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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民主社会主义派坚信马克思和列宁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正确的，但苏联社会主义的实践违背了马列主义理论的精髓，苏联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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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社会主义派认为马克思和列宁的社会主义，或称共产主义的理论是科学的，只不过应该随着时代发展变化而不断完善。叶戈洛夫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党经过科学的论证确信，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相比是社会的更高形式，它符合人类的本质，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满足人民多方面的需求。”[85]进而他又提出：时至今日，人类历史实际上还没有给世界提供一个社会主义具体范例，社会主义还处于探索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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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社会主义派经过认真分析苏联60多年（截止到70年代晚期）的社会主义实践后，得出苏联不是社会主义的结论，最起码列宁以后苏联已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今天的苏联是“官僚化的社会主义”，“专制主义或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假社会主义的变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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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民主社会主义派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是财产社会所有制（公有制）和民主完美的结合。苏联的国家所有制实际上是国家领导人所有制，高级权贵们不仅掌握了全国财产的支配权，而且不对任何人负责。庞大的官僚主义阶层成为事实上的国家主人。在作为私下出版物广泛流传的《列宁格勒提纲》中，C.佐林和H.阿列克谢耶夫写道：“必须以全民所有制取代垄断的国家所有制”，只有财富的所有者能够支配这一财富时才是全民所有制。[86]同时，只有社会所有制与民主的有机结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和人的自由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所有制，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官僚主义和官僚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主要敌人，防止国家政权官僚主义化的重要保证在于政治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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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多党制、党内反对派、社会多元化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民主社会主义派的一个重要主张，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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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麦德维杰夫认为多党制与过渡时期的多种经济成分有关系。每一个国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都会保留多种社会经济成分，而多种经济成分造成了多党制存在的基础。至于共产党同其他政党合作到什么程度，则取决于革命变革的性质，取决于这一革命是和平的进行还是非和平的进行。至于党内是否允许反对派存在，在民主社会主义派看来，共产党内存在反对派是正常现象，如果没有真正的政治斗争，没有反对派，任何政治组织都会衰败。他们坚信“党的统一任何时候都不是绝对的，都不排除各种争论和斗争，这对任何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乃是基本的原理”。[87]多元化是人们对社会认识差异的反映，即使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后，也仍然会有看法不同的情况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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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民族自决权问题上，民主社会主义派主张应该同一切民族主义派别进行公开对话，只有这样才能克服长期积累下来的民族矛盾，必须扩大加盟共和国的权利和责任，尊重所有大小民族的合法权利。为了履行民族自决的权利，他们甚至建议“在每个加盟共和国每十年必须举行一次关于该共和国是否保留在苏联的公民投票……每一个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有权宣布举行这种公民投票”，决定自己是否继续留在苏联境内。[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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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民主社会主义派反对苏联推行的扩张主义政策，认为苏联直接出兵捷克和阿富汗，败坏了社会主义形象，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绝对不应有这种行为。格里戈连柯指出：“苏联共产党的国际主义义务应该是营造一个能成为对所有兄弟党具有鼓舞榜样的社会秩序”[89]，而不是直接出兵强制别人接受自己的社会主义模式，更何况捷克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并不是苏联的某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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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民主社会主义派并不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只不过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偏离了列宁既定方针，异化为官僚主义体制。因此，他们主张在维护苏联现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民主化改革，实行社会多元化，允许反对党和不同政见者存在，同时，在苏联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全面推进民主政治，从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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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萨哈罗夫与西方派（法制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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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萨哈罗夫出生在莫斯科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莫斯科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军工企业工程师。1945年萨哈罗夫进入苏联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由于在苏联研究氢弹工作中的卓越贡献，被西方称为苏联氢弹之父。1953年32岁时他就成为苏联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并很快出任国家原子能委员会首席顾问。萨哈罗夫曾三次荣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并获国家奖金和列宁奖金。从1957年起，他开始关心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尤其关心他所从事的核武器研究造成的社会后果，多次上书赫鲁晓夫，建议停止大气层核试验，但未获成功。1968年，萨哈罗夫完成了《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思想自由的思考》[90]一文，呼吁苏美停止军备竞赛，实行真正的和平共处，从此，开始了他的持不同政见者生涯。1970年年末，他和查理泽等人成立“苏联人权委员会”，以后又多次上书勃列日涅夫，继续要求实行民主化。1975年萨哈罗夫因为“捍卫人权、裁军和所有国家之间的合作而进行的斗争，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和平”而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苏联政府拒绝他出境领奖。1980年，由于强烈抗议苏联出兵阿富汗，萨哈罗夫被放逐到小城高尔基。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恢复了自由后的萨哈罗夫曾经当选为苏联首届人民选举的苏维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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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萨哈罗夫为代表的西方派积极参加各种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他们的主要思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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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萨哈罗夫认为苏联社会发展远不像宣传的那样美好，官僚主义成风，特权阶层贪污腐败，政治上缺乏民主，社会公正远未实现，当今苏联实际上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一个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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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哈罗夫在《论国家与世界》一书中写到：苏联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最简洁地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它和西方类型的现代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别是，在经济以及文化，思想和其他主要生活领域内实行全盘国家化，党和政府的全部垄断。”[91]官僚政党特权阶层自成一体，他们掌握着国家财产分配权，成为事实上的国家主人。我们没有世界上最高的劳动生产率，甚至没有希望在可见的未来按这种指标赶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还存在着不断军国主义化的倾向。人民生活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大部分居民的居住和生活条件仍然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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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苏联必须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化、自由化和公开性，加强法制，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推行社会改革，通过和平的手段最终使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互相接近、趋同，形成一个统一的开放的多元社会，从而消除当今时代悲剧性的对抗和热核战争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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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派认为社会应该摒弃单一体制，实现多元化，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共存，并给个人选择的最大自由。“正是这种自由，而不是来自教条、权威、国家的传统或政权抑或舆论的压力，才能够保证那些不可避免地发生在个人，社会，文化和其他许多社会现象中的无限复杂和矛盾的问题得到合理与公正的解决，只有这种自由会给人带来直接的个人幸福，这种幸福乃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意义。”[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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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经济方面继续深入进行1965年的经济改革政策，扩大所有生产单位的经营自主权，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实行有利于农民的税收政策，提高农民的生产劳动积极性。在服务行业、医疗、小宗商业、教育等方面扩大发挥私人主动精神的可能性和有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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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在法律方面要保证司法部门独立行使自己的职权，加快立法步伐，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确立司法公开和透明的原则，停止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政治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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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派认为法制观念水平很低是苏联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因此，他们主张只要不违背公民的基本权利，诉讼程序都要公开。“采取一些改进法院和检察院工作的措施，应使这些机构不受行政当局和地方势力、偏见和人事关系的干预。大赦政治犯。颁布一项法令，规定必须全文公布政治性案件审讯速记记录”[93]，停止对政治犯的司法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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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切实履行宪法保证公民言论、信仰、集会、选择居住地自由的权利，保证少数民族应享有的权利和少数民族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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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哈罗夫指出：“党和国家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内实行垄断，其后果特别有害。思想统一化经常地——从学校课桌到教授讲坛——要求人们虚伪、顺应、愚昧和装傻。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奇怪，艺术和人文科学为什么在我们国家完全消失”[94]，应该取消出版审查机构，言论自由，鼓励各种思潮自由竞争。同时，应当制定允许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的实施细则，以便使宪法自由脱离的条款能够真正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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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在对外交往中应加强国际合作，“主动宣布或者重申不首先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在签订裁军或部分限制某种武器协定的情况下，允许调查团进入我国境内，以便有效监督裁减军备”。[95]国家主要精力应该用在内部和谐发展上，这是国家强大和繁荣的基础。国家和人民并不需要把对外政策作为取得国内政治稳定或者扩大势力范围，输出自己思想的手段。那种认为自己的道路是唯一正确，并有独特优点的看法是错误的，应该尊重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探索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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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从上述可以看出西方派（法制派）要求民主和自由，加强法制，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他们认为维护权利的主张是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中各个派别和各种形形色色的思潮共同追求的主要目标，它不仅可以为那些被没有给人们带来起码幸福的僵化教条说教搞得筋疲力尽，并且对任何理论和信仰都不感兴趣的人们提供一种现实的支撑，而且随着维护权利的思想深入人心，有助于民主与法制在苏联的不断推进，这也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相互接近、趋同提供具体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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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索尔仁尼琴和新斯拉夫派（基督教民族主义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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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1918年12月生于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市。父亲曾在沙俄军队中服役，在他出生前就已战死在德国，母亲是中学教员。童年的他全靠母亲的微薄薪水维持生活。1941年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数学物理系，苏德战争爆发后，索尔仁尼琴应征入伍，曾任炮兵连长，两次立功受奖。1945年2月，因在信中批评斯大林而在前线被捕，被判处8年劳改，刑满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57年恢复名誉后的他定居梁赞市，在一所中学里担任数学教员。同时，索尔仁尼琴积极从事文学创作。1962年11月，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他的处女作《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新世界》上刊出。小说一经问世，在文艺界就产生了很大影响，从此，被西方称之为“集中营文学”的现象在苏联产生。1967年5月，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前夕，索尔仁尼琴给大会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遭到当局指责。[96]其后他被苏联作协开除会籍，但瑞典皇家学院却于第二年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金。由于在国外出版披露苏联监狱与集中营内幕的《古拉格群岛》一书以及积极参与持不同政见者活动，1974年2月1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把他驱逐出境。同年10月，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随后他移居美国，在美国组织了“全俄罗斯回忆录文库”，在苏联成立了“俄罗斯援助政治犯社会基金会”，继续从事持不同政见活动。1994年，经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索尔仁尼琴回归离别十年后的祖国，他的作品也得以在俄罗斯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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