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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理论的活力，在革命过程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十月革命前夕，列宁给党制定的最近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给人民以“土地、自由和面包”。在这一正确的理论和纲领基础上，党迅速发展壮大，并一举夺取政权。1917年二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党只有2.3万人，经过半年多一点，十月革命时就发展到23万～24万人。1917年4～5月间，在其他政党看来，布尔什维克党要夺取政权，简直像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可是，仅仅过了半年时间，这个党以其符合人民群众利益和愿望的方针政策，极大地动员并吸引他们站到了自己一边，因而竟真的取得了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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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理论的这种活力，在取得政权后的一个时期也生动地表现了出来。国内战争中不得已而推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本来是犯了许多错误，严重侵害了人民利益的。但列宁没有贻误时机，适时发现并较快作了纠正。内战刚一结束，列宁就不失时机地迅速过渡到了“新经济政策”，并提出工作重点的转移，从大规模阶级斗争转向“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1]布哈林这时还提出，在苏维埃国家结束战争、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以后，阶级斗争是逐渐趋向缓和的。[2]这些思想理论符合当时社会的客观实际，满足了社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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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对待文化遗产和知识分子政策上重视克服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左”的思潮和倾向。列宁强调“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3]他对资本主义达到的全部文化成就，包括其经济管理经验，给予高度评价，主张加以吸取和应用。列宁主张团结、争取、使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同他对待过去文化遗产的态度相联系的。因为知识分子是文化的载体，要取得过去的文化，就必须使用现有的知识分子。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可能获得良好的现代教育，也不可能造就自己本阶级的知识分子，因此，他认为无产阶级除了“资本主义昨天留给我们的材料”——旧知识分子和专家外，没有别的材料可供立即用来建设社会主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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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认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他们“不是剥削者的仆役，而是文化工作者”。他们既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推进了科学文化事业，会给资产阶级服务，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会给无产阶级服务。[5]关键在于，要对他们采取耐心谨慎的、讲究分寸的态度，主要以说服教育的方法，“改造他们，重新陶冶和重新教育他们，——正像应当在长期斗争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重新教育无产者自己一样。”[6]在这里，列宁显然把知识分子同剥削者，同资产阶级相区分，将他们看作“文化工作者”；在谈到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和“重新教育”时，也是同对“无产者自己”的“改造”、“教育”同样看待的。但列宁的思想也有不太连贯甚至有时是前后矛盾之处。[7]当他看到知识分子同苏维埃政权不太合作甚至进行对抗时，又把他们看作“资产阶级”。不过，总体上列宁是大胆使用知识分子的，包括在激烈阶级对抗时期对沙俄时代军事专家的使用。他也在生活待遇上关心知识分子，建立专门机构，负责妥善安置他们，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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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俄国社会上存在着较强的反智主义，即轻薄知识分子的情绪，这是从民粹主义和其他极左思潮中表现出来的，也是俄国经济文化落后的一种表现；同时，也与俄国是一个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而小生产者思想狭隘，容易把他们所受地主、资本家的沉重压迫也归罪、迁怒于为剥削者服务的知识分子这一情况有关。这种情绪也严重影响到无产阶级，波及布尔什维克党内。“军事反对派”反对使用军事专家，人所共知；“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也鼓吹排挤、打击知识分子，他们是极左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积极支持者。这样，党内外的极左思潮就干扰了列宁的知识分子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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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列宁对社会上和党内的极左思潮进行了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斗争。总的来说，列宁的知识分子政策在我们所讲的这个时期得到了执行和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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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面谈到的以外，布尔什维克党这个时期在文化理论和文化政策上也较符合客观实际，比较符合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较能满足文化发展所需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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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提出，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是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的阶级，在旧社会不可能享有文化。这决定了无产阶级的文化落后状况。因此，布哈林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怀抱里，无产阶级首先是“作为一种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成熟起来，但决不是作为一种文化力量成熟起来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时通过自己的斗争，虽夺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无可争议的领导权，但这是指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权，在艺术、科学领域，却不能说无产阶级已成熟到了可以掌握领导权的地步。[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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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十月革命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在文化领域持续不断地进行了反对极“左”倾向的斗争。先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派”，接着是在20年代中后期反对“拉普”（“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简称）思潮。因为这些派别不遗余力地鼓吹“无产阶级文化”，主张抛弃过去时代的和资产阶级的文化，打击非无产阶级出身的文化人，迫不及待地要求夺取文化领域的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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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批判左倾文化派别时说：“当我们高谈无产阶级文化及其与资产阶级文化的关系时，事实提供的数字向我们表明，在我国就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状况也是很差的。”[9]又说，如果不提高和改善教师的地位，“就谈不上任何文化，既谈不上无产阶级文化，甚至也谈不上资产阶级文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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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发展的必然结果”。“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并对它们加以吸收和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11]他的无产阶级文化发展观就是，没有过去时代的文化，没有资产阶级的文化，不对它们加以全部了解，就不能创造无产阶级文化。特别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文化极端低下的时候，首要的是学习读书写字，掌握一般文化知识，包括资产阶级文化，否则，是谈不上无产阶级文化的。所以，列宁对当时一心要创造“无产阶级文化”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派”，进行了尖锐的、持续不断的批判和斗争。列宁告诫青年说，你们不能从批判旧学校偏重书本知识，“就得出结论说，不掌握人类积累起来的知识就能成为共产主义者，那你们就犯了极大的错误”。[12]从这里可以看出，列宁主张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积极文化成果，他对过去时代的和资产阶级的文化是持比较包容和宽容态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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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这一方针政策，充分体现在由列宁奠基、布哈林主持制定的俄共（布）中央1925年《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决议中。这个决议无论在苏联思想文化史上还是在国际社会主义文化运动史上，都是一个少有的绝好的文件。它的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方面，它实质上规定了俄共（布）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总路线和总方针，构成了当时俄共（布）思想文化体制的理论框架，奠定了苏联20年代思想文化模式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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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决议首先对过渡时期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在一定程度上趋向缓和的总趋势作了正确的阐述，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得政权以前煽起阶级斗争，实行把整个社会推翻的路线”，“而在自己专政时期则把和平组织工作提到第一位”。[13]这就是布哈林所说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应该“实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阶级斗争的政策”。[14]关于过渡时期的阶级关系，“决议”指出，无产阶级同农民的关系，是“和睦共处，慢慢地改造他们”；同资产阶级是“建立某种程度的合作，慢慢地排挤他们”；对知识分子则使他们“为革命服务，在思想上把他们……从资产阶级那里争取过来”。[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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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决议”对文学艺术的阶级性问题作了切合实际的辩证的阐述。“决议”认为，在阶级社会中虽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中立的艺术，但是“一般艺术的阶级性，尤其是文学的阶级性，其表现形式较之——比方说——在政治方面是更加无限地多种多样”。[16]这实质上是反对当时在文化艺术阶级性问题上普遍存在的一种简单化倾向——动辄给某一作家、作品或文艺现象贴阶级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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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的重点，也是占篇幅最多的，是对党在科学文化特别是文学方面的领导权问题，以及由此决定的党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作了正确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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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党在科学文化方面的领导权问题，“决议”作了审慎而明确的回答。它区分了党在科学文化方面的领导权与党在政治、经济方面领导权的不同特点和不同情况。“决议”指出，科学文化的领导权“是比无产阶级正在解决的其他任务更复杂得不知道多少”：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在于，“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能锻炼自己去进行胜利的革命，能给自己造就战士和领导者这样的人才，并且能给自己造成政治斗争的卓绝的思想武器，但是它当时不可能钻研自然科学问题和技术问题，而且它既是文化上被压迫的阶级，同样也不可能创造自己的文学、自己的特别艺术形式、自己的风格。虽然无产阶级手中现在已经有了衡量任何文学作品的社会政治内容的正确标准，但是它对于艺术形式的一切问题却还没有同样确定的回答”。[17]这就是说，党在政治领域比在文化艺术领域更加成熟；党在政治方面已取得了确定无疑的领导权，而在文化艺术和科学领域虽有取得领导权的“历史权利”——也就是说，在这里获得领导权，“夺取阵地”，“早晚应当成为事实”——但目前还得谨慎从事，目前还没有成熟到取得这种领导权的足够的程度。正是这种情况，决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在文化艺术方面下述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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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对待“同路人”作家的态度问题。“决议”指出，在注意他们分化的同时，应充分估计他们“许多人作为文学技术的熟练‘专家’的重要性”，“应当是周到地和细心地对待他们”；在同他们中间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时，“应当以容忍的态度对待中间的思想形态”。[18]这是十分讲究分寸地对待“同路人”作家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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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待无产阶级作家的态度。“决议”认为，文化艺术方面的领导权“整个是属于工人阶级的”；党应帮助无产阶级作家赢得“领导权的历史权利”，但他们“现在还没有”这种领导权。党应努力帮助他们成长，“支持他们和他们的组织”，“同时也应当用一切手段防止他们中间出现摆共产党员架子这种最有害的现象”，同“那些对旧文化遗产和文学专家的轻率和蔑视的态度作斗争”。[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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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张各文艺集团和流派展开“自由竞赛”。在坚持原则思想斗争的同时，党不仅允许各种艺术派别、团体和流派的存在，“还要对于一切可能而且一定会同无产阶级一起前进的文学集团表示最大周到、慎重和忍耐”，“党决不能偏袒文学形式方面的某一派别而使自己受到束缚”，“主张这方面的各种集团和流派自由竞赛”。[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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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鉴于对文化艺术领导权问题的审慎细密，党在“决议”中特别提出，反对在文艺中进行“专横的和外行的行政干涉的企图”。为此，提出要注意文化艺术界的领导人选，以保证在这里实行“真正正确的、有益的和灵活的领导”。[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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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决议”是以布哈林为首的主管俄共（布）思想文化的主要领导人，以列宁思想为指针，总结十月革命后苏俄文化运动，特别是苏联1922～1925年文学政策大辩论中同极“左”文化思潮作斗争的历史经验，通过较为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发挥集体智慧制定出来的。“决议”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无论在苏联思想文化史上还是在国际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个决议曾在1951年1月28日由中国《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发表，但遗憾的是，这个决议的精神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没有得到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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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决议可以看出，布尔什维克党20年代文化上的方针政策是极为谨慎的，也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决议”能够满足当时文化发展的需要，其思想内容所体现的文化上的包容性、宽容性和文化艺术的多样性，是符合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的。“决议”提出的指导方针，不仅仅限于文学艺术领域，也适应于整个文化科学领域。这样，就为20年代文化科学领域的创造性提供了条件，造成了苏联20年代科学文化和文学艺术的发展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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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客观地说，布尔什维克党在20年代的文化政策上也受到一些因素的局限：一是，当时党内外存在着一股强大的极左文化思潮，一些人对“阶级文化”、无产阶级文化过分张扬，且把“无产阶级阶级文化”理解得过分狭隘，曾发生过否定文化遗产、排挤打击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专家和知识分子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党的文化政策；二是，由于当时阶级斗争的环境，党对“异己的”和“敌对的”意识形态标准掌握得过分苛刻，以致在政治运动中打击了不该打击的科学文化界的大批重量级人物；[22]三是，党内中下层干部和党员的文化水平过分低下，有数字显示，20年代初，俄共受过高等教育的党员不到1%，近63%的党员仅受过初小教育，26%的人仅自修了一些文化。这使贯彻布尔什维克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文化政策大大打了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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