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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勃列日涅夫认为，新技术革命的进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要求进一步改善社会主义大家庭在国际范围内的分工、生产专业和协作。因此，勃列日涅夫把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国际分工”看作新科学技术革命形势下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时代要求”，要求在新的形势下“更要利用兄弟国家合作的优越性”。勃列日涅夫在布拉迪斯拉发的群众大会上说：“生活越来越坚决地向我们各个国家提出发展和改善社会主义国际分工的任务。我们各国拥有不同的自然资源，不同的生产能力，运用集体过去所创造的一切后备力量有助于更顺利地解决每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所面临的任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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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欧法、意、联邦德国、比、荷、卢等六国在原有联营的基础上筹建“欧洲共同体”的刺激下，勃列日涅夫提出了“社会主义共同体”的口号。1965年9月，勃列日涅夫甚至说，“社会主义共同体”早就建立起来了，勃列日涅夫说：“生产力发展水平越高，越需要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范围内改善分工、生产的专业化和协作。这些过程已经在社会主义共同体中进行着，而且大家知道，进行得不坏。经济互助委员会积累了大量的有益的经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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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还提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经济，是一个“国际合作共同体”，苏联理应把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国际分工，作为自己注意的中心。为此，勃列日涅夫要求东欧各国“对华沙条约坚定不移的忠诚”。勃列日涅夫将社会主义大家庭国际分工的优越性概括为：“实行更加广泛的社会主义国际分工、生产协作化和专业化，可以更加有效得多地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更加迅速地发展我们各国的国民经济，争取在同资本主义的竞赛中获得新的成就。”[7]勃列日涅夫进而把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国际分工、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化，看作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规律”。[8]苏共二十五大的决议还指出，实行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意味着“共同开发自然资源以供共同的需要，共同建设大型工业综合体以满足所有参加者的需要，为我们这些国家的企业和整个工业部门之间在今后许多年里的协作制定规划”。[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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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勃列日涅夫认为，在当前的新形势下，国际主义越来越成为检验各国共产党是否忠诚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可靠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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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几乎是“国际主义”不离口的，他要求东欧各国的“国际主义”是什么呢？1966年11月15日，勃列日涅夫在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有一个稍为明白一些的解释。勃列日涅夫说：在这里，在你们的代表大会上，不能不说一下，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应当制定出把每个国家的民族利益同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正确结合起来的政策。“现在，当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成为决定人类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认为，自己最主要的职责是不倦地关心和提高它联合起来的威力，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协调它们的行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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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勃列日涅夫还要求华沙条约组织在保障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安全方面，实现最紧密的配合；在军事政治合作的同时，在经济方面也必须紧密合作。勃列日涅夫甚至傲然地宣布：“我们不能，也永远不会对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对世界上整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抱漠不关心的态度。”[11]勃列日涅夫这是明白地宣布，要以苏联的武装力量来保障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安全”，并把这作为苏联履行“国际主义”的最高义务。勃列日涅夫对此还作了一个补充：“当然，向兄弟国家提供军事援助以消除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威胁，这样的行动是一种非常的、迫不得已的措施。只有国内外社会主义的敌人的直接行动，只有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造成威胁的行动，才会导致采取那样的措施。”[12]这一补充，恰好把勃列日涅夫的意思表现得更加暴露，即只要苏联认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共同利益受到威胁时，就可以采取直接的军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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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武装入侵和占领，就是在“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指导下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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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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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冷战格局下的东欧及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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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主义”实际上是在冷战进入60年代的新形势下，苏联领导人对“两个阵营”、“两个平行市场”理论的新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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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后半期，整个世界一直处在东西方冷战对峙的格局之下。冷战格局的形成与20世纪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分不开的。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的意识形态，是冷战格局得以形成的前提，但是冷战格局的出现并不是社会主义实践的直接结果，冷战也不是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出现而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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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告诉人们冷战格局的出现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从苏联一方来说就是：苏联确立了斯大林模式，综合国力强大到一定程度，即能够牢牢地控制东欧和其他周边国家，形成以苏联为核心的集团，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两个阵营”、“两个平行市场”理论。只有到这时，也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出现了冷战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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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年代的国际格局基本上是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对抗，而东欧自始至终都在冷战格局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东欧之所以成为1947年以后的东欧，本身就是冷战的结果。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1947年以后的东欧，冷战格局也就不存在了。1958年，戴高乐出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之后，冲破美国的限制，发展自己独立的核力量。1966年，法国宣布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一体化，美国也只好听之任之。相比之下，在华沙条约组织内，苏联是绝对不能容许东欧国家出现任何离心倾向的，更不必说类似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这样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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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各国成为冷战格局中的特殊地盘，并不是东欧各国历史发展的逻辑结果，而是被苏联强行拉进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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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东欧各国在纷纷复国和独立的同时，共产党也先后成立，开始了各自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东欧各国的国情和历史传统有着很大差异，各国共产党的命运也各不相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东欧各国有的被德国法西斯直接占领，有的成为它的附庸。东欧各国共产党加入了反法西斯同盟，成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力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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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共同为反法西斯斗争做出贡献，致力于本国的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一起，成立了民主联合政府，共同当政；东欧各国都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对于东欧各国的发展方向问题，无论是在战争期间或者是战后初期，斯大林都不止一次地承诺：尊重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更不要求学习苏联的经验，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和国情。1945年底，捷共中央主席哥特瓦尔德在一次捷共党员干部会上作报告时也说：“不是要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在苏联取得胜利以后形势又有了变化。再说，我们的传统和需要也不同于苏联。一天，我走在莫斯科的一条大街上掉了一只鞋后跟，但我找不到修鞋的鞋匠，因为在苏联所有手工业者被消灭了。……我们为什么要去消灭我国大批的小手工业者呢？让他们继续工作要好得多。”捷共中央领导人也一再向参加民族阵线联合政府的其他政党表示：“我们绝不成立集体农庄！我们实行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了农民！全部事情就是这样。”“我们是反对一党制，反对书报检查制度的。你们每个人都看得见，我们的一切都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的。”[13]1946年，捷克举行战后第一次选举，共产党在捷克地区得票为40%，在斯洛伐克地区得票为15%；在全国得票为38%。基于这种现实情况，无论是哥特瓦尔德还是捷共的其他领导人，都真诚地努力在《科希策纲领》[14]的基础上，从捷克历史传统和具体国情出发，“按自己的道路，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捷克斯洛伐克政策”，走向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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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这种祥和的发展局面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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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美苏对抗的冷战开始了。接着，潜伏着的苏南矛盾很快浮出水面，终于导致1948年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将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局。国际局势风云突变，苏联以军事力量为后盾，指挥东欧各国共产党发动了一场普遍的暴力夺权运动。从此，东欧各国被强制移植斯大林模式：或者像苏联一样直接实行一党专制，或者在形式上保留多党制，而实际上还是共产党独掌政权；消灭了发育到不同程度的市场经济，实行统一的计划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上一律贯彻优先发展重工业，推动农业集体化。东欧各国在1948年前后的“第二次夺权运动”，表面看是东欧各国共产党的胜利，实际上是东欧各国党付出了独立自主的代价，把党和国家的命运完全和苏联绑在一起。东欧国家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磨难，原以为在消灭了法西斯国家以后，可以走上真正独立、民主的发展道路，但历史又一次出现曲折，东欧民族解放、人民民主的发展再次被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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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格局育造了东欧，东欧则是冷战的受害者，为冷战承受了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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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格局下的苏美对抗，就苏联来说，虽然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后，军事力量、特别是陆军力量已大大膨胀起来，并在欧洲占据有利的战略态势，足以和美国抗衡；但是，就综合国力而论，苏联则远远比不上美国。从综合实力来说，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远远超过了苏联统率的华沙条约组织。1954年，联邦德国加入北约后，北约有15个成员国，土地总面积约2217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53900万。1955年华沙条约签订时，拥有8个成员国，土地总面积为2342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32260万。就是说，北约和华沙相比较，土地的面积相当，人口超过华约的60%，而国民生产总值则高出华约3倍。从地域上说，北约的15个成员国家，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发祥地和心脏地带，是近代以来世界的先进地区。那么，在综合实力相差悬殊的条件下，苏联统率的华约集团能够和美国统率的北约集团抗衡，靠的是什么呢？或者说，是什么因素使得苏联统率的华约集团在综合实力方面的明显劣势得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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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和华约集团弥补自身综合实力不足的是政治因素。首先是斯大林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优先发展重工业，实际上是优先发展军事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使得苏联及其华约集团虽然在综合实力上落后，但在发展军事工业和国防军事拨款方面，能够和美国及北约集团竞赛。其次，华约组织是一个以苏联为核心的跨国界紧密型综合体，它不仅是一个国际军事同盟集团，更是一个内向性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意识形态一体化的紧密实体。在这方面，华沙条约可以说是不同于任何国际同盟条约。勃列日涅夫提出的“勃列日涅夫主义”，正是华沙条约组织这种特性的“理论”升华。华沙条约在政治方面的这些特点，在一定时段里能发挥出实际效能，弥补它在和北约抗衡中的综合实力的不足。但是，从长远来说，也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华沙条约集团在冷战对抗中最终失败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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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和华约集团在冷战对抗中最终失败，是20世纪50～6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发展一系列因素的结果。其中，1956年纳吉在匈牙利的改革，虽然十分短暂，毕竟是对冷战格局的挑战。1968年杜布切克在捷克的改革，明确地表示要摆脱苏联的控制，无疑也是对冷战格局的冲击。苏联纠集华约其他国家，出兵镇压“布拉格之春”，说明苏联除了出动军队之外，其他措施已难以维护华约的整体性了。在这前后，苏联凭借已经积累起来的财富和科技资本，乘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里无力他顾之机，在核军备竞赛上取得某些单项的优势，达到自己在霸权主义道路上的巅峰状态。同时，苏联以武力镇压了“布拉格之春”，强化对东欧的军事控制，对美国和北约集团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势。但是，巅峰状态往往是下滑的开始，70年代成为苏联盛极而衰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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