主人。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瓦吉姆·弗拉基米罗维奇·别洛策尔科夫斯基在《自由、权力和所有权》一书中，形象地描述了其父辈那一代人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向往。“在我父亲保存的材料中我常常看到一张小传单，是当时美国的社会主义者交给所有回俄国的人的传单。在那上面写到：‘如果你们回俄国是为了在那里促进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那么我们祝愿你们的船只在海洋里沉没！’”[39]而1972年作者本人不得不离开祖国时，心里想着如果朋友要写什么嘱托的话，那一定是：如果你们到国外是为了在那里促进建立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民主，那么我们祝愿你们的飞机掉到海洋里去！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十年内，满怀着对社会主义自由民主理想憧憬的一部分俄罗斯人会出现这种巨大转折而成为持不同政见者呢？这无疑同斯大林把暴力作为达到政治目标的工具，压制民主，大搞个人崇拜等专制统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706471963
1706471964 1924年1月列宁去世后，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斯大林战胜了对手成为胜利者，同时也成为列宁主义唯一的解释者，“真理”的代言人。斯大林执政时期（1924～1953）在社会主义愈发展阶级斗争愈尖锐的理论指导下，对政治反对派、老布尔什维克以及具有不同思想，甚至仅仅是怀疑其行为的人进行了一系列残酷的清洗。接连不断的迫害和镇压，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给苏联社会和社会主义建设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以至于一提到斯大林，在许多人的脑海里首先浮现的是悲惨的1937年，是目无法纪的政治迫害，成千上百万人的死亡，人人感到畏惧甚至恐怖的社会。
1706471965
1706471966 “斯大林遗产的首要成分是人们的不自由”。[40]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尽管剥削阶级已被消灭，人民当家作主，成了名义上的“国家主人”，然而，伴随着禁止、限制和强制等一整套精心设计的统治措施的日益强化，人的本性被严重扭曲，民主自由发生异化，出现了哲人别尔嘉耶夫在世纪初担心的情况。“没有被任何东西限制的抽象的民主制，轻易地就走到了敌视人的精神、敌视个性的精神本性的地步，而另一种精神、人类的真正精神、个性的精神和民族的精神，应该断然与抽象——形式的民主制的精神相对立”。[41]成为国家主人后的苏维埃人民，在革命激情逐渐消退后，社会意识形态中漠不关心、因循守旧和教条僵化心理越来越占了上风。政府为了纯洁共产主义信念，对社会思想实行普遍监督，任何“异己”念头和思想都在萌芽状态就被扼杀。人民非但不能要求自由，即使是谈论和想象也是对理想的背叛。国家安全机构培植的巨大告密网，更使人际关系始终处于人人自危的状态之中。
1706471967
1706471968 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的不自由演变为一种自然状态。当许多人希望用纯洁的手段建设纯洁而光明的未来——共产主义时，个人自由、公民社会的幼芽和人道主义的历史传统都被集权国家连根铲除。结果陷入一个难以逾越的怪圈。“我们为自己提出的历史目标越高，向未来跃进的计划定得越紧，要求进入无限幸福和无限进步的社会的心情越是迫不及待，那么，对法制的要求就越低，那么牵引着社会主义进步的驳船前进的人们的权利和生活福利就越少”。[42]为了满足追求那个整齐划一的神秘目标，许许多多人的幸福甚至生命都被用作无谓的牺牲，到头来，共产主义的幸福目标对大多数人仍是那样难以企及，对社会具有神圣意义的言辞和社会现实严重背离，促使一些不安现状的人开始思索和探求。
1706471969
1706471970 斯大林一上台很快就开始了造神运动，在20多年的时间里，人们对斯大林的颂扬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他的名字事实上已变成国家、人民、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概念的同义词，仿佛全国的一切成就都与他的关怀和指导密不可分。他要人们相信“我们是特别的人民，是特别的国家，我们被创造出来为的是实现不可能实现的奇迹，为的是把童话变为现实”。[43]而他正是作为万能的全才带领大家奔向美好的未来。斯大林不仅自认为是伟大的政治家，同时还是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在百忙之中还不忘亲自审核《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样一本明显伪造历史的书，来统一知识分子的思想。斯大林多次指出：对知识分子政治教育不够导致“把一部分知识分子教坏了，被外国间谍机关所收罗……我们首先要把这本书献给我们的苏维埃知识分子，使他们有可能在政治上得到深造”。[44]
1706471971
1706471972 从上述文字可以发现，“所有斯大林的‘遗产’就实质而言，不管它涉及的是国家、社会还是思想领域，都同使用暴力的可能或必要性有关。斯大林终身维护他参与建立的各种制度，支持和灌输最正统的观点，即相信运动没有他的革命推动就具有社会惰性的观点。”[45]然而，谎言总归是谎言，迷信亦一样，它们是经不起时间检验的，但作为政治遗产的影响却是深远的，社会总要为其付出沉重的代价的。
1706471973
1706471974 （三）赫鲁晓夫解冻思潮与知识界人道主义潜流的萌动
1706471975
1706471976 清除个人迷信、平反冤假错案和大规模释放无辜受迫害的苏联公民，是赫鲁晓夫执政初期的当务之急。在他上任主持的第一次苏共中央全会上（1953年9月），赫鲁晓夫就大胆地号召揭露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反对官僚主义。随着苏共领导层对意识形态控制的松动，人们在内心深处已明显感到政治气候变暖，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开始出现所谓的“解冻”思潮。
1706471977
1706471978 1953年波梅兰采夫在《新世界》杂志第12号上发表了《论文学的真诚》一文，呼吁作家在创作中要体现文学的“真诚和良心”，写“生活的真实”。此文一经发表，立刻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著名作家杜金采夫在一次座谈会上谈到：“我认为，波梅兰采夫同志的巨大功劳在于，他第一次大声喊出了诚实的必要性，他是在向我们的良知呼吁。”[46]文学的诚实和社会良知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创作问题，它是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的反映，即克服斯大林个人崇拜影响的社会通病。1954年作家爱伦堡的小说《解冻》一经刊出，一个以冰河解冻来隐喻斯大林时代结束的思潮就开始了。
1706471979
1706471980 伴随着文学创作“真诚和真实性”讨论的不断深入发展，一种重新认识社会和全人类的价值观——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公正、公平、历史真实、道德理想，追求个人生活权利和一切以人为中心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中间得到共鸣，因为“即使在战争当中，人首先仍然是人，只不过战争给正常人的生活作了非人道的矫正”。[47]这样就开始了一个内心精神世界解放的进程。正像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西尼亚夫斯基论述的那样：“持不同政见是以重新评价那些具有重要价值的东西的形式开始的。”[48]
1706471981
1706471982 在解冻文学思潮流行的同时，哲学和社会科学也开始了解冻的进程。1953～1956年，在《哲学问题》杂志上展开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的讨论。随着论争的不断深化，一种认为社会主义矛盾具有客观性，并不是所有矛盾都是阶级敌人和外国敌对势力的蓄意破坏，社会主义社会某些矛盾的激化，完全有可能是因为政策错误或者是违反客观规律而造成的观点越来越深入人心，而且，革命和暴力的问题也引起社会学家的普遍反思。哲学和社会科学富有逻辑思维的特征和哲理性，为深入分析个人崇拜和大清洗时期惨无人道的恐怖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冲破教条主义束缚和人性的复归，以及摒弃“建立无产阶级社会的利益高于一切，革命本身就是法令和法律”[49]的信念奠定了基础。
1706471983
1706471984 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通过秘密报告的形式，揭露了斯大林大清洗的严重错误，开始大张旗鼓地批判个人崇拜，但同时对一个领导苏联党和国家近30年，受到千百万人热情拥戴，也曾给苏联千百万家庭带来巨大伤害的政治领袖的复杂行为，只是简单地归结为斯大林个人品质和个性的缺陷，并没有把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现象放在俄国的具体环境中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和认真反思，从而找出它产生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土壤。这导致苏联知识界和社会上逐渐出现一股强调民主与法制，强调人道主义，否定苏共一党专制和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无形力量，这就是苏联最早的持不同政见者。西尼亚夫斯基在论述持不同政见者产生与苏共二十大的关系时说：“并不是因为直到那时（1956年苏共二十大）他们才看清了过去不计其数的犯罪，而是因为揭开犯罪中的某一部分之后，二十大及以后的苏联意识形态没有作出也无法作出任何严肃的、历史性的解释。”[50]
1706471985
1706471986 综观赫鲁晓夫执政期间解冻思潮兴起和曲折发展的历程，我们会发现虽然赫鲁晓夫力图使解冻思潮朝着政府希望的方向发展，既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又不要触及斯大林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特别是不要触及执政党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解冻思潮、人道主义思想在后斯大林时代出现有其深层原因和现实条件，仅凭一纸文件或一个决议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即使它暂时销声匿迹了，但其并未彻底消失，只是作为一种潜流蛰伏下来，一有时机又会复活。加之，深受斯大林时代熏陶的赫鲁晓夫工作作风粗暴，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观念浓厚，当大权在握后，独断专行和个人崇拜的恶习重新复活，“反个人迷信的斗士自己反倒成了个人迷信的牺牲品”。[51]随着对斯大林惨无人道大清洗揭露的不断深入，一种怀疑和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强调“神圣的不是社会，不是国家，不是民族，而是人”的人道主义思潮潜流逐渐凸显。[52]虽然这种力量当时还很弱小，但它却是在不断壮大和发展的。可以这样说，当时的这股潜流就是日后勃列日涅夫时期持不同政见者的先驱。
1706471987
1706471988 （四）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意识形态与领导体制的僵化
1706471989
1706471990 1964年10月14日，通过一次宫廷政变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成为第五位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与赫鲁晓夫不同，在他执政的18年间（1964～1982）刻意求稳，尽量避免赫鲁晓夫时期大起大落局面的出现，稳定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最大的特点。正是这种不求上进的稳定，使惰性和停滞不前风气逐渐滋生、蔓延，导致社会结构凝固与意识形态全面僵化，歌舞升平的表象背后是越积累越严重的社会矛盾和各种问题。
1706471991
1706471992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意识形态领域继续坚持解冻方针还是全面倒退，重新恢复斯大林地位的争论相当激烈。1968年苏联出兵镇压了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后，意识形态的保守思潮开始泛滥。“1968年年底，在文化领域里保守势力的进攻加强了……1969年国家文化生活出现了转折”。[53]1969年3月，苏共中央几位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在《共产党人》杂志发表文章，批评一批历史学家背离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原理，主张加强思想领域反自由化的斗争，很快代表改革思潮的《新世界》杂志主编、著名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被迫辞职，斯大林主义开始全面回潮。
1706471993
1706471994 与此同时，苏共中央多次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措施。在政治局讨论意识形态的会议上，勃列日涅夫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尽快编写一部由党中央奉献给党和人民的党史教科书，必须“加强对发表的东西、出版的东西进行监督，应当加强对我们工作中意识形态方面的监督”。[54]为了落实勃列日涅夫的指示，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和对不同于官方的异己思想进行斗争，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思想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概念，专门成立负责知识分子工作，以及“组织反间谍工作去与境内的思想颠覆活动作斗争”的第五局。[55]在强化国家安全部门权力的同时，政府还积极发挥那些长期延续下来的行政机构的监控职能，扩大保密范围，不断加大书报检查力度。这样一来，使任何新的思想和不同于政府的主张都很难面世。
1706471995
1706471996 1967年11月，勃列日涅夫在庆祝苏联成立5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提出了“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在我国建成的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各尽所能，按劳付酬的原则占统治地位的社会”。[56]此后，在1970年列宁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和二十四大上，发达社会主义理论被一再重申，甚至还把“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内容写入1977年的苏联新宪法之中。在大力宣传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勃列日涅夫还为苏共制定了新时期奋斗的主要目标，即在苏联建立“无阶级社会或称不分阶级”的社会。
1706471997
1706471998 勃列日涅夫执政中后期，苏联党和政府领导体制日趋僵化，官僚主义盛行，权力高度集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风气愈演愈烈。1977年勃列日涅夫打破党政职位不得一人担任的规定，以总书记的身份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同时，根据新宪法增加的条款，他又成为当然的国防委员会主席，一人兼任三个职务，独揽了党、政、军大权。同时，勃列日涅夫稳定干部队伍的政策逐渐导致干部事实上的终身制，尤其是高级干部表现最为明显。中央委员重新当选率不断升高，“二十三大——79.4%；二十四大——76.5%；二十五大——83.4%；二十六大——89%”。[57]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除了与勃列日涅夫有矛盾的人之外，基本上是连选连任。伴随着干部职务终身制的泛滥，苏联开始出现老人政治现象。“1952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55.4岁，书记处成员平均年龄为52岁……到1981年苏共二十六大时，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70岁，书记处成员平均年龄为68岁，核心成员的平均年龄高达75岁”。[58]老龄化干部固守原来的观念和作风，安于现状，对时代和社会发展视而不见，无论思想上还是工作上都已失去应有的活力和进取精神，社会死气沉沉，许多正常工作很难有效开展。
1706471999
1706472000 领导体制僵化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个人崇拜再度复兴和特权阶层的形成。勃列日涅夫上台初期，尚能坚持集体领导，国家内政和外交重大问题都在政治局会议上集体讨论决定。但是，到了70年代中后期，随着苏联国力的增强和勃列日涅夫个人地位的进一步稳固，尤其是勃列日涅夫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后，独断专行和个人崇拜的体制弊病再度升温。[59]1976年底勃列日涅夫70岁诞辰时，颂扬总书记的宣传高潮迭起，《真理报》连续开辟7天专栏，专门刊登吹捧勃列日涅夫的文章。二十六大勃列日涅夫的报告，竟然被“78次掌声、40次长时间的掌声和8次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打断，这种盛况比斯大林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1706472001
1706472002 勃列日涅夫时期，被赫鲁晓夫改革一度冲击的干部特权现象重又死灰复燃，而且发展速度之快，特权阶层呈现稳定化和扩大化的趋势，甚至在共和国、州、区也形成了自己的小特权阶层。西方学者估计特权阶层人数大约为25万人，约占苏联人口的千分之一。[60]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者最近的估计为50万～70万人。[61]特权阶层享有名目繁多的津贴；免费疗养和特别医疗服务；宽敞的住宅和豪华的别墅；特殊的配给和供应等。这一方面使党和政府的高级干部愈来愈脱离人民群众，与社会其他阶层鸿沟不断加深，形成一个尽情地享受社会主义优越性，高高在上的社会集团。他们拉帮结派，互相包庇，贪污腐化，反对任何动摇现存体制的变革。另一方面成为领导人控制党政干部，保持集权统治的有效工具，因为失去职位就意味着失去特权。特权和领导干部中的腐败现象不仅毒化了社会风气和人际关系，疏远了党群关系，而且严重败坏了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人们极度不相信党和政府，对党所描绘的发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美好前景失去信心，他们的工作热情普遍消退，“到处都弥漫着虚无主义。青年学生对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漠不关心，对我国过去的历史传统不感兴趣，冷漠和玩世不恭，在反对个人崇拜的旗帜下批评政府”。[62]
1706472003
1706472004 总的说来，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社会，远不像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描述的那样美好和完满，“发达社会主义”理论不仅脱离了当时苏联社会实际状况，而且相去甚远。事实上，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苏联，在稳定表象的背后是特权横行，僵化教条的官僚统治；是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的各种社会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连年大幅下滑，科学技术同美国的差距不断拉大，而苏共中央却视而不见，用一种鼓舞人们向往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形态来掩饰因停滞而产生的种种社会矛盾、弊病和危机，结果进一步加剧了严重的社会危机。正如俄罗斯著名政治学家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所指出的那样：苏联人民虔诚地相信共产主义即将到来，这种宗教性质的信仰激发了人们最初的热情和感情的高潮，但是“在革命成功之后，幸福对许多人来说仍像以前那样难以企及。对社会具有神圣意义的言辞与现实发生了冲突。结果就重演了大家都熟悉的基督教历史上的一幕：神职人员和牧师表面上仍留在教堂里，但其内心已放弃信仰”。[63]正是这种理论与实际、现实生活与期待的巨大反差和脱节，导致怀疑和不满社会主义的呼声日渐高涨，一部分不满者开始通过非正常渠道表达自己的意愿，他们就成为持不同政见者。
1706472005
1706472006 （五）国际背景
1706472007
1706472008 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国际方面的背景，西方的影响和苏联霸权主义政策促使某些人成为持不同政见者。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他们较之其他社会成员更多地接触到西方社会的思想文化，感受到苏联与西方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一切为了人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像宣传所说的那样完美无缺，僵化的政治体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苏联人民虽然名义上是国家的主人，但高度集权和一党专制统治模式很难为主人们提供民主表达的渠道和途径，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也并非像苏联各种传媒所报道的那样，到处都是“贫民区，游行示威，与警察的冲突”[64]，以及工人阶级毫无权利可言，时时处处受着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等。事实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比苏联人民享有更多的言论自由和民主，以及更丰富的物质财富，这种强烈的反差使那些思想较为活跃和开放的科技人员、作家、艺术家首先冲破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藩篱，开始用现实主义的眼光来思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他们逐渐明白外国人也是人，资本主义也有许多值得苏联学习的东西。
1706472009
1706472010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也极力向苏联传播西方的自由思想。在现代通讯技术日渐发达的情况下，人们已经不可能被完全隔绝和封闭。外面的书进来了，里面的稿子寄出去被印成书送回来，西方的“自由”电台，不断对苏联东欧国家进行宣传和渗透。1976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上报苏共中央的材料详细地记载了这方面内容，“仅仅在美国，根据中央情报局的任务，研究对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包括青年进行思想影响的就有大约80个研究中心和研究所……现在从资本主义本土向苏联进行广播的有41个无线电台，一昼夜播音253小时，其中12个固定栏目中有7个是针对青年听众的”。[65]由于政府停止了干扰，使收听西方广播成为合法的事情。
[ 上一页 ]  [ :1.70647196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