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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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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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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东正教在苏维埃政权下的坎坷经历发人深思。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能够对苏维埃时期俄罗斯东正教的发展做出如下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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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俄国政教关系的弊端是东正教会经受磨难的一个主要根源。拜占庭留给东正教世界的一个重要遗产是政教关系紧密交织。俄罗斯从拜占庭继承了这份遗产，并且在自己的历史进程中将其发扬光大。旧俄时期，东正教会与国家政权之间根本利益一致，双方相互维护，紧密配合，东正教会成为国家的一种政治工具。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国家政权被推翻，东正教会就将不可避免地惨遭同样的厄运。俄罗斯东正教会在苏维埃时期的命运变迁便是一个例证。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沙皇专制制度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无产阶级专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推行了一种与旧俄时期完全不同的政策——政教分离政策。由于俄罗斯东正教与沙皇专制制度密不可分，在苏维埃政权同旧体制作斗争的过程中，矛头必然指向东正教会。因此，苏维埃时期的政教分离并不是真正的双方互不干涉，而是政权对教会的专政。俄罗斯东正教会所受的劫难主要与其政治色彩过浓有关。此外，长期的政教交织模式使俄罗斯东正教会养成了依赖国家政权的习惯。这样，在每一次社会动荡之后，东正教会就要调整自己，以便适应新政权并证实自己的忠实与顺从。由于苏维埃政权与俄罗斯东正教会在政治见解上存在重大分歧，甚至相抵牾，在适应苏维埃政权的过程中，俄罗斯东正教会经常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为了寻找到摆脱困境的出路，俄罗斯东正教会将过多的精力放在调整与苏维埃政权的关系上，其社会道德功能几乎丧失殆尽。因而，教会人士在民众中失去了威信，东正教对民众的道德伦理影响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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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东正教精神文化的发展走入低谷。苏维埃政权自建立之日起，就不断加强无神论宣传，对东正教神学和哲学等所谓的“唯心主义”文化嗤之以鼻。国家允许东正教会出版的书刊数量有限，内容也不得与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相抵触。因此，在俄罗斯东正教所属的教堂、修道院和神学院校中，宗教读物内容简单，关于东正教哲学和神学思想的作品几乎不见。在苏联国内，重视东正教伦理道德观、价值观和神学思想的是俄罗斯传统的民间东正教派——旧礼仪派和苏维埃政治环境下产生的东正教地下教会。然而，这些东正教组织在苏维埃时期均一直处于半地下状态，它们的活动受到限制，它们的读物严格为政府和官方教会所监督。这些作品在民间只能秘密流传，影响很小。在苏维埃体制下，无论是东正教的官方教会，还是各类民间和地下东正教组织，都在为保留自己的生存权而努力，无暇顾及东正教精神文化的发展。因此，整个20世纪，俄罗斯东正教神学和哲学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直到今天，俄罗斯国内的东正教神学也无法同俄罗斯侨民东正教神学相提并论。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主体部分是卡尔洛瓦茨派。然而，该宗教派别“过于关心政治和民族主义，而不注重神学辩论”。[62]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最注重的是同苏维埃政权和东正教官方教会作斗争，竭力宣传俄国专制制度的永恒性，根本不关心东正教文化遗产的弘扬与发展。在对东正教文化做出巨大贡献的俄侨思想家中，没有一个人属于卡尔洛瓦茨派。可见，苏维埃时期是俄罗斯东正教文化史上一个低潮和暗淡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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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东正教在无神论时期并没有消亡。俄罗斯的20世纪是一个颇具动态性和充满矛盾性的历史阶段，世纪初建立起来的苏维埃体制到世纪末骤然瓦解。俄罗斯东正教的发展也不例外。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仍普遍认为，随着苏联无神论宣传的深得人心，东正教作为一种旧思想的残余，在苏联国民心目中已不复存在。然而，此后短短几年时间，东正教却以不可阻挡的势头在俄罗斯骤然复兴。到苏联解体前夕，俄罗斯联邦已有近一半的公民宣称自己是东正教徒。如何来解释这一悖论现象呢？根本原因在于，东正教在苏维埃时期事实上并没有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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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俄罗斯东正教各派教徒在苏维埃政权下顽强地生存下来。对于多数东正教徒来说，俄罗斯东正教在苏维埃时期的发展史几乎是一部血泪史。不论是官方东正教、民间和地下东正教，还是俄罗斯境外东正教，都屡遭苏维埃政权的限制、排挤、镇压，甚至迫害。然而，在艰难的环境下，俄罗斯东正教各派教徒却依然顽强地生存下来。作为官方教会的俄罗斯东正教会通过调整自己、迎合和顺从苏维埃政权等方式来为自己争取存在空间；地下教会和民间东正教采取躲避政府的方式秘密发展；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则利用公开对峙和斗争等手段与苏维埃政权展开势力范围争夺。苏联官方公布的东正教徒数字通常只指俄罗斯官方教会怀抱中的教徒数量。实际上，苏联境内外一直生活着一大批不为官方承认的“隐形”东正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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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苏维埃时期国家对待东正教的态度也不是一味地打压。例如，卫国战争时期，斯大林亲自接见东正教最高领导层，国家试图利用东正教来调动国民的爱国热情；冷战时期，苏联为扩大自己在基督教世界的影响而鼓励官方教会的发展；等等。国家每一次给予的短暂宽松环境都客观上为东正教的发展带来了动力。相应地，东正教的规模也有所扩大。所以，整个苏维埃时期，俄罗斯东正教的发展态势可谓起伏跌宕。既有因受排挤而萎缩的状态，也有因政策放松而相对繁荣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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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时期，俄罗斯东正教的文化中心全部在苏联境外。在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中，西欧派（叶夫洛基派）是俄罗斯20世纪东正教文化的主要载体。20世纪20年代由俄罗斯东正教侨民在法国创办的圣谢尔吉东正教神学院是俄罗斯东正教神学和哲学思想家活动的中心。这里的思想家们（如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和弗兰克等）以其卓越的神学成就奠定了俄罗斯东正教神学的巴黎学派。40年代末，一批生活在欧洲的俄罗斯东正教思想家，如弗洛罗夫斯基、洛斯基和梅延多夫等，移民美国。在那里，他们创办了以圣弗拉基米尔东正教神学院（Свято-Владимирский православный богословский семинар）为中心的俄罗斯东正教神学美国学派。苏联末期，在东正教复兴的过程中，这些思想家的作品纷纷在俄罗斯再版。对于饱受精神饥渴的苏联国民来说，这些思想宏著无疑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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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戈尔巴乔夫全方位改革的启动，国家对宗教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一时间，官方东正教会可以公开地宣传自己的主张，民间东正教和地下东正教由“隐形”急剧转为“显形”，境外东正教会也开始在苏联境内建立自己的教区，传播自己的神学思想。这些现象综合在一起，构成了苏联末期前所未有的东正教复兴局面。总之，没有苏联时期东正教各派教徒的存在，就不会有当代俄罗斯东正教的真正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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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该称谓与下文中的“东正教官方教会”为同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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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Смолич И.К.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церкви，том 8，часть 1，Мосва：Спасо-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ого Валаамского монастыря，1996，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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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教会与国家分离和学校与教会分离》的法令（1918年1月23日人民委员会令）第3、12条，参见乐峰《东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303、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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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Пласкин Р.Ю. Крах церковной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и，1917-1923 гг.，Москва：Наука，1968，с.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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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百科辞典《俄罗斯文化世界》，莫斯科，1997，第5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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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езидиума ВЦИК “об изъятии церковных ценностей для реализации на помощь голодающих”，Покровский Н. Н. Архивы Кремля，Политбюро и церковь 1922-1925 гг.，книга，2，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1998，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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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Свобод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Википедия，参见网页http：//ru.wikipedia.org/wiki中的“Обновленчество”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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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赫克：《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学林出版社，1999，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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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Штриккер Г.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советское время （1917-1991），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 по истории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 и церковью，книга 1，Москва：ПРОПИЛЕИ，1995，с.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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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乐峰：《东正教史》，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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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Штриккер Г.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советское время （1917-1991），с.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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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Чумаченко Т. Государство，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верующие，1941-1961 гг. Москва：“АИРО-ХХ”，1999，стр.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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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Шкаровский М.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при Сталине и Хрущеве，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 《Грааль》，1996，с.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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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Шкаровский М.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1943-1957 гг.//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5，№8，с.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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