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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切实履行宪法保证公民言论、信仰、集会、选择居住地自由的权利，保证少数民族应享有的权利和少数民族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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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哈罗夫指出：“党和国家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内实行垄断，其后果特别有害。思想统一化经常地——从学校课桌到教授讲坛——要求人们虚伪、顺应、愚昧和装傻。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奇怪，艺术和人文科学为什么在我们国家完全消失”[94]，应该取消出版审查机构，言论自由，鼓励各种思潮自由竞争。同时，应当制定允许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的实施细则，以便使宪法自由脱离的条款能够真正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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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在对外交往中应加强国际合作，“主动宣布或者重申不首先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在签订裁军或部分限制某种武器协定的情况下，允许调查团进入我国境内，以便有效监督裁减军备”。[95]国家主要精力应该用在内部和谐发展上，这是国家强大和繁荣的基础。国家和人民并不需要把对外政策作为取得国内政治稳定或者扩大势力范围，输出自己思想的手段。那种认为自己的道路是唯一正确，并有独特优点的看法是错误的，应该尊重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探索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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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从上述可以看出西方派（法制派）要求民主和自由，加强法制，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他们认为维护权利的主张是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中各个派别和各种形形色色的思潮共同追求的主要目标，它不仅可以为那些被没有给人们带来起码幸福的僵化教条说教搞得筋疲力尽，并且对任何理论和信仰都不感兴趣的人们提供一种现实的支撑，而且随着维护权利的思想深入人心，有助于民主与法制在苏联的不断推进，这也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相互接近、趋同提供具体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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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索尔仁尼琴和新斯拉夫派（基督教民族主义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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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1918年12月生于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市。父亲曾在沙俄军队中服役，在他出生前就已战死在德国，母亲是中学教员。童年的他全靠母亲的微薄薪水维持生活。1941年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数学物理系，苏德战争爆发后，索尔仁尼琴应征入伍，曾任炮兵连长，两次立功受奖。1945年2月，因在信中批评斯大林而在前线被捕，被判处8年劳改，刑满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57年恢复名誉后的他定居梁赞市，在一所中学里担任数学教员。同时，索尔仁尼琴积极从事文学创作。1962年11月，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他的处女作《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新世界》上刊出。小说一经问世，在文艺界就产生了很大影响，从此，被西方称之为“集中营文学”的现象在苏联产生。1967年5月，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前夕，索尔仁尼琴给大会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遭到当局指责。[96]其后他被苏联作协开除会籍，但瑞典皇家学院却于第二年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金。由于在国外出版披露苏联监狱与集中营内幕的《古拉格群岛》一书以及积极参与持不同政见者活动，1974年2月1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把他驱逐出境。同年10月，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随后他移居美国，在美国组织了“全俄罗斯回忆录文库”，在苏联成立了“俄罗斯援助政治犯社会基金会”，继续从事持不同政见活动。1994年，经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索尔仁尼琴回归离别十年后的祖国，他的作品也得以在俄罗斯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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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很多，但《致苏联领导人的信》一文集中反映了他的主要政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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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以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新斯拉夫派（基督教民族主义派）脱胎于伦理社会主义派别，他们不仅反对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暴力革命的理论，而且也反对西方文明，并认为二者有共同之处；同时，认为当今的俄罗斯主要有两大危险，即同中国发生战争和西方文明面临绝境的前景，俄罗斯只有发扬自己独特的民族精神，才能摆脱两大威胁所带来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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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仁尼琴在给勃列日涅夫的信中公开宣称，作为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今天，这种意识形态只能使你们变得更软弱和捆住你们的手脚，这种意识形态充斥社会的全部生活中：在人们的头脑中、讲话中、广播和报刊上全都是谎话……这种强迫人人说谎话的情况在我国已成为人民生活中令人最痛苦的事，比任何物资生活的凄苦和公民不自由都要痛苦得多”。[97]然而，索尔仁尼琴也并不主张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强制取消措施，只有国家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强大支持，让它自行存在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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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索尔仁尼琴看来，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明具有同源性，都以工业发展为基础，然而，经济无止境的发展，导致自然资源枯竭，再过20到30年西方文明必将衰落。属于西方文明的俄罗斯应早作打算，防止灾难突然降临到自己的面前。索尔仁尼琴还不无讽刺意味地写道：“如果20世纪的人类获取了什么教训，那是我们提供给西方的，而不是西方赐予我们的，由于事事如意的西方人意志和理智都减弱了。”[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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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索尔仁尼琴认为俄罗斯只有开发东北部地区，并把民族活动中心和生活中心迁移到此地，在保持经常稳定的经济基础上，放弃不断发展经济的道路，恢复农业社会，同时，放弃对外扩张的政策，集中精力处理国内的事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开上述两种威胁的影响，使俄罗斯不至于在西方文明毁灭以及同中国人的战争中瓦解。“越是尽快转移我国注意中心和民族活动中心，从遥远的大陆、甚至从欧洲、从我国南部向东北部地区转移，越是能尽快得到挽救”。[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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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索尔仁尼琴不赞成任何急剧的社会变革，认为民主制度并不适宜俄罗斯民族的现状，自由只能是精神上的。俄罗斯只能实行专制制度，即建立在古老东正教人类互爱道德基础上的专制制度，也只有这种制度才是拯救俄国最现实和最好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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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勃列日涅夫的信中，索尔仁尼琴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大规模的流血革命只能是对人民的摧残，自由必须在一定的限度之内，而且更应该侧重于精神层面。至于民主并不适合俄国。知识分子100多年来同专制制度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不管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决定还是不决定，反正俄罗斯要实行专制制度……一切在于，下一步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样的专制制度，难以忍受的不是专制主义本身，而是强制的经常散布的意识形态谎言。不可忍受的不是专制主义，而是专横和目无法纪……专制制度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法律，或者让法律成为一纸空文，或者不应反映人民的思想和意志。专制制度也并不意味着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没有独立性。”[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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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索尔仁尼琴主张开展诚实的思想竞赛。这样一来，大量的哲学、道德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著作就会涌现，这不仅会促使科学研究深入发展，而且也能丰富伟大的俄罗斯文化。索尔仁尼琴最后特别强调指出：“今天，除了基督教可以医治俄罗斯的灵魂以外，我自己也看不到任何有生气的精神力量”，也只有大力发扬俄罗斯民族精神，包括村社、家庭、自治、东正教、专制传统才能使俄罗斯强大。[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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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以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新斯拉夫派人数并不是很多，他们虽然不承认自己同19世纪俄罗斯历史上的斯拉夫派思想具有联系，但其政治主张却明显植根于“俄罗斯民族精神”之中。他们既反对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又反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认为二者的根基都是工业文明。俄罗斯民族并不适宜于民主，只有专制制度、东正教、村社、自治、农业社会才是俄罗斯未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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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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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三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私下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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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个人和组织采用独特的“萨米兹达特”（самиздат）和“塔米兹达特”（тамиздат）的形式传播自己的思想和主张，交流和分享信息。中国学者将самиздат翻译为“私下出版物”或“独立出版物”；тамиздат译为那边出版物。私下出版物一般是指20世纪60年代后期苏联出现的持不同政见者一些个人和组织编辑印刷的定期的和不定期刊物、文集，同时包括那些政府不允许出版或者不能出版，却在私下里互相传抄和复印，并广为传播的各种文章、手稿、打印稿等。那边出版物是指苏联公民及其一部分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个人或者组织把自己的作品和刊物在国外出版，而后通过各种渠道偷运回苏联国内私下传播，这种形式的出版物严格上说不能称作私下出版物，因为它在国外是公开出版发行的，只不过是苏联出版审查机构不允许它在苏联发行。私下出版物在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持不同政见者个人和组织的各种公开信、纲领，主张和思想以及苏联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法庭审判记录、判决书、精神病院等情况都在上面有所记载，它是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同苏联党和国家斗争的重要工具。“如果没有私下出版物的话，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也不可能存在，因为文字是后者的唯一武器”。[102]私下出版物不仅打破了苏联党和政府高度垄断信息传播工具的局面，为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各个派别和社会思潮宣传自己的思想，发动社会各界参加和声援持不同政见者活动，以及传播民主、自由、维护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等方面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且也极大地丰富了俄罗斯文化的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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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私下出版物的由来及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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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罗斯历史上一贯或多或少的存在着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书报检查导致被禁止的出版物总是以私下印刷的小册子形式到处传播。斯大林之后的苏联，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私下出版物”成为苏联社会自我意识表现的一种独特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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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下出版物是从翻印和复制买不到或被禁止的诗集开始的。语言简洁而寓意含蓄深刻的诗歌承担起了思想解放，冲破党和政府意识形态严格控制的初期任务，因为传播私下出版物而被政府最早判刑的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在《风又回来了》中回忆道：“那是个难忘的岁月，整个莫斯科的各个机构中，打印机的运转已经达到了极限。如果有谁为自己和朋友印制了一些东西，那一定是诗，诗，还是诗。年轻人的圈子产生了，而他们的秘密口令是源自于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斯塔姆、古米列夫的诗句。”[103]初期的私下出版物并不仅仅局限于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而是涉及所有不能出版的东西，包括以往和当今的一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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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中期，私下出版物逐渐成熟了，并且开始政治化。1964年罗·麦德维杰夫开始定期发行一种被西方称之为《政治日记》的私下刊物。1965年因为在国外出版著作而被克格勃逮捕，随后又被政府重判的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事件发生后，在苏联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作为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与政府斗争的主要工具——私下出版物开始了它的蓬勃发展时期。新的私下出版物不断涌现，大量揭露斯大林时期镇压内幕的回忆录、签名人数众多的抗议信件、请愿书、声明、批评政府对持不同政见者处理方法的文章，以及法庭审判的各种法律文件和被告人的辩护词在私下出版物上广为传播。政府为了遏止这种危险的局面，加大了对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私下出版物的打击力度，对编辑并在苏联国内外出版发行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诉讼材料《白皮书》的А.金兹伯格和加兰斯科夫等人再一次判刑。这样，每一次审判后都会有人在苏联和西方出版审判诉讼材料集，每一次这样的出版又会招致政府的压制和审判。从而，导致私下出版物愈来愈多，政治性质也越来越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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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随着苏联政府镇压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和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逐渐深入发展，以及各种维护权利组织的出现，私下出版物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方面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各种刊载持不同政见者活动和政府迫害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信息、通报形式的定期刊物开始大量涌现，像《时事纪事》、《自由思想》、《乌克兰通报》、《移居》、《立陶宛天主教纪事》等等，而且私下出版物也由以前主要揭露斯大林时期镇压内幕，集中营迫害，公开信和请愿书，各种被禁文学作品以及回忆录等题材嬗变为有关政治、经济和政论等内容，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各个派别的纲领开始在其上面广泛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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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大批在国外出版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书籍和政府不允许流入苏联的外国作者的书籍通过各种渠道进入苏联，被翻印或者以手稿的形式在暗中流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也注意到了这一变化，1970年12月21日就“私下出版物”问题他给苏共中央发了一个绝密报告，其中说道：“对在知识分子和学生中传播的所谓‘私下出版物’进行分析表明，‘私下出版物’的内容近几年来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说5年前流传的主要是一些思想上有问题的文艺作品，那么现在政治纲领性的文件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从1965年至今这一段时期内已出现400多种有关经济、政治和哲学问题的各种学术著作和文章，这些出版物从各个方面批评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对苏共的内外政策进行了议论，提出了各种不同于苏共政策的行动纲领。……在许多主张苏联社会‘民主化’的方案中都提出要‘限制或消除苏共的垄断权力，在国内建立忠实于社会主义的反对党’。”[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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