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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萨哈罗夫的迫害就是政治上施加压力的最具代表的案例。1968年，当萨哈罗夫《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思想自由的思考》一文开始在私下出版物上刊发，并且在西方广为传播后，尤其是萨哈罗夫明确反对政府镇压支持“布拉格之春”的知识分子的游行后，他就被禁止参与原子能实验计划了。1970年萨哈罗夫等人创建苏联人权委员会后，政府加大了对萨哈罗夫的政治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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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9月6日，苏共中央书记处通过了“关于萨哈罗夫反社会的活动”的长篇通报，并很快传达到全国各地和各个行业，从此，苏联掀起大规模批判萨哈罗夫的高潮。在政府压力下，40位苏联科学院院士发表公开信批判萨哈罗夫，“萨哈罗夫近年来不再积极参与科学工作，并发表一系列关于苏联政府及内外政策的声明……萨哈罗夫的言论已经沦为帝国主义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具。”[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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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0月初，当萨哈罗夫因为要求民主、自由和人权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后，苏联政府再一次掀起写信和发表文章批判萨哈罗夫的浪潮。安德罗波夫亲自批准一份有关“揭露授予萨哈罗夫诺贝尔和平奖政治背景的联合行动措施”的文件，要求克格勃在国外加紧散布西方授予萨哈罗夫和平奖是干涉苏联内政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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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初，由于萨哈罗夫公开反对苏联出兵阿富汗，苏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专门讨论了萨哈罗夫的问题，决定将其流放到不向外国记者开放的高尔基市。直到1986年底，戈尔巴乔夫才允许他重回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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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捕审判和关押是政府惩罚持不同政见者最常用的另一种方法，尤其是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初期，国家安全委员会更希望通过这一措施起到震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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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9月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逮捕了在国外发表文章的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12月5日莫斯科普希金广场发生了苏联有史以来第一次“要求公开审判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请尊重苏联宪法”的示威游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米恰斯内12月11日在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宣称：“12月5日的游行是政治上有害的反苏行为，事情有时发展到这样的关头。例如在莫斯科，一些青年人走上街头散发所谓的‘告公民宣言书’；一些小组在广场上喊出了煽动性的口号。形式上讲这些活动没有犯罪成分，但不果断制止这些过激行为，可能产生追究刑事责任的局势。”[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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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出于这种考虑，1966年2月对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进行审判，分别判处二人7年和5年徒刑。1967年又因为编辑并在西方出版有关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案件诉讼材料《白皮书》，逮捕审判了А.金兹伯格、加兰斯科夫、薇拉·拉什科娃和多勃罗沃里斯基。而后又逮捕并审判了发起声援支持А.金兹伯格等人的Л.鲍戈拉兹和П.李维诺夫，以及反对苏联镇压捷克“布拉格之春”而游行示威的人。这样每一次逮捕审判持不同政见者总会激起新的一轮抗议，引发更大的、更广泛的社会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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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哲学家在给苏共中央的信中写道：“苏维埃国家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作家因撰写和出版（在国内外）反苏维埃、反国家的文艺作品，被控从事反苏维埃、反国家的活动而遭到逮捕和公开审判的情况……此外，就我们所知，在沙皇俄国的历史上和欧、美、亚、非各洲的近现代历史上，也从未有过因在本国或国外撰写和出版反国家的文艺作品，被控从事反国家活动，而遭到逮捕和公开审讯的情况。”[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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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最成功的一次审判，效果其实也并不像它所想象的那么好。1972年国家安全委员会逮捕了雅基尔和克拉辛，雅基尔曾经被苏联监狱长期关押，其父是著名的苏联基辅军区司令雅基尔，死于斯大林的大清洗，当时持不同政见者对他的期望很大。然而，二人在克格勃种种压力下屈服了，他们不仅承认自己有罪，而且供出了近60名持不同政见者和《时事纪事》的一些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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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夏天，国家安全委员会终于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有西方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在这次招待会上，被告都像斯大林时代那样承认自己有罪，并呼吁其他持不同政见者放弃行动。为了这场表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亲自出马，威胁利诱雅基尔和克拉辛，让他们在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配合克格勃工作。据后来移居西方的克拉辛在其自白书《法庭》中透露：安德罗波夫要求他们“是否考虑一下在记者招待会上在外国记者面前讲讲话？他们写了多少关于你们案件的谎言。应该洗一洗他们的脑子。要让西方知道，你们在法庭上讲的话不是被迫的，而是自愿的。只是不要以为，我是在收买你们”。[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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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这场戏一切进展都很顺利，克格勃的目的达到了，苏联的报刊也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和报道，但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很少有人相信雅基尔和克拉辛的悔过是真诚的，大家都看到了他们二人和政府在道德与政治上的肮脏性，甚至有人怀疑他们二人本来就是克格勃的间谍。此后，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被削弱了，参加的人数明显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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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精神病院和驱逐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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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精神病迫害持不同政见者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历史上最为丑恶的一幕，它的做法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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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把一些对政府不满或者是一些对社会没有危害但是想法不切合实际的人，直接宣布为精神病患者，不顾本人和家属的反对强行关入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从而迫使受害者放弃自己的想法，保持沉默，不去进行所谓的反社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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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先把某些要迫害的人逮捕，宣布他们违反了《俄罗斯联邦刑法》第70条（反苏鼓动和宣传）或第190条的规定（诋毁苏维埃国家和制度；扰乱社会秩序；不服从国家管理人员），而后由法院起诉并立即进行精神病学鉴定。通过精神病鉴定宣布该人为无责任能力的人，这样法庭就可以在被告人缺席的情况下进行不公开审理，判决将其送入精神病医院强行治疗，从而，避免以前多次政治案件审判中所面临的被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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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军退役少将格里戈连柯案件就是一个典型事例。格里戈连柯曾在第18集团军服役，1964年因为组织“为恢复列宁主义而斗争联盟”被关入精神病医院。1965年出院后，格里戈连柯以搬运工为生，拒绝领取战士养老金，并成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主要人物。他不仅积极支持克里米亚鞑靼人返回家园的斗争，而且，还筹划成立人权组织。1969年4月安德罗波夫在给苏共中央的通报中说：“反社会行为的策划者格里戈连柯和克拉辛继续寻找可能的途径，激活持不同政见者的破坏活动并想扩大参加者的人数。在开始阶段他们想在知识分子中间散布必须建立维护权利协会的思想。该协会设想的任务是对苏联内务部监狱管理总局的行为进行监督并保证法庭公开审判政治案件……格里戈连柯和克拉辛积极筹备协会成立事项并向有关部门递交了批准成立上述协会的申请书。他们还没有等到答复，就向社会各界宣布在莫斯科、基辅、列宁格勒成立‘组委会’的消息。”[145]正是为此，1969年5月7日格里戈连柯在塔什干被捕，谢尔比茨基法医研究所对他进行了检查，并宣布其为精神错乱症，送往专门的神经病医院接受“治疗”。后经劝说到美国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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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麦德维杰夫因为在国外出版了几本有关批判李森科的书，并对苏联生物学发展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1970年5月29日就被从奥布宁斯克市家里强行抓到卡卢加精神病院，准备对其进行强制治疗。主治医师利甫希茨认为若·麦德维杰夫有二重人格现象，“他是个生物学家，可同时他又总是做许多和他的直接责任完全无关的事情。再说，他总是对某些事情感到不满，总想对某些事情进行斗争。”[146]但由于国内外著名科学家和文化界人士的强烈抗议，20天后若·麦德维杰夫被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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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逐出境乃是政府制裁持不同政见者的另一措施。70年代中期，尤其是在“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谈判期间，苏联开始迫使大量持不同政见者伴随着犹太人移民潮流亡西方。马克西莫夫、戈尔巴涅夫斯卡娅、阿马利里克、金兹伯格、西尼亚夫斯基、图尔钦、布科夫斯基、格里戈连柯、若·麦德维杰夫等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都移居西方，以至于在西方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远远多于苏联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对于一些不愿离开祖国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苏联政府甚至不惜采取驱逐出境的办法，强行将其递解出国，索尔仁尼琴就是这样被赶出苏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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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执政后不久，就开始了对索尔仁尼琴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批评。1969年因为在国外出版长篇小说《癌病房》[147]和《第一圈》[148]，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开除了索尔仁尼琴的会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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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0月初，当索尔仁尼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公布后，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始积极介入对索尔仁尼琴问题的处理，并准备在他出国领奖时将其驱逐出境。然而，索尔仁尼琴却决定不出国领奖，打乱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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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苏共中央政治局几次开会讨论索尔仁尼琴问题，但都没有作出明确结论。1973年秋天，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列宁格勒搜查到《古拉格群岛》[149]一书的大批手稿，当时国外报纸也不断报道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一书将要在国外出版的情况。同时，索尔仁尼琴则频繁会见西方记者，介绍《古拉格群岛》一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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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2月1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批准国家安全委员会驱逐索尔仁尼琴的建议，12月14日《真理报》和《消息报》同时刊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剥夺索尔仁尼琴苏联国籍和驱逐出境的命令”，宣布“由于索尔仁尼琴系统地从事与苏联公民身份不相符合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已经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造成危害，根据1938年8月19日通过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国籍法》第7条规定，兹决定剥夺索尔仁尼琴苏联国籍并将其驱逐出境。”[150]随后，索尔仁尼琴被押解登上前往法兰克福的航班，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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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苏联政府对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政策和措施是一贯的，那就是一方面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千方百计削弱持不同政见者产生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就是进行思想斗争，即采取各种措施去压制和打击这些给社会主义制度抹黑的人，包括政治上施加各种压力、监督劳动、逮捕审判、关押判刑，甚至不惜采取精神病疗法和驱逐出境的方法来打压持不同政见者。在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前期政府更倾向于公开镇压，1956～1980年因为从事反苏宣传与散布“攻击苏联国家与社会制度的故意造谣诽谤罪行”而被判刑的人数统计，可以看出这一趋势。“1956～1960年因政治原因而被判罪的苏联公民共有4676人。1961～1965年被判罪的为1072人。1966年为48人，1967年为103人，1968年为129人，1969年为195人，1970年为204人。1976～1980年总共为347人。”[151]当然，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材料所公布的数字可能与实际的持不同政见者人数有很大的出入，因为许多持不同政见者是按刑法一般条款审判的，而且，被判处送精神病院或驱逐出国的持不同政见者远不都是经过法律手续的。此外，许多持不同政见者是通过行政、党或别的渠道施加压制的形式处理的。但是，通过这一材料最起码能够说明70年代以来，政府尽量减少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公开审判，而采取其他各种方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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