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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西方出版并在苏联私下流传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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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在西方公开出版发行自己的著作，而后以禁书的形式私自流回苏联国内直接发行或者翻印传播，这种类型的私下出版物严格意义上来说，不能称为私下出版物，但由于政府明确限制这种作品在苏联发行，最后，这些著作只能以非法的形式在苏联读者手中私下流传，它们主要有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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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持不同政见者剖析有关于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历史、科技、文艺等方面的理论书籍。这方面的书籍很多，主要有罗·麦德维杰夫的《论社会主义民主》、《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106]；若·麦德维杰夫的《苏联科学》；格里戈连柯的《疯人的思想》；萨哈罗夫的《祖国与世界》；阿马利里克的《苏联能生存到1984年吗？》；查里泽的《苏联的工人运动》[10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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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披露苏联高层内幕，维护民主与人权，揭发苏联当局对持不同政见者迫害和镇压等内容的书籍。披露高层内幕的作品主要有斯大林女儿阿利卢耶娃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仅仅一年》[108]，阿夫托尔哈诺夫的《权力学》[109]，米亚科夫的《克格勃内幕》[110]等。揭发苏联当局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积极维护言论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代表作品主要有：关于苏联审判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的《白皮书》，揭发苏联当局审判加兰斯科夫等人的《四个人的诉讼程序》，记载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反对政府镇压捷克布拉格之春各种抗争活动的《中午：1968年8月25日红场上的游行事件》，以及《萨哈罗夫国际听证会文件集》、麦德维杰夫兄弟合写的《谁是疯子？》、阿马利里克《被迫的西伯利亚之行》[111]、马尔钦科《我的证词》、鲍得拉比涅克《惩罚性医疗》等。[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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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批评苏联政府推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政策，利用俄罗斯文化的优势地位有意识地消亡少数民族文化和语言，迫害少数民族干部以及少数民族反抗政府斗争的有关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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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伊凡·久巴在英国出版了《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113]一书，系统地揭露了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民族政策，抨击了政府对乌克兰实现残酷民族压迫、同化以及迫害持不同政见民族人士的政策。涅克里奇关于反映鞑靼民族争取回归故乡斗争的著作《被惩罚的民族》和涅克拉索夫《旁观者随笔》[114]等书也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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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探讨有关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历史、现状以及持不同政见者自己在苏联经历方面的著作。这方面的作品主要有1982年阿列克谢耶娃在美国出版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史》、布科夫斯基的《风又回来了》、罗伊·麦德维杰夫的《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艾凯德的《不是阴谋家的记述》[115]、列维京的《可爱的自由：民主运动》[11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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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被西方称之为“集中营文学”类型的私下出版物，它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内容也极为丰富，这方面的代表作是索尔仁尼琴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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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种类型的手稿和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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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各种类型的刊物，以及在西方公开出版而后在苏联非法传播的书籍之外，在苏联国内私下里还流传着许多持不同政见者的手稿、公开信、请愿书以及一些纲领性文件。例如被西方称为《列宁格勒提纲》的《时不待人——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历史的转折时期》；萨哈罗夫的《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思想自由的思考》；苏共老党员、经济学家叶·瓦尔加的《瓦尔加遗言》；叶戈洛夫的《什么是民主共产主义》；索尔仁尼琴的《致全苏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信》和《致苏联领导人的信》；罗·麦德维杰夫《关于我国若干社会政治思潮》；捷克知识分子的《两千字宣言》；卡皮查的《科学与现代社会》等。这些文稿有的是以作者真实姓名传播的，有的是以化名扩散的，但这些打字文稿在苏联社会广为传播，影响巨大。它们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全方位透视了苏联社会，并提出在苏联建立政治民主，言论自由，以公有制为主并允许私有经济存在，两种经济相互竞争，以及多党制国家的不同于政府主张的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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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文字来看，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私下出版物种类繁杂，很难有一个统一的划分标准。因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国家通过严格的书报审查制度，垄断了信息传播的所有渠道，持不同政见者要想表达自己的观点就得采取特殊的手段。正如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研究者А.萨维利耶夫指出的那样：“他们发明了两种出版和发行私下出版物的方法。一种是把作者和出版者合二为一：手稿。自己打印出来，然后通过熟人散发出去，如果读者感兴趣，就大量复制。另一种就是通过外国记者和旅行者把作品带出国外出版，变成那边出版物，在苏联私下传播。”[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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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联政府对私下出版物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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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下出版物的大量出现和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极大地冲击着苏联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意识形态的统一性和严格审查出版物的体制，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政论性的文章以及各种政治主张成为私下出版物的主要内容后，在知识界引起了极大的共鸣，特别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加入到持不同政见者行列中后，对苏联官僚主义政治体制构成了潜在的威胁，政府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在给苏共中央的绝密报告中不无忧虑地谈到：“在创作和散布‘私下出版物’的基础上，志同道合者正在某种程度上逐渐联合起来，明显地看出建立类似反对党的组织的企图。大约在1968年末至1969年初，由一些具有反对党思想的人员组成了一个名为‘民主运动’的政治核心，按照他们的说法，这个核心具有反对党的三个特征，即‘有领导人、积极分子并依靠人数可观的同情者；不采用明确的组织形式，为自己提出明确的目标并选择明确的策略；争取合法地位’。”[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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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中央政治局高度重视安德罗波夫的报告，责成政治局几位负责人会同相关部门进行研究，并制定出具体措施。此后，政府要求克格勃利用“以文学形式，或以口头和书面形式散布诋毁苏维埃国家和社会制度谣言”[119]的刑法第190条，加大对私下出版物取缔和打击的力度。“1971年初，一个内部信息传到维护权利运动人士耳中，苏共中央下达了专门指示，命令结束《时事纪事》和其他私下出版物在苏联和国外传播的状况。1月14日克格勃在莫斯科进行了八次大搜查，其中包括对莫斯科维权运动主要人物亚基尔和其女儿伊莉娜·亚基尔寓所的搜查。尽管这些搜查的借口是各种各样的，但实际上是为了出版第二十四期《时事纪事》的问题。这一搜查行动还在维尔纽斯、列宁格勒、新西伯利亚、基辅和乌克兰其他城市同时进行……全部的搜查、拘捕和审讯目的都很明确，详细询问私下出版物第二十四期《时事纪事》制作和传播的情况。”[120]克格勃还千方百计提高侦察和破获各种私下出版物印刷和流传的手段，甚至用特殊的材料喷洒在查获的私下出版物上，通过线人散发出去，而后利用无线电技术跟踪查获其流传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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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书报审查机构与克格勃一起，加强了对寄往国外邮件以及出国回国人员的检查，监视持不同政见者与外国人的一切交往，力图截断各种手稿与文件流往国外和那边出版物流入苏联国内的渠道。西尼亚夫斯基不无讽刺地指出：“最好到海关去考察俄罗斯文学的新高涨。他们寻找最多的是什么呢？是手稿……在进口的东西方面，他们寻找最多最好的又是什么呢？是书籍。是用俄语印刷的书籍，亦即出口转内销的俄罗斯文学。”[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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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私下出版物在国外出版后变成那边出版物流回苏联的做法，使苏联加入世界著作权公约的谈判陷入绝境，为了实现它的功能，1973年苏联更改了关于著作权的法律条文，并建立了全苏著作权代理处。代理处名义上是保护苏联作者的权益，但“它的实质是要求在国外出版书籍必须经过这个机构，从而确立党和国家对那边出版物的控制。按照代理处成立的附加决议，著作权的交易将包括文艺作品的手稿以及其他各种相关的文献。”[122]克格勃不仅限制“那边出版物”和报纸向苏联的渗透，而且对广播节目的有关内容也进行干扰，千方百计杜绝西方资本主义的和平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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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违反政府规定，私自在国内外制作、传播和出版私下出版物者政府则严惩不贷，逮捕审判了西尼亚夫斯基、达尼埃尔、加兰斯科夫、金兹伯格、拉什科娃、戈尔巴涅夫斯卡娅等人。“从70年代开始，克格勃解决私下出版物的办法更倾向于将这些积极分子赶出国外，从而克服国内不好控制他们的压力。1972年布罗茨基和西尼亚夫斯基流亡国外，1973年马克西莫夫离开了苏联，1974年驱逐了索尔仁尼琴……”[123]这一行列的排名还在不断增加，以至于在西方形成了俄罗斯亚文化这一奇特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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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可以看出，政府对私下出版物的政策主要是限制、堵截、打击，对制作者和出版人则是搜查、审讯、判刑，最后强迫其移居国外。当局并没有认真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的具体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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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私下出版物现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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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私下出版物种类繁多，今天仅“纪念碑”机构一家收集到的就有6000多册[124]，这不能不说是个很大的数字。被迫流亡国外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阿列克谢耶娃曾经对这种状况进行研究，她指出因在国外出版书籍就被政府审判，驱逐到国外，这对俄罗斯文化造成的巨大损害是无法估量的。政府本来应该积极支持知识分子在国外出版自己的著作，扩大俄罗斯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她认为“国外出版的作品是现代俄罗斯图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最优秀的部分，但政府却千方百计阻碍它的出版和发行”。[125]为什么会在十月革命胜利50年后的苏联，并且是以追求每个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这种反常的现象，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所有向往和平、民主、发展和进步的人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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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早在青年时代就已指出：“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自由的一种形式制约着另一种形式，正像身体的这一部分制约着另一部分一样。只要某一种自由成问题，那么整个自由都成问题。只要自由的某一种形式受到排斥，也就是整个自由受到排斥，——自由的存在注定要成为泡影，而不自由究竟在什么领域内占绝对统治地位，将取决于纯粹的偶然性。不自由成为常规，而自由成为反常的例外，成为偶然和任性的事情。”[126]也正是不断强化的书报检查和意识形态的强求一致，使得许多无法倾诉自己心声的苏联知识分子重新步19世纪他们前辈的后尘，走上用“自己创作自己发行的手稿方法”去传播自己思想的途径，只不过他们所使用的工具比前辈有了很大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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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斯捷尔纳克得知，А.金兹伯格因为在私下出版物上刊载阿赫玛托娃诗集《安魂曲》而被逮捕的消息后，他无可奈何地抱怨道：“连初学写作者一类的大学生的笔记都不能通过……这就是‘私下出版物’的曙光，这就是连接俄罗斯文学的未来与其英雄的过去的生命线。”[127]持不同政见者民主社会主义派代表人罗·麦德维杰夫认为，私下出版物既然所涉及的是作者的信念和主张，又不是行动，政府就不应该采用政治高压的政策。强化书刊检查制止不了私下出版物的出现和流传。“对出版自由的各种禁令与限制，不仅妨碍而且歪曲了未经检查的出版物的流通，而且将导致它们背离马克思主义，败坏马克思主义声誉，因为现今许多检查机关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在那里自行其是。”[128]他还进一步论述到，书报检查者对所谓“言论自由”的畏惧，流露出的不是一般地对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畏惧，而恰恰是对说真话和写真实的恐惧。然而，每个人内心真实的流露和真理是不可能被检查官限制住的，高压政策可能一时使人们不去发表自己的见解，但它毕竟经受不住时间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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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私下出版物发展的历程，早期的私下出版物主要是被禁止的诗人的诗集，斯大林时代遭受迫害的一些人的回忆录，各种类型的公开信、请愿书等，而从60年代后期开始，持不同政见者的各种政治纲领和政论性文章成为私下出版物的重要内容。而70年代中期以来各个民族共和国和各种维护权利组织的情况在私下出版物中占据了很大的部分，大量有关论述社会问题的文集在各地流行。私下出版物的广泛传播不仅打破了苏联党和国家垄断信息，意识形态高度统一性的局面，许多志同道合者聚集在一起阅读私下出版物的方式改变了斯大林时代遗留下来的人人自危，人们之间很少交往的社会风气，而且，私下出版物还使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追求的政治民主、公开性、言论自由、保障宪法赋予公民权利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为80年代的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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